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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自从出版以来，就受到许多人的推重。
60年代，旅美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本书做出很高的评价，这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
人们对它的评价一般集中在两方面，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
从90年代开始，也有人提出对本书的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部被“拔高”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幽默作品。
除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语言之外，作者夹叙其间的文字也显着机智与幽默。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卖弄文字，语言显得尖酸刻薄。
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写于1944年至1946年间，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
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钱钟书“有节制的修改”的新版《围城》，以后多次重印，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
解放后，钱钟书一直拒绝重印《围城》，国内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也从不提及钱钟书及其文学创作。
但国外汉学界却极力推崇《围城》，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一部。
”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更是风靡一时。
在互联网上，钱钟书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仅次于鲁迅和金庸；
而以单篇作品而论，《围城》说不定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围城》还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主要语种在国外出版，是这一时期风格独树一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长篇之一。
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动乱年代，它展示的不是战火硝烟的世界，而是旧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代表了人的心理的困境，代表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困境。
1、钱钟书的生平和思想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哲良，默存，号槐聚，中国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他的爱人杨绛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作家。
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
伯父上茶馆听说书，他都跟去。
二十岁后，伯父、伯母先后去世。
他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
后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
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多所高校。
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级教授。
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
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媛，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
1998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牛津留学。
1937年获副博士学位。
然后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
1938年，清华大学破格聘他为教授，九、十月间回国，当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故从香港，转昆明前去任教。
后在父亲要求下，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他到上海小住，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困于上海，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沦陷的孤岛中，他迎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
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1942年写成中国古诗评论集《谈艺录》初稿88岁。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
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
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
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
英国人说：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
”“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
“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
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
《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
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
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
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
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
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2、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律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
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六律《古意》，内有一联说：
“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当时的中国“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
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
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
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
钱钟书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11月重印出版。
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美籍学者夏志清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
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台湾、香港发表。
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
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
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
其争鸣的重点是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
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
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二、精微犀利的讽刺
“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四周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围城》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但最独特之处是讽刺艺术，它融东西方文化之长，对当时的社会、书中的人物以及作品极有特色的语言，无不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
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
鲁迅说：
“细看——雕阑——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在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那些因此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这种小中见大，细中见深的细节刻画艺术，在《围城》中可以说是得到了精妙的表现。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
“对于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围城》大胆借鉴西方心理刻画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
如对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深刻。
范懿僻居谷地，年老色衰，性格古怪。
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同事总要攻击。
听说汪太太为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经过克制，但还掩盖不了猴急的心情。
汪家请客，她早早就到。
见过辛楣后，就把自己跟辛楣圈在自画的无形的圈子里，谈话周到得泼水不漏，而且处处随口凑趣。
辛楣说这儿闷得很。
范懿说：
“可不是吗？
我也很少有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
”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就快乐地拍着手掌说：
“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
”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独个儿走。
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
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心理描述，逼真如画。
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围城》的讽刺，丝毫看不出有人为的痕迹，它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及精雕的细节描写，自然而然地达到讽刺目的，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
书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
方鸿渐留洋归来，"
衣锦还乡"
，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
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学术报告"
方鸿渐是这样说的：
"
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通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
西洋文明"
，即帝国主义宣扬的"
文明"
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
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1、语言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比喻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中贯穿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
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分析其它学科"
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
，这里的"
洋气可掬"
和"
外国招牌"
，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
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
，书中戏言这是"
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
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
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
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
化了好几个避免"
，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
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
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
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
'
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
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
讽刺艺术高超，独具一格。
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讽刺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的精辟比喻；
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
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倾向和它独特的讽刺艺术，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围城》的讽刺艺术，大量奇妙的譬喻，以及丰富的知识容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
在小说那对当时社会毫不容情的奚落、挖苦的背后，又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热望。
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小说剖析了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和灰色人生，达到了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的目的。
钱先生很重视陌生化和难化形式运用，凡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赞赏他使用比喻的高超，无不被那妙趣横生的语言所感动，他灵活运用反语、双关、警句、象征、格言、典故及逸闻等等，使人泪中含笑，笑中带泪，令人叫绝。
亚里士多德曾说：
“比喻是天才的标识！
”钱先生善用比喻，提出比喻的原则：
“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
”大量的比喻为《围城》增色不尽，作者常常采用拉开距离、取其一端、多用意喻、以丑为美、加入夸张、主观解释、喧宾夺主、广采博收完成对传统比喻的提升和超越，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
他把店里卖不掉的变质红烧肉，比喻成红人倒运。
说行人脚粘上厚厚的泥巴，可抵得上贪官刮地皮。
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梅毒，令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处女的耳朵当众失去贞操。
形象贴切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中的比喻，还幽默风趣，大大增强了讽刺效果。
在描写褚慎明时说：
“褚哲学家害眼馋痨似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地突出眼眶，迸碎眼镜。
”生动夸张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滑稽丑相、肮脏丑恶的灵魂。
在描写侯营长时，则夸张他“桔皮鼻子上附着一张脸，脸上应尽应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
”作者根据自己意趣阐释，尖酸刻薄地比喻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表现了极度的厌恶与抗拒心理。
把唐小姐的大眼睛比作政治家的大话，喧宾夺主，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对政治家给予了高明的讽刺与抨击。
诸如此类的比喻，俯拾即是，既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来说，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2、俏皮动漫的笔法
钱先生常用俏皮动漫的笔法勾勒众生，以尖刃般的笔法描摹出一个个惟妙惟肖的动漫形象，让人未见行踪，却早已看出他们的性格及作者所持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刻画沈太太：
“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又如描写汪处厚：
“别人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⒀看到这段惟妙惟肖、形神俱佳的形象刻画，一幅栩栩如生的漫画就浮现在读者脑际了。
作者在描摹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颜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等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便给人滑稽、迂腐不堪的感觉。
可以说，在《围城》的众生中，每个人出场，都采用含蓄、挖苦的动漫笔法对其进行讽刺性刻画，让其形神毕露。
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得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与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他的空虚与无聊。
写高松年，他自称是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而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
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一首抄袭的德国民歌。
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作呕。
这对活宝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
在钱钟书的笔下，每一个人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于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漫画式的幽默。
《围城》所用的比喻大都新颖别致、隽永贴切，他不滥用陈词套语，能够把读者带到新的意境中去。
如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到同事们的排挤、关系十分紧张时，唯独汪处厚对他十分关心，原来汪处厚需要有人捧场，想当文学院院长，虽然方鸿渐“无足轻重”，但仍有收罗的资格。
接着，作者比喻道：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它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家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本来就有，并非地位高了的新标识”从比喻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察觉到高松年深居高位，丑态尽露，而自己却洋洋得意、自我倾倒的情态。
从整篇小说来看，并未对方鸿渐等作过多的评价，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了当时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兽性，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
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
，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
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
啐'
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
一个"
啐"
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
射"
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
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
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政治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
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
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
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
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3、灵活多样的讽刺手法
钱钟书以他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让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形成了既有尖酸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艺术。
《围城》中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典故、比较、推理等手法处处见锋芒，达到完美的讽刺效果。
（1）采用典故，刻画人物心理，增强了文章的讽刺意味。
《围城》中采用大量的中外文化、文化典故。
范围从中国先秦的《诗经》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谭》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等；
内容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哲学、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
如：
写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洋人赶驴子，在驴子前面，唇吻之上挂一串萝卜，引诱驴子拼命向前，这是取自法国《列那狐》中的生花妙笔。
又如：
方鸿渐买假文凭之事，引用柏拉图《理想国》、孔子之事来为自己辩护，认为买假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
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2）通过比喻，达到了讽刺的目的。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
“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是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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