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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中国文化形成一个历史悠久又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文化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内部的地理环境西高东低，东西走向的几条大河较为均匀地分布于其间，构成了辽河、黄河、长江、珠江几个流域。
流域内纵横其间的支流为农业的发展和交通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也促成了区域文化的发展。
风格多样各异的区域文化融合为一体，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但又产生了区域文化间几次的冲突，这里面既有民族间的，也有地方政权间的，但最终是复归于文化的融合和政治的一统。
中国的疆域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光、热、水、土和生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都比较适合农业经济的发展。
特别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农耕生产是其主要的经济方式。
中国的古代文明，其性质是农业文明，这是一种早熟型的人类文明。
中国的古代文明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尤其是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那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肥沃厚实的黄土层，大河及其支流所提供的可资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使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很早就发展起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根据地。
农业文明给予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是构成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点。
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
长达数千年的、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形态。
远古时期，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农耕、游牧和渔猎三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区域经济。
夏、商、周以后，中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农耕经济区、北和西北边疆的游牧经济区和东北的渔猎经济区。
由于当时农业经济的早熟发达和分布广阔，农业经济在古代中国社会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
在历史上，位于北方的游牧或渔猎民族曾多次凭借着强盛的武力大举南下，并先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政权，但都被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所驯服同化，融入到华夏族和汉族中去，最终还原于以汉族为主体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模式。
中国最少已经有8000年的农耕历史。
农耕经济塑造了古代中国的基本社会面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观念形态。
古代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保护农业经济的政策，具体讲就是劝农政策和抑商政策。
劝农政策是鼓励从事农耕活动。
至少从西周开始，已产生了籍田制度。
每年立春之日，天子、诸侯都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礼仪活动，由天子、诸侯亲自执耒耜，耕籍田，为民众做榜样，表达政府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视，以后形成惯例。
此外政府还要表彰“力田”，即在农业生产中有卓越表现者。
抑商政策则是惩罚压制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从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消除对农业经济的冲击。
历代统治者的“抑商”有时是非常严厉的，其中包括不准商人衣丝绸、携剑、乘车等，甚至有没收财产的处罚。
这些政策保证了农业经济在古代社会的主导地位。
第二节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
中国已有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长期延续没有中断的文化。
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由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素质所决定。
中国文化的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多元”是指它早期由多种文化融合而成，后来又接纳了各少数民族文化，且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格局；
“一体”指多元文化熔铸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鲜明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
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造就了它自信宽容的素质，中国文化以我为主，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在吐故纳新中获得了生命的活力。
面临当今世界的挑战，饱经风霜的中国文化从容应对，在自我改造和改造世界中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并永葆青春。
先秦文化秦汉文化
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
宋辽夏金元文化明清文化
明清文化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酝酿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政治的专制集权高压抑制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市民阶层不断发展，早期的启蒙思想逐渐兴起，明清之际百年间，其代表人物先后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
他们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批判了理学的虚伪与残忍，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倡言经世致用的实学。
但总的看，这种社会批判思想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所以也不可能提出新的社会改革方案。
这一时期，面对日益发展成熟的传统文化，对它的学术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成为统治者的要务。
明清两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相继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文学总集《全唐文》、《全唐诗》，大型工具书《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经籍纂诂》等。
与此相对应的是考据学的兴盛，形成了影响甚大的“乾嘉学派”。
学者们运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文字的形义、音韵等方面考证注释经书古籍。
又从版本、目录的角度考订、校勘古代文献。
这些工作为保存和继承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清的文坛，小说的成就最大。
著名的长篇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合称四大古典小说。
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有“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
科技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总结性的学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阮元的《畴人传》等。
辉煌的文化成就与奄奄的政治气象，构成了明清文化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明清之际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但与以往以东学西渐为主要形式不同，西学东渐成为这个时期一个重要历史现象。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译介了大量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书籍和著作，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
第三节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它是一种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现存形式，也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的求和谐主平衡的世界观
大一统观念和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辩证思维和经学思维
理性的求和谐主平衡的世界观
在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处世态度上，中国人形成了理性的、求和谐而主平衡的思想观念和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
农耕经济是中国人谋生存的基本经济方式，农业文明的早熟和相对的稳定性养成了中国人理性和人文主义的传统。
中国人以理智的眼光去审视自然和社会，以清醒的态度去处理现实问题，对宗教具有一种先天的疏离，偶然为之，也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仅仅局限于消灾祈福，“急来抱佛脚”是形象的譬喻。
他们很少在宗教的精神世界中流连忘返，对宗教所宣扬的来世和彼岸世界三心二意，关心专注的重点始终是现实社会和此岸世界。
孔子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
”庄子讲：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这些言论代表了传统的主流思想对宗教的态度。
中国人倾心于实实在在的道德和政治，“内圣外王”成为最高的理想境界。
他们追求的精神生活是“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自我满足，他们践履的现实生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正是中国人清醒理性的生活态度，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政教合一的时代。
历史上，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和“中庸”思想。
“天人合一”和“中庸”思想同样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不违农时和风调雨顺是农业生产成功的前提，最初的“天人合一”思想从中产生，主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以及不可分割的关系。
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
《周易·
文言》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老子》中则有“用人配天”的思想。
后来“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更升华为一种人生追求。
“天”成为一种终极真理与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指人格的提升达到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崇高状态。
具体一点讲，儒家的“天人合一”指人格的道德化，“天”是一种崇高的道义精神和道德境界；
道家的“天人合一”指人格的自然化，“天”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精神和本真状态。
“天人合一”在这里有了强调身心和谐的含义。
由此出发，中国人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身心的和谐。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主张创立一个和谐平衡的世界。
“中庸”思想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方法论。
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把“中庸”解释为“用中”，最为贴切。
“中庸”思想讲矛盾的对立统一。
如政治上讲“仁”与“礼”的统一，经济上讲“贫”与“富”的统一，伦理上讲“义”与“利”的统一，教育上讲“教”与“学”、“学”与“思”的统一，人格塑造上讲“德”与“才”、“文”与“质”、“刚”与“柔”的统一。
所谓“统一”，就是在矛盾的对立面之间求得一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
对此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中庸思想反对偏激与极端，主张不偏不倚，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是一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斟酌。
求和谐而主平衡，其终极目的是保持稳定，求稳是中国人的一大性格特征。
农业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定居生活，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崇尚稳定的生活方式。
大一统的观念和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宗法社会的性质，重视人伦关系成为其文化特色。
孟子将“人伦”归结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有四种关系与血缘和家庭有关，而国家关系正是这种血缘和家庭关系的拟制。
人伦文化注重血缘亲情，强调等级名分，强化社会成员的角色意识，着眼于家庭和社会利益的全局，注重内部的秩序与凝聚力。
正是在人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和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强调大一统和注重整体利益。
鉴于小农经济的松散性，为了把千万个散漫的小农家庭组织起来，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运行，作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补充，大一统观念应运而生。
大一统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就是在政治上分裂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尊王攘夷”、“王者执一”仍然是华夏各国的共识。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在制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大一统的观念。
秦始皇的琅刻石宣称：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汉武帝尤其推崇《春秋》“大一统”的精神，大一统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这一时期产生的历史巨著《史记》，在《五帝本纪》中把东夷、西夏，以及夏、商、周、秦、汉，包括四边的戎狄蛮夷，都归结为黄帝的子孙，黄帝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炎黄子孙”的概念由此产生。
“大一统”的观念获得了族源学上的论证，从此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
传统社会宗法关系强有力的纽带作用和强调集权统一的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培养出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念。
在这种价值观念中，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家庭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地方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被忽视。
个性被淹灭在共性之中，整齐划一是理想典范，标新立异则是异端另类。
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精神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民族英雄在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能放弃个人的利益，甚至置自己的家庭生命于不顾，为了民族的大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这些民族英雄身上表现出来的精神，受到历代人民的崇敬，最终凝结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
中华民族在长期曲折的发展中，能挽狂澜于既倒，历劫难而不衰，主要得力于此。
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但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专制集权可能导致暴政，过分地强调整体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和压制，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在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如何正确处理调整集体与个人、整体与局部的利益，在二者间求得一种相对平衡，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辩证思维和经学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
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辩证思维和经学式思维互见，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是其特色。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源远流长。
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强调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合理性；
又进一步探求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作用促成了世界的千变万化；
还揭示了事物运动的基本方式，“否极泰来”，物极则反；
认为辩证思想的作用在于讲求“时中”与“权变”，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
道家的老庄思想是辩证思想的渊薮。
老子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又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把矛盾的转化看作是世界基本的运动模式。
特别强调辩证法的应用：
柔弱胜刚强。
庄子也提出了世界具有相对性以及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玄学论证了“有无”、“本末”、“一多”、“体用”等关系，佛学也讲“一多相摄”、“真空假有”、“六相圆融”，研究“总别”（总体与局部）、“成坏”（存在与消失）、“同异”（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
尤其是宋明道学，更把传统哲学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张载的“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对对立统一做了深刻的归纳。
朱熹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永恒。
辩证思维还表现为一种整体思维。
与西方哲学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不同，中国人善于在总体上把握和认识世界，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依存互动，讲求天人合一、情景合一、身心合—和知行合—。
和辩证思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学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崇拜圣贤，迷信经典，“托圣贤以立言”，以经典和圣贤的是非为是非，具有定向思维的特点，这是与“大一统”观念相对应的。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儒家标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道家也借黄帝之名以增其重，经典有《黄帝四经》、《道德经》、《南华经》等。
至于佛藏，更是汗牛充栋。
经学是经典的笺注之学，主张恪守经典，实事求是。
经学思维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新思想往往是在释解经典时借圣贤之口阐发而出，如郭象注《庄子》创立玄学新体系，康有为解《公羊传》发挥维新思想便是例证。
但经学思维也可能束缚人的思想，离经叛道的指责成为压制新思想的口实。
无论是辩证思维，还是经学思维，虽然形式不同，但性质都是一种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
它从日常的生活经验出发，凭直觉行事，注重体验与顿悟，强调经验基础上的类比类推，而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理论上的归纳演绎，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固然，思维的模糊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给人以想象的空间，造就了玄妙的意境和无限暗示，使思想更富于张力和弹性。
但也影响了思想的精密性和思辨性，有其局限性。
所以如何扬其长而避其短，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一节四书五经TheFourBooksandTheFiveClassics
“四书五经”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经典。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典籍，“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种典籍。
“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时期，设有“五经”博士。
“四书”则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了构筑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加以注解，再加上《论语》和《孟子》，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
“四书”问世之后，就和“五经”并列起来，被通称为“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的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天文、地理、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是儒家施行其儒学教化的重要教科书，中国古代文人科举做官的必读书，对中国人的民族生存方式、民族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所以又称为“诗三百”。
关于《诗经》的编辑，古代有“采诗”、“献诗”及孔子“删诗”之说，认为由“采诗之官”从民间搜集的诗歌，加上各诸侯国贵族的献诗，以及王朝宗庙里的祭歌，有3000首之多，孔子从中选取305首编为《诗经》。
此说未当。
孔子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诗三百”，说明他所见到的已经是篇目大体固定的定本了。
所以说，《诗经》并不是孔子编订的。
《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分类编排，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地方歌曲，主要是从各诸侯国征集来的民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民俗，所以又叫“国风”。
十五国风，共160篇。
其中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占较大比重，也最有光彩，是精华部分。
“雅”有“大雅”和“小雅”，共105篇，是正规乐曲，大多是朝会、燕饮、典礼等正式场合演唱的诗歌，歌词多为上层人士所作。
“颂”为赞颂曲，是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分为周颂、商颂、鲁颂，共40篇。
《诗经》在写作上运用了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赋”是铺陈直叙，“比”即比喻，“兴”即起兴。
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为“六义”。
《诗经》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画面以及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感受，内容包括周族史诗、农事劳动诗、爱国征戍诗、讽喻怨刺诗、爱情婚恋诗、燕飨祭祀诗等等。
风格朴实自然，语言优美和谐，运用回环复沓的形式增强了浓郁的抒情意味。
最为重要的是，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强烈的写实精神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基础，是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
《诗经》被列入儒家的权威经典体系，成为诗家创作的最高范式。
孔门“诗教”的“思无邪”、“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等文学观，对古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时人的言行录，是在孔子死后70多年的战国初期（前400年左右），根据保存下来的孔子谈话记录整理编集的。
《论语》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古论语”21篇是古文，汉代齐人传的“齐论”20篇、鲁人传的“鲁论”20篇与传19篇是今文。
这三种都已经亡佚，今本《论语》20篇是以“鲁论”为基础的。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仁”的思想。
孔子的“仁”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核心是“仁者爱人”，也就是博爱，这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必备的基本品德。
孔子认为，“仁”不能无原则，而是要爱憎分明；
“仁”是通过学习、修养得来的；
“仁”从一个人的外表上也可以反映出来；
“礼”与“乐”固然重要，但“仁”是做人的根本，是“礼”、“乐”的实质，没有“仁”，“礼”、“乐”便也失去了意义。
除“仁”之外，孔子还讲“义”。
“义”是由“仁”的指导思想决定的办事原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用简洁精练的语言、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阐述孔子的思想观点，传达出细腻多变的感情，塑造了丰富饱满的孔子形象，传神毕肖，意趣盎然，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第二节地方戏曲LocalOperas
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的悲剧、印度的梵剧并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
后两个都衰落了，只有中国的戏曲流传至今。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歌舞。
从奴隶社会以祀神为主的巫舞，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俳优、优舞，汉代的百戏，唐代的歌舞戏和参军戏，戏剧情节逐渐复杂，有了艺术综合的趋势。
宋杂剧和金院本是比较完整的戏曲形式。
元杂剧的出现，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成熟的标志。
明代有杂剧和传奇，嘉靖年间昆山腔形成，昆山腔又称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的主要代表剧种之一。
它哺育、滋养了许多兄弟剧种，被称为“百戏之师”。
清代传奇继续走红，地方戏蓬勃兴起，诸腔杂陈，分属于五大声腔体系，即昆腔、高腔、弦索腔、梆子腔及皮簧腔。
乾隆年间，戏曲剧种出现了“花部”与“雅部”的区分。
花部泛指各种地方戏曲，又称“乱弹”；
“雅部”专指昆曲。
此时的昆曲由于逐渐宫廷化、贵族化，曲高和寡，至清中叶逐渐衰落。
京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京剧BeijingOpera
—国之瑰宝arefinedclassicalart
京剧是一门高雅的古典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粹。
京剧艺术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厚，形式完美，风格独特，直至今天，仍能令无数中外观众为之倾倒。
京剧剧目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根据不同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故事发生的时间，可分为传统戏、古装戏、时装戏和现代戏。
传统戏是反映古代生活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如《岳母刺字》、《文天祥》、《打渔杀家》、《二进宫》、《霸王别姬》、《群英会》、《乌盆记》、《拾玉镯》、《白蛇传》、《宝莲灯》等。
古装戏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种旦角穿古装、并以歌舞为主的新剧目，如《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等。
时装戏指清末出现的表现现实生活的新编戏曲，如《新茶花》、《黑籍冤魂》等。
现代戏是表现现代生活的，包括近代革命历史题材戏，如《秋瑾传》、《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另外，解放前后出现了一批新编历史剧，如《赵氏孤儿》、《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
按表演形式分类，有文戏和武戏。
文戏包括以唱工为主的唱工戏和以做工为主的做工戏，武戏以武打为主。
按演出时间的长短分类，有本戏、折子戏。
本戏即整本大戏，连日接演的整本大戏叫“连台本戏”。
折子戏是从整本戏中拆出相对完整的一折单独演出。
根据剧中人物重要角色的多少分类，有对儿戏，在一出戏里只有两个主要角色；
群戏，一个剧目中有数个行当的角色，表演分量不相上下。
按行当分类，有老生戏、小生戏、武生戏、青衣戏、刀马旦戏、武旦戏、花彩戏、架子花脸戏、铜锤花脸戏等。
京剧的行当划分严格而精细，最早分为生、旦、净、丑、末、副、外、武、杂、流十行，后来归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行中又有更细的分工。
随着京剧艺术的日臻完美，每个行当都有一大批艺术家脱颖而出，可以说是名家辈出。
老生行的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高庆奎、李少春等，武生行的杨小楼、尚和玉等，旦行的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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