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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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文明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如主轴线、地理障碍等；
影响大陆间文明传播的因素，如孤立程度等；
各大陆的面积和人口。
由于这些环境差异，导致了各大陆进入农业文明的时间顺序和发达程度各不相同。
比如欧亚大陆很早就全面进入了农耕时代，但是澳洲大陆在近代被西方征服前仍然没有农业发生。
居于中间的美洲和非洲，则由于水平相对较低，也逃脱不了被征服或殖民的命运。
这正是由于农业文明的差异，导致落后的一方对病菌的抵抗力、军事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水平都不能很好地发展，以至于在两种文明发生冲突时完全居于下风。
至于人类社会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中告诉我们，”想观察历史的方向，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要看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
”（p161）要论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就必须站在这样的”间谍卫星”的高度。
从这个高度看来，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不能说是决定性的，也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
总的来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自身能力的低下，环境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很多时候往往是关键性的。
由于环境是一个长期变量，在近现代人类历史进入加速发展轨道之后，就相对不那么明显了。
随着人类能力的增长，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消退。
但是环境因素是否已经不重要了呢？
笔者认为下此结论尚且为时过早。
现代科技的进步，”全球帝国”（赫拉利语）的形成，信息时代的来临，确实抹平了很多环境上的差异。
但是以资本主义（市场）为基本逻辑的当代社会，便利性的反面就是比较优势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一点点微小的成本就可能造成全球资本对该地区的放弃，而地理环境因素在当代经济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恐怕还远远不是表面上的那样简单。
（三）
任何带有”决定论”色彩的理论，往往带有宿命的倾向，更有片面的弱点，因而也往往成为他人所攻击的目标。
与环境决定论类似的还有文化决定论、基因决定论等等。
但是环境决定论本身是否就是对手的一种标签化攻击策略？
先把你标签化，使你具备可攻击的狭隘性,然后再狠狠予以攻击。
其实很多思想家或学者只是注意到了或者强调环境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本不应该被狭隘地标签化为"
环境决定论”本书作者也是这样，他的核心观点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前言p15）,”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拥有发明才能的人。
事情恰恰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的条件
（p436））这样的观点和论述当然不能简单粗暴地归于环境决定论，然而恐怕也较难完全摆脱被标签化的命
民以食为天：
论粮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读完此书的另一个体会是：
”民以食为天——古人诚不欺我也！
”
在人类的需求层次中，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
而在生存这个层次中，填饱肚子又是最基本的一个子层，是最最基础的需求。
但是基础的含义往往不是人们所直观感受到的那么简单。
比如粮食，在满足人类填饱肚子之外，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粮食生产技术的差异本身就是环境差异的直接结果。
必须有合适的野生物种，供人们驯化出作物和家畜，人类社会才能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变到农耕社会。
然而，世界上至少有140多种大型食草类野生哺乳动物，最后只有14种被人类驯化成功。
野生植物方面，被驯化的比例就更少了。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发展出了粮食生产，而其他地区大多是从这些地区学习来的。
但是一旦拥有了粮食生产能力，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使得数万年的狩猎采集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粮食生产带来定居生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形成规模更大的社会。
粮食剩余导致食利阶层和专业人士的产生，从而发展出技术、行政组织、文字，甚至还有对流行病菌的抵抗力。
或许，农耕时代的食物是单一而缺乏营养的，农耕时代的农民是更加辛苦终身而无所依傍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当代的一切文明，都是基于粮食这个人类与大自然的中介。
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生理性贫困，农业也被边缘化而逐渐脱离大多数人的视野。
可能以后很多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真切地体会到食不果腹的滋味。
但无论如何，填饱肚子仍旧是人类这种"
动物"
的头等大事。
而我们曾经的和未来的文明，都离不开粮食这一普普通通的物质。
3
语言：
人类社会的活化石
生在南方山区方言繁杂之地，又曾经阴差阳错地修过语言学的课程，因此对于我来说，语言学的相关知识都是既有趣又贴近实际的。
而这本书中，戴蒙德教授关于语言学的精彩论述，又让我禁不住要击节赞赏。
戴蒙德教授自述从小受语言学影响，甚至在取得生理学博士之后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前言p16）。
正是这样的积累，使得他在写作本书时对语言学的成果手到擒来、运用自如。
比如新几内亚语言占全球6000种语言的六分之一，比如中国的四大语族八大方言，比如南岛语系所包含的四个语族有三个在台湾，又比如非洲的五大语系。
资料如此丰富，纵横分析又鞭辟入里，让我对语言学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分。
人类的语言是随着人类的繁衍和迁徙而同步扩散与演化的。
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人类的语言。
人类每个个体的语言，都存在着一定差异。
这个差异的形成，则归于各种历史和环境因素的结果。
但是人类总体的语言，又可以根据语音语法划为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而这种划分的系谱，还有诸多可挖掘利用之处。
比如本书中作者在分析语言的亲属关系时所指出的，语言的起源地会拥有更多更高阶的语支，这是因为语言的流变与时间密切相关。
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扩张如同走马灯一般，除了杀戮之外，原住民被驱赶流放到蛮荒之地，又造成了更边远地区的人口更替。
这种现象的频繁往复，造成了人与土地的断裂。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每个人都不是纯正的原住民血统，语言则更是既受了外来语言的冲击，又在自身内部发生了变化。
但是语言的变化是需要时间的。
只有经历越久远的年代，才能发生更大的变异。
而相对晚近的变异，基本上只产生较低语阶的变化。
正是基于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推断出：
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土著已经非常少的台湾，而不在占领了跨度达大半个地球的那些广阔岛屿上（虽然他们的语言占了南岛语系959种语言中的945种）；
而占非洲最广阔面积的班图语，起源于西部一小块地区。
基因与语言作为跟随人类足迹而占领全球的两大特征，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反向推演出历史的演变进程。
对于语言学来说，词源统计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潘悟云教授曾说过，语言是人类文明活的化石。
潘教授认为他所从事的对各种方言的大数据统计分析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听到还不曾有深刻的领会。
如今看来，确实如此。
4
历史研究的走向：
论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历史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历史爱好者可能会津津乐道于历史的迷人之处，其他人文学科的爱好者估计会不置可否若即若离，科学迷则可能对于历史不屑一顾。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说法虽然是以讹传讹（胡适原话本是针对”实在”这一哲学概念而言的），但是却成为一个广泛流传而且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历史往往被众人当作一
种谈资，而忘记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古训。
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
中国是有着一个优秀史学传统的国家。
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
”太史公不畏权势秉公写史，虽身遭酷刑而不改其志，堪称万世师表。
但是这种精神在后代史家就没落了：
与太史公齐名的司马光，修史却只敢修到前朝；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实录》，后世被多次颠覆重修，反复如儿戏；
清代统治者更是大肆篡改前朝史料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
或许是过早地认识到了文字的巨大魔力，中国历代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作为"
意识形态"
的官方史学，于是正直的史家精神就沦落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
历史是可以被正确认识的，这首先需要的是科学中立的态度。
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只做事实判断，而不作价值判断，正如本书作者一样。
事实判断越多，历史的真相就越近。
而价值判断越多，历史就越来越朦胧。
历史研究应该坚持中立的态度。
历史也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诚然，历史并不能像数学、物理之类的理工类学科一样，用类似于”E=mc?
这样简洁清晰的公式来描述道理，也不能在实验室进行试验。
但是，历史和科学一样，都在做着不断逼近真理的努力，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不足以构成根本性的差别。
历史研究的是更复杂和更广阔的时空，这就注定了它不能用一些简易的方法，而必须寻找更为合适的模式，比如比较法和自然实验法。
另外，当代技术的进步和学科的融合，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作者在这本书中所尝试的，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遗传学、流行病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历史。
正因为历史的博大，所以诸多学科都可以为我所用。
也因为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精确化、大数据化的发展趋势,溢出效应明显，直接对历史等学科有所助益。
历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那样：
”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
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前言p22）。
为了追寻这个价值，我想我们应该在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5
辽阔的星球
家里的地球仪被小朋友不小心碰落而摔断了底座之后，它就一直呆在一个角落里，如今已经积满了灰尘。
但其实不论怎么样，我想我都没有足够认真地观察过它。
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戴蒙德教授，让我再次把目光凝视在这个蓝色的模型上，久久地、细细地察看每个角落。
从新月沃地到安第斯山，从澳洲大陆到新内几亚大岛，从不列颠、日本到新西兰，还有吕宋、爪哇、苏门答腊、马达加斯加这一连串大岛，以及所罗门、斐济、萨摩亚、库克、复活节等等这些数量众多、遥远而迷你的太平洋小岛，无论成片的大陆还是星星点点的岛屿，都开始鲜活起来。
很少外出旅游的人，还是第一次发现孤悬在深深太平洋当中的蕞尔小岛夏威夷居然也有四千多米的高山。
以前只有简单的七大洲、四大洋的概念，不曾细细想过这辽阔的星球是如此的千差万别。
在这千差万别之中，人类的足迹跨越了数万年，跨越了茫茫大洋，却又因为环境的阻隔而进入了各自不同的进化轨迹。
戴蒙德教授还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动态的地球。
冰川时代与当代的差别如此之大，是令我们这些古史门外汉所不曾预料到的。
当今全球变暖，尚未造成海平面哪怕分米级别的上涨。
然而古冰川时代却有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当中，造成了海平面比现在低
数十米。
现在的新几内亚大岛曾经是澳洲大陆的一部分，现在的南海曾经是华南的低地。
曾经沧海是桑田，信乎！
考古学的碳-14测定法则又给了我们一项科普。
原来灰飞烟不灭，只要残存着一点碳，化为灰烬的历史，就仍然被这默默地记忆着年轮的元素记录下来了。
只要后人技术足够高超，就能够准确地识别这历史之时钟。
这个星球虽然辽阔，历史虽然飘渺，却也残存着一丝温情，总有办法能够让后人重温前人的足迹。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二）
长久以来就在思索一个问题。
为什么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类的组织文化、生产力、科学技术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别？
都在地球上混了相同的年头，都是脊索动物们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晚期智人亚种，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在测量技术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很容易将后天的特征当成先天特征，然后进一步把不同民族在技术水平的差别归因于人种原因。
遂”劣等民族”之概念大行其道，终于酿成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惨剧。
战后专家对此概念专门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结果是肯定的，全世界所有现存已知民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先天性智力差距。
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附录中《历史中的民族》一文明确阐述了这个研究结果”遗传上的差异在决定人类各民族间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时是微不足道的。
"
目前此结果已经被较为广泛地接受。
《枪炮、病菌与钢铁》（以下简称《枪》）中也没有把各民族那些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归咎于遗传学上的因素。
这与我自大二上了人类学课以来来的一个信念吻合。
因此《枪》一书的前言中陈述了这个基调时我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了。
既然遗传学上没有显著差别，那么各民族都经历过构木钻燧、刀耕火种的阶段。
为什么同样生活了几千年以后，有的民族有了枪炮，钢铁，还对许多病菌有了佷强的免疫力，而有的却完全没有呢？
《全球通史》中采用的观点就是《历史中的民族》一文的观点，;
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邻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
……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
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的、因而无法从其邻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得益的部落。
美洲原住的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和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都是典型的例子。
这个观点一度成为我解释这个问题的信条。
直到读到《枪》为止。
因为《枪》用非常新奇的角度和极其精彩的论述，近乎完美地解答了一个《全球通史》中没能解答的问题：
”学习机会”说只能解释先进技术、生产力和组织文化的传播，但是为什么那些东西诞生在欧亚大陆的几个地区，而不是诞生在黑非洲或澳大利亚南端呢？
《枪》在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直接把我难倒了。
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除非发明时光机否则永远无法回答的。
过去我解释东西方差异最后的基础就是起步不同，中国起步早（此处不考虑欧洲后来失传的那些文明的因素，因为和东方比较的不是他们的后代）。
但是为什么中国起步早，我从来没去想过。
换句话说，就是我或许能解释从公元前3000年、2000年起的四、五千年内地球上发生了什么。
但至于公元前3000、2000年时为什么会那样开端，我觉得这不可能想出答案。
读完《枪》之后我觉得我似乎错了。
答案确实是可以想出来的，虽然不读《枪》的话我可能的确是永远也想不出来的。
我发现：
《枪》全书的阐述，实际上就是更从具体化的角度解释了我前阵子写的文化的自然选择理论啊！
但是自然选择的前提是存在能够适应生存环境的优良基因。
而我的理论只是说了这些基因何以能生存下来，或者说优良在何处，而《枪》除此之外，还着重解释了最初那些优等文化基因是怎么产生的！
尤其让我激动的是，这本书在图书馆中列入"
自然科学图书室”看来图书馆也多少认识到该书与”自然”选择的关系。
偶与图书馆心有戚戚，疏为难得。
闲话到此为止，下面就结合我自己的理解谈谈
《枪》是如何回答那些问题的。
今天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明，主要是从几个特定地方发源的：
新月沃地（今天的两河流域一带）、南亚、东亚等。
人类的历史确实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在那几个地方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统一国家政权，最早的常备军，最早的金属用具和武器。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为什么是新月沃地？
首先，在没有外界传入技术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学会驯化植物成为农民，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他们活动的区域内有适合驯化的植物。
这一点上，新月沃地、中国黄河流域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月沃地和黄河流域生存着种类相对比较多并未含能量（卡路里）较多的野生谷物，大麦小麦等等。
相对而言美洲野生的粮食只有玉米，而且者所含能量也不如前者。
尤其是新月沃地特殊的气候环境――半干旱的地中海气候一一造成了不利于植物多年生长的条件。
于是那里生存得较多的就是那些一年生草本植物。
这种植物的特点就是把大部分能量用于繁殖，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物种在新月沃地的特殊气候环境下生存下来。
籽粒大而多，使当地人青睐通过谷物采集得到食物而不是通过狩猎。
这就造成了极好的采摘并学习种植这些植物，发展农业的条件。
因此，同样是数千年数万年前的人，生活在新月沃地和黄河流域的就有更多的机会驯化更多含能量更高的植物，发展更高产的农业。
从而导致两个对今后命运有决定性结果：
人口的增加和定居生活。
我们分开来说，先说定居。
既然选择了做农民，并且也有机会发展比较高产的农业，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定居生活。
当然并非农民就一会永久定居。
因为原始农业者会发现一块土地连种几年肥力会下降，于是可能会换地方。
但即使是这种迁徙，至少在若干年内还是在一个地方定居的（而不像《狼图腾》中提到的游牧民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草场，一年内要搬几次家）。
过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定居会给一群原始人带来什么。
《枪》在这点上给人启发很大。
它提到定居使得人们可以有了一个大量贮藏食物的条件。
这就使食物的生产可以放开限制。
在流动迁徙中不可能有这种条件，所以人们不会也不能去考虑无限制增加食物。
这样一来定居者的食物量要远远超过迁徙者，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明显也将更多。
此其一也。
另外，定居生活使定居者能够生养更多的后代。
而一个经常迁徙的家庭中，因为迁移不能带太多累赘,所以前一个孩子学会走路跟上大家（大约要到四岁）之前是不宜生养第二个孩子的。
但是定居者就没有这个限制。
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孩子可以敞开了生。
这又是导致定居者人口远超迁徙者的原因。
此其二也。
定居，从这两个方面导致人口的迅速增加成为可能。
然后再谈人口。
人口数量，可以说是影响原始族群命运最关键的因素，而我过去事实上从未注意过直到《枪》提醒我这一点为止。
第一，众多的人口导致的结果是对食物更多的要求，于是刺激农业进一步发展。
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增长。
第二，众多的人口导致众多潜在的发明家，集思广益，从而使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话说这点我应该意识到的。
因为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我读完了。
其中就提到这种情况。
书中说银河帝国和自由星系联盟双方的人口都是成亿来计算，所以互相的技术发展都很快。
当发现对方有什么新技术时已经见怪不怪，不会说”竟然做出了这种东西啊！
”而只会说”果然做出了这种东西啊。
不知田中芳树是否也读过《枪》，但这种认识与《枪》是一致的。
）第三，众多的人口导致新型的复杂管理技术出现。
在只有几十人、互相都很熟悉的小部落里，遇到纷争有家长、族长出面就可以搞定，最多也就是把全寨子人叫到一起商量一下。
但是到了成千上万人的一个群体里面，这显然行不通了。
相互之间不熟悉，不熟悉就不买账，不买账就不听劝，不听劝就私斗不止。
而且也不可能动不动就把几千几万人全都召集起来帮忙解决这种。
于是就必须靠法律，靠官吏和暴力机构（剩余粮食也足以养活这些脱产者）来处理问题。
*关于人口多导致管理系统复杂这点我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那就是单个群体的人口增加（不是一个区域所有群体的总人口增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群体之间的战争和兼并，然后形成较大的群体。
即使农业发展了，毕竟生产力还是很有限，抗灾能力就更有限了。
所以经常性的斗争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也许是对《枪》观点的必要补充。
否则即使人口很多，但是分成众多微小的群体，仍然无需也无法形成复杂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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