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监区民警真实工作生活状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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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公开选拔民警。

于是监狱发了一个《关于选调民警到二监区工作的通知》（三十二监区起初为二监区）,让民警自愿报名。

”常州监狱副监狱长王浩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刚开始报名的时候非常犹豫,主要是恐惧恐慌和害怕,害怕艾滋病犯人会咬我!

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想着总要有人去,于是就瞒着家人填了申报表。

”三十二监区监区长吴凯说,从来没有这么犹豫地决定做一件事情。

　　“他当时报过名以后才告诉我。

我当时态度很坚决,要去就离婚!

因为他是医生,要为那些艾滋病犯人做手术,非常危险。

一旦感染了,我和孩子怎么办?

”吴凯的爱人葛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看我态度这么坚决,老公一直做我的工作,不停地跟我说,如果大家都不去,那工作谁来做?

我看他态度也很坚决,不得不同意了。

但我告诉他,如果去,那以后就别回家来住!

”说起当时的情景,葛芳有些不好意思。

　　当初共有60多个人报名,每个民警家属都不同意而且态度坚决。

“我在填表之前就跟老婆说了,老婆不同意。

但她知道我的性格,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改变。

”三十二监区民警许如成说。

　　“当老公到艾滋病监区工作后,休息回家时,我都不敢靠近他,让他把在监区穿的衣服鞋子自己拿去洗了。

当时家里的沙发他坐过以后,我都不敢坐。

当时感觉空气都会传染。

”三十二监区民警陈永军的爱人吴利娟告诉记者。

　　葛芳说,当时很多家属都不同意丈夫到艾滋病犯监区工作,好多人都为这事闹离婚,还有一些家属不与老公同床。

　　除了家属的不同意和歧视以外,监区民警还广受同事、朋友的排斥和歧视。

“原本关系很好的同事,自从知道我到艾滋病犯监区工作以后,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躲着我。

还有一些朋友,请吃饭人家都不来。

”吴凯一脸无奈和委屈。

　　“当时基本上没人愿意靠近我,家人不愿意理我,同事和朋友躲着我,那时候简直是一种煎熬。

”许如成说起当时眼睛湿润了。

　　然而,受到歧视和排斥的不仅仅只有民警,还有他们的家属。

自从爱人到艾滋病犯监区工作后,她们也同样“沦落”到了没有朋友的境地。

　　“自从丈夫到艾滋病犯监区工作以后,别人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我就说在监狱工作,从不会说具体做什么。

但这种事情还是传得很快的,原本玩得很好的朋友知道以后就都不理我了。

”葛芳说。

　　吴丽娟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用苦不堪言来形容。

“当时太苦了,以前的朋友见了我都躲着,特别是碰到一起吃饭的时候,借口有事就直接走掉不吃了。

当时能在一起的只有我们这些三十二监区的家属。

太孤独了。

”

　　从监狱筹建一直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里,常州监狱一直致力于通过举办“12·

1艾滋病日”等大型活动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让民警以及民警家属全面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消除歧视。

　　“先前之所以受到冷落、排斥、歧视,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艾滋病不了解,或者了解片面甚至误解,导致大家躲着我们。

现在通过多方面的宣传,有关艾滋病知识的普及,没有人躲着我们了,原来的同事、朋友又回来啦。

”吴凯高兴地说。

　　“曾经我以为说话都会传染艾滋病,包括很多朋友、同事也都这么认为,所以很恐怖。

现在我完全接受丈夫的工作了,因为现在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了。

原来的朋友看到我5年来活得很好,并没有被传染上,也都又重新在一起吃饭、唱歌、聚会了。

”吴利娟说。

　　“每当与他们零距离接触”

　　“我可以给你佩戴一条红丝带吗?

”刚走进监区,一位民警便发给记者一条红丝带佩戴在胸前。

进入监区,记者看到一位民警正在跟一名犯人谈心。

而这位民警没有戴口罩和手套、没有穿防护服,可谓零距离接触。

　　“艾滋病犯人往往非常敏感、多疑,为了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不给他们以歧视的感觉,不刺激他们,我们的民警每天都是这样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零距离接触他们。

”吴凯说。

　　然而,正是艾滋病犯人情绪的不稳定性和这样零距离的接触,使得监区民警们面临着可能随时被传染艾滋病病毒以及其他疾病的超高风险。

　　“由于艾滋病犯人情绪不稳定,所以,会有打架现象发生。

而当我们上前制止时,很有可能会遭到攻击,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

”许如成告诉记者,还有就是有些犯人有抑郁症,有些有精神障碍,还有些有躁狂症,这些犯人随时都有攻击民警的可能性。

　　“艾滋病犯人身上经常会有出血点,一旦民警遭到攻击,那么极有可能被感染。

”许如成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艾滋病人通常会伴有一些并发传染病,如乙型脑炎、流行性脑炎、出血热、肺结核等,而这些传染病引起的交叉感染对民警的健康危害也非常大。

“肺结核可以通过空气进行传播,乙型脑炎、流行性脑炎、出血热等会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身为监区医生的监区长吴凯告诉记者。

　　此外,医疗风险对民警的健康安全危害也是极大的。

“我们每个月都会为这些艾滋病犯人采集血样,而这个时候面对的将是赤裸裸的传染源——血液。

一旦针头不小心碰到抽血民警的手指,后果难料。

　　2008年3月,在一次例行采集血样时,曾发生过惊险的一幕。

有一个犯人有高血压,当针头插入他的血管时,血突然从针头里喷射出来,喷到了抽血民警衣服的前胸上。

“当时血就像条状一样喷射出来。

所有在场民警都吓坏了。

”当时在场的吴凯说。

　　“抽血的那个民警事后告诉我,他被吓坏了。

如果当时血喷到他的脸上或者眼睛上,他怕被感染了。

”许如成说起来仍心有余悸。

　　在医疗风险中,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那就是为艾滋病犯人做手术。

民警在手术过程中需要直面艾滋病犯人的血液、体液,如果被针头、手术刀刺破自己的皮肤,就是巨大风险。

　　2011年11月14日,艾滋病犯人林某患急性阑尾炎坏疽穿孔,需要立即手术治疗。

监区医生张东勇了解情况后,决定立即为其做手术。

“当时病人情况比较紧急,因为急性阑尾炎坏疽穿孔很容易并发急性腹膜炎并且恶化,从而导致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

所以必须手术。

　　“当时那种情况,已经顾不得考虑危险了,救人要紧啊!

”参与手术的吴凯说。

　　五年来,三十二监区累计门诊30000余人次,累计进行病毒治疗74人次,抢救颅脑外伤、手外伤、膝盖骨折、心脏病、重度贫血、急性坏疽性阑尾炎等38人次,肺结核隔离治疗15人次,累计静脉采样3000余人次。

　　民警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经有关机关批准可以取保在监外医治。

这是法律赋予每一个犯人的权利。

然而,为了保障和实现艾滋病犯人的这个权利,需要监区民警付出更大的艰辛,巨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

　　因为社会歧视、亲人抛弃等注定了艾滋病犯人的保外就医路格外艰难。

“我们在联系需要保外就医犯人的家属时,大部分都是不同意的。

有很多家属直言,就让他死在监狱里吧,不要往家里送。

　　2010年7月,改造表现较好的艾滋病犯人李某因艾滋病并发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肝功能损害、白细胞减少症等,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迫切希望在家人的陪伴下进行治疗,常州监狱决定启动保外就医程序。

　　然而,李某虽然有亲人、有家庭,但家人态度生硬,拒绝提供担保。

“当时我们做家属的工作做了近三个月时间,最终,他姐姐同意接收。

这期间,李某犯胸腔严重积水,病情恶化非常严重。

　　这次保外就医工作刚刚迈过一次坎,又遇到了一个难,当地有关部门以病情特殊为由拒绝接收。

“由于李某的病情还在加重,当时我们立即选派了两个民警,连续18个小时行程1200公里,到李某家乡做工作。

　　通过连续3天的耐心解释和努力争取,当地有关部门终于同意接收李某。

“其实,相比于做家属和当地有关部门工作而言,保外就医最大的难点和风险在押送途中。

”民警陈永军说。

　　“每个艾滋病犯人保外就医,我们会派出两名司机、两名民警、一名民警医生随行,将罪犯送回其家乡,与当地有关部门无缝对接。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要求不管犯人家有多远,中途不能停歇,必须昼夜前行。

这其中首要的风险就是交通事故。

”常州监狱副监狱长王浩华告诉记者。

　　“2008年,第一次办理艾滋病犯人保外就医,送一个犯人到广西,途经浙江时,前面驶来的一辆车超车不成占用了我们的车道而急刹车,我们的车随即紧急避让,差一点点就翻到路边的深沟里。

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当时参与押送的民警许如成说。

　　除了交通事故风险外,保外就医押送过程中还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比如犯人病情突然恶化、路遇自然灾害等等。

　　2010年中秋节的前两天,在押送一个保外就医犯人到四川老家时,路上突遇道路塌方,车辆差点掉下悬崖。

“当时太险了,再开快点儿就掉下去了。

”参与押送的民警陈永军说。

　　由于道路塌方,押送车辆无法前行也无法后退,只能原地等待。

这对于押送人员和犯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

“我们与犯人同坐一辆车,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当时那个犯人不停地呕吐到车上,我们也差点儿吐了。

”陈永军回忆说。

　　“当时一直从晚上6点等到第二天早上7点,路才修好。

由于道路在山里,我们这13个小时一直在车上,滴水未进。

同时又要照看犯人的情况,清理他的呕吐物,一直也没有合眼。

那种煎熬,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许如成说道。

　　“他们把犯人送到家后,回来的那天已经是中秋节了。

所以,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们是在车上度过的。

”吴凯告诉记者。

　　监区大部分犯人的家乡都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新疆等偏远山区。

5年来,监区13名民警全部参与过保外就医罪犯押送,共安排警力160余人次,累计行程达70余万公里,多次在移送途中发生爆胎、山体滑坡等险情,甚至一次差点坠落悬崖、命丧大渡河。

安全将52名保外就医服刑人员移交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实现了监狱与社会的“无缝对接”。

　　他们为何能一干就是五年

　　遭受家人、同事、朋友歧视冷落排斥的同时,对艾滋病犯人却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歧视与排斥；

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以及一系列传染病的超高风险,却零距离接触艾滋病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押送保外就医犯人长途奔袭、舟车劳顿并面临诸多不测……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勇敢地选择了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并还在延续着感人的故事?

　　监区长吴凯告诉记者,我当初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份工作,不可能干到现在,也不可能重新赢得家人、同事、朋友,我以从事这样一份工作而感到光荣。

　　“现在已经没有了原来对艾滋病的恐慌与害怕,因为我每天都在与艾滋病犯人接触。

我已经把他们当作普通犯人来看待了。

只要这里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民警许如成坚定地说。

　　“原来别人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我都不会说是在艾滋病监区工作。

但是现在,我会大方地告诉他们。

不仅告诉他们,我还会给他们讲解关于艾滋病的有关知识。

我为老公的工作感到自豪。

　　“我老公经常说梦话,梦话里说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

可以想象,作为监区长,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我现在很理解他、心疼他,我为有这样一个老公感到光荣。

　　“我来到这里,最让我感动的是我淋巴结核化脓后,监区长亲自为我做了手术,并且术后每天给我换药,一换就是3个多月。

记得我的父亲曾经患肝炎手术回到家后,我好几天都不愿意去看他。

而监区长与我非亲非故,却能做到这样。

”犯人刘某感动道。

　　“我来到这里,最让我感动的是节假日的时候,警官会根据我们不同的家乡口味做不同的菜肴,与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联欢,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艾滋病人。

”犯人马某说到这儿脸上洋溢着幸福。

　　“我来到这里,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我最想念家人的时候,警官能想尽一切办法帮我联系到他们,让他们来看我,让我知道我还没有被遗弃。

”犯人崔某告诉记者。

　　自从2007年11月12日成立以来,三十二监区先后收押了分散于全省18个监狱27个看守所共201名艾滋病罪犯,未发生一起监管死亡事件或重特大监管安全事故,未发生一起刑释人员违反承诺感染他人事件。

“英雄的集体,光荣的团队。

”常州监狱副监狱长王浩华这样形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