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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一，诗人走了，他的诗还在；
他的诗模糊了，他的魂，依旧在……
1．眉山。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是富饶的天府之国。
于成都与乐山之间，便是眉山城。
在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三六的十二月十九日之前，它与中国其他的小城镇一样，默默无闻地立在那里。
但是随着这日清晨一个婴孩的一声啼哭，这座西南小城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字眼，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眼中的圣地。
苏轼降生在一个小康之家。
祖父苏序，大字不识一个却为人豪爽，最喜欢拎着一坛好酒，晃晃悠悠来到田间路旁，唤上三五个朋友痛饮，喝到伶仃大醉，然后高歌归去。
苏轼的父亲苏洵，时年二十七岁，性格却与祖父截然不同，沉默寡言，但思想独特，有一腔政治抱负，然而一直怀才不遇。
苏轼的母亲娘家姓程，这位程家小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像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知书达理，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难能可贵的。
我没有在史书中找到对她容貌的更多描写，但想来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一定也是出落得貌美如花吧。
在苏洵出门在外游历江淮的那段时期，苏轼的母亲还亲自抓起教育孩子的工作。
虽然那时苏轼已经上了私塾，但是每天放学回来，母亲还是会把他叫到庭院里，单独为他讲些经书。
那几年的黄昏，在眉山城里苏宅的庭院中，总会有这么一幅画面：
年轻的母亲手持一本《汉书》坐在竹椅上，念一段，讲一段，时不时向身边的儿子提上一两个问题，小苏轼静静地站在一旁，入神地听着母亲讲解。
阳光的余晖轻轻洒播在这一对母子身上，快下山的夕阳将她们的影子拉长，投在地上，门上，雕着花的木头窗格上，直至渐渐消失……
苏家与程家同是眉山城里的大户，苏轼的几个叔叔和舅舅都早已考取了功名。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中，小苏轼一天天地长大。
八岁的苏轼已经在母亲的辅导下，读完了整部《汉书》，在私塾中，也显示出了高出其他孩子一等的才智。
可以这样讲，苏轼继承了祖父的豪爽和旷达，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与雄心，继承了母亲的文雅与宁静。
我们已经可以不足为奇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小苏轼如同雨后的春笋一般，势不可挡地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起来。
2．
眉山城外的玻璃江依旧日夜不停地流淌着，苏宅院内的那棵老桂树，花儿开了又落，落了又开。
时光悠悠，岁月静好。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人生的这两大喜事，在苏轼十八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接踵而来了。
苏轼才华横溢，青年才俊，早已在十里八乡小有名声，上门说媒的媒婆每日里络绎不绝。
苏轼的父母在精挑细选之后，终于选中了一位青神姑娘。
青神，是个地名，从眉山城沿玻璃江向南走十五里便到了。
在二老看来，与其让儿子娶个他乡媳妇水土不服，倒不如在本地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毕竟是同饮一江水，相处起来也会更容易吧。
苏轼对自己的另一半自然是没有选择权的，他最初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我们已无从可考，但猜想他总会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吧。
然而在当时那个社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当如此。
那时的婚姻，三分靠人为，剩下的七分，只能听天命了。
上天终究是对苏轼不薄的。
这一点，当他亲手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看到那张若水明眸，如花笑颜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新嫁娘只有十五岁，却于羞涩中透出落落大方。
她娘家姓王，单名一个弗字。
王弗。
请大家记住这个女子的名字吧。
正是她的智慧，正是她的体贴，正是她的能干，正是她的温柔，陪伴着苏轼走过了整整十一年的风雨历程，而这十一年，正是苏轼初入仕途最难走的十一年。
两个人琴瑟相和，甘苦与共，留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在妻子去世的十年后，远在千里之外任密州太守的苏东坡，午夜时分梦到妻子，竟然激动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3.开封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
在苏轼的家中，他的叔叔和舅舅们都已做到了这一点，只有他的父亲苏洵，屡战屡败，名落于孙山之外。
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五六年，他又要上路了，只不过与以往的形单影孤不同，这一次，是父子三人。
在苏洵的心中，除了对自己功名的那点不甘心之外，更多的是增添了对自己这两个儿子前程的期待。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心底最大的理想。
当年中唐的大诗人孟郊状元及第之后，跨马游街，曾无限感慨道：
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
又是春风拂面，又是花香如海。
只不过，时空易，长安变了开封。
五月初的开封，乍暖还寒。
车水马龙的街头站着两位玉树临风的青年人，左右地张望，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好奇与渴望。
正是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这繁华的大都市，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望着阡陌交通的街道，似乎也在寻找着未来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条路……
礼部的初试在秋天如期举行了，苏轼和他的父兄三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初试。
接下来是最为关键的殿试。
那一年的主考官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题目是为政的宽与简。
欧阳修在读到苏轼的卷子时，眼前一亮，顿时被这个年轻人质朴的文风和犀利的见解吸引住了。
当然，欧阳修在当时并不知道这张卷子的主人是谁，按照宋朝科举的规矩，考生在答完试题后，要由专门的人员再进行抄录，并且不署姓名。
此举就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之间有暗中交易。
欧阳修拿着这张没有姓名的试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他又把这篇文章传于其他的判官，众人一致击节叫好。
毫无疑问，这本应该是一张位列头名的试卷，然而欧阳修却自信地认为，在当世众多的举子之中，能够写出这种出类拔萃的文章的，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人。
于是，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偏袒的闲话，欧阳修将本已题向头名的笔锋一，给了一个第二名。
苏轼就这样错过了一个做天下第一的机会。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在九百多年之后，我们再调回头去看，这个当年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于苏轼在后人心中的地位来讲，又能有什么差别呢？
欧阳修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他对苏轼才华横溢的欣赏毫不隐瞒，也毫无顾忌。
他曾当众对同僚高声叫道：
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还有一次，在和儿子吃饭的时候又谈到了苏轼，他笑着对儿子说：
小子你记住，再过三十年，全京城里没有人再谈论你老爸我的文章，到那时侯，他们谈的说的佩服的嫉妒的都将是这个苏子瞻啊……这话固然是一句戏言，但我们从中也隐隐约约地看到，新老两代文坛领袖之间的接力棒正在悄悄地交接着。
4．
正当年轻的苏轼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
母亲去世了。
程家小姐（请允许我仍用这个称呼）直到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夫君和两个儿子已经高中的消息。
可以想象，在丈夫和儿子远赴赶考这一年多的日子里，她曾无数次来到城外的玻璃河畔，向着东北的方向望着盼着。
她在自家的庭院里徘徊，孤零零，遥想着当年教儿子读《汉书·
范滂传》的情景：
那一次，小苏轼突然问道：
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
母亲骄傲地抬起头，欣慰地笑道：
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那一年，苏轼只有八岁，自己也只是三十出头。
时光荏苒啊，当年自己的满头乌发眼已染上一层青霜，当年那轻柔娇好的腰身也变得佝偻起来。
她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好的华年都用来相夫教子，而最终，却没能亲耳听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消息……
苏轼父子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
其时，程家小姐已经去世多日了，一家人乱成了一团，悲不自禁，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是这样描述的：
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5．凤翔
一年零三个月的母丧过去了，苏轼决定和父亲、兄弟举家东迁开封，离开这片伤心地。
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京城里的人们并没有将苏氏父子遗忘。
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具体的工作就是为皇帝作传。
而苏轼和苏辙兄弟在欧阳修的推荐下，都通过考试获得了朝廷赐予的等级。
据说，有一次宋仁宗读到兄弟二人的功课，也就是写给朝廷的策论文章时，非常兴奋。
策论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个仁宗皇帝回到后宫的时候，竟得意忘形地对皇后说道：
皇后啊，你知道我今天下午都做了些什么？
哈，我今天已经为我们的后代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苏轼的第一份工作叫做凤翔府判官。
凤翔，位于今日陕西省宝鸡市的附近。
这是苏轼夫妇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兄弟，独立在外生活，日子非常难过。
由于苏轼已经名声大噪，上门拜访结识他的人络绎不绝。
但凡诗人，不外乎两种处世哲学，一种是怀疑一切，另一种是相信一切。
苏轼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喜欢广交朋友，并且认为天下并没有坏人。
这种单纯的想法对于初涉宦海的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幸好有他的妻子王弗时时在一旁提醒与叮咛，其时，王弗贤内助的作用体现得非常重要。
苏轼在凤翔结交的这些所谓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对他日后进行了迫害，也有不少人在他受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当然也有极少的几位真朋友，一直给予他支持与帮助。
我们就挑一位最有意思的人来说吧。
陈糙，号季常，是凤翔太守的儿子。
这位凤翔太守是武将出身，在性格上与苏轼颇合不来，甚至可以说是交恶。
然而他的这个儿子却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不羁，最爱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很对苏轼的脾气，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这个陈季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怕老婆，传说他的夫人非常凶悍，稍不如意便对郎君非打即骂。
这事被苏轼知道了，他是很顽皮的一个人，喜欢拿朋友开玩笑，便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陈季常：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手落心茫然。
这诗写得很损，将好朋友奚落了一番。
陈糙看后，哈哈大笑，不以为然，继续怡然自得地过着他惧内的生活。
后来，河东狮吼便成了一个很经典的掌故，甚至被后人几度改编搬上舞台和荧幕。
然而就是这个被苏东坡笑话怕老婆的陈季常，在苏轼生命中的最低潮，被贬黄州的期间，几次来看望照顾这位老朋友，非常义气。
6．
三年的任期满后，苏轼回到开封进史馆任职。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最挚爱的两个亲人先后离他而去了。
分别是他的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
伤心的往事不想多说，就此一笔带过吧。
居丧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苏轼重返京都，时年三十三岁。
他政治生涯舞台上最浓墨重彩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7．
在神宗即位后的几年里，有宋一朝的政治舞台上是可以称得上星闪耀，热闹非凡的。
活跃其间的，不乏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
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韩琦、文彦博、苏辙、范仲淹……我们跳出这一串眼花缭乱的名单，只谈苏轼与王安石。
在苏轼初登庙堂的时候，正赶上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那时的朝廷几乎成了战场，每日的臣会都会爆发一张唇枪舌战。
王安石的变法，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列出的那些名单。
在这场所谓的流俗与通变的较量中，虽然流俗派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获得最初胜利的却是通变派。
原因很简单，一是当时的大权俱在王安石手中，二是通变派的支持者虽然不多，但只要有下面这一个人就足够了，那便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皇帝宋神宗。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是有利有弊的。
实事求是的讲，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出自一片强国富民之心，没有任何沽名钓誉或者一己之私，但是，他确实是有些急于求成，并且太理想化了。
苏轼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的危害，并且予以指出。
但无奈王安石已经草木皆兵，又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一点也听不进去和自己相反的意见。
他对待异己的方法不是压制就是贬罚，他变法的决心固然可以理解，但采取的做法实在很不聪明，致使大量的人才无法发挥出才能，最后自己也落得个众叛亲离……
苏轼的性格很直，虽然当时他的官位还很卑微，但也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忍气吞声逢迎别人。
渐渐地，这两个人在政见上变得水火不容。
其时，北宋王朝的政坛已是风起云涌，人员变动翻天覆地。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短短两年间都发生了什么：
公元一零六九年，王安石当政不久，御史中丞吕晦第一个向皇帝弹劾他的新法，结果惨遭革职；
同年，明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不满王安石整肃御史台的做法，进行反抗，遭到流放。
两月后，老宰相富弼向朝廷提出辞职归隐，后被降职为博州太守；
公元一零七零年二月，元老重臣韩琦和张方平，申请告老还乡。
当月，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也遭贬降；
九月，内阁大臣赵怀提出辞职；
同年，老臣曾公亮，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
次年九月，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辞去一切职务，归隐于安徽富阳。
皇帝，是个好皇帝，年轻有为，励精图治；
臣子，也都是好臣子，不消说这些所谓流俗派的人物，个个高风亮洁，为文为政均流传后世，就是他们共同的政敌——王安石，也绝不能说是个坏人，在他势力倒台，身死之后，复为宰相的司马光发出了一道命令：
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
其过端在刚愎自用。
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我不知道如何来评价这场政坛斗争，但很明显，这不是能用孰对孰错这样简单的评语概括的了的。
文人们的理想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然而理想的实现总要经过百千回，让后人产生无限感叹。
在当时的情况，王安石已然一手遮天，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苏轼的政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庙堂而去。
时年苏轼三十六岁，血气方刚，一身傲骨，仍坚持与王安石的斗争，向皇帝三上万言书，洋洋洒洒，据理力争。
结果等来的是一纸贬为杭州通判的圣逾。
8．杭州，人间天堂。
一提到杭州，便会不由自主想到西湖。
历史上的西湖有两个时期最为美丽，一个是白居易的西湖，另外一个，就是苏东坡的西湖。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这是前朝的杭州太守白居易吟咏苏小小的诗，他也许没有想到，二百多年后，真的会有一位苏姓后人，同样踏着自己的足迹来到苏小墓前，慨然叹息。
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七一年的十一月，苏轼在一阵秋风涌起的时候来到了杭州。
心灰意冷的他，一下了马车，便匆匆赶到西湖，掬起一捧已有寒意的湖水，洗去一脸的征尘，幽幽地说：
我累了，就在这好好地歇歇吧……
杭州的闲适与苏轼的才情，融合得天衣无缝。
苏轼到了这里才发现，人间天堂果然是不虚此名。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甚至于超过了他的家乡眉州。
朋友——永远是苏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主题。
他生性旷达豪爽，总以真心实意待人，为此，他受过不少伤害，但也得到了不少一辈子也隔不断的好朋友。
在杭州的这段日子，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以及两个忘年交——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和晁补之。
此时，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已经去世八年了，现在的苏夫人是王弗的小堂妹，比苏轼小了整整十一岁的王闰之。
闰之比起堂姐来，少了一份干练，但她的温情与柔顺正是丈夫所深深怜惜的。
她从不对丈夫的事情指手画脚，只是默默地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
苏轼由于朋友多应酬多，难免会出没于烟花柳巷，会见各色人等，但是在丈夫回家之后，闰之从不追问，也并不怀疑。
当世有很多女子在研究如何驯夫，方法万千，却终究失败，而早在九百年前的王闰之却已掌握了最高明的驯夫术，方法只有五个字，那便是：
信任与体贴。
公元一零七四年，在苏轼三十九岁的时候，闰之相中了杭州十二岁的歌女朝云，并一手操办为丈夫纳为侍妾，这恐怕是王闰之一生中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决定，然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英明无比！
杭州，就像一幅风清云淡的泼墨山水，苏轼已经把自己的人生踪迹融入了其中。
西湖畔、酒楼上、寺庙里、小巷中，处处都能寻到他的身影。
然而，闲适的生活并没有能改变他疾恶如仇，为国为民的性格，贬谪的境遇也未能让他三缄其口，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他仍然会说出来，写出来，这一性格，为他日后遇到的那场灾难，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他曾先后两次在杭州任，看到人民深受湖患之苦，便下决心治理西湖。
亲自动手疏浚湖水，以湖泥筑成长堤，全长二点八公里，后世称之为苏堤。
苏堤风光旖旎，晴、雨、阴、雪各有情趣，四时美景也不尽相同，尤以春天清晨赏景最佳，绿杨拂岸，艳桃灼灼，晓日照堤，春色如画，故有苏堤春晓之美名，位列西湖八景之首。
苏公当年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如今的杭州人谈起苏东坡来，依然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那情形，仿佛在谈论的是自家的一位远方亲戚。
走在今天的苏堤之上，春风醉人，美美地吟上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恍如隔世一般，恍恍惚惚一低头，苏东坡的影子就在这一片湖光之中若隐若现……
9．密州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豪放词。
苏轼自称老夫的那一年，只有四十一岁，时任密州太守。
那几年，北方边界战事不断，辽国、西夏频频入侵，大宋王朝内忧外患。
在公元一零七五年，大将王韶率军抵御西夏入侵，取得了宋朝开国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收复大量失地，然而胜利之后，北宋朝廷竟然又向辽国割地700余里，以求安稳。
苏轼的心被深深得刺痛了。
他恨不得自己跨上战马，像弯弓射虎的孙权那样亲率一队人马，奔到战场，上阵杀敌。
但是他不能，他仅仅是一个因政见不合而被朝廷遗弃在角落里的小人物而已。
密州不是杭州，没有青石小巷的婉约，没有古寺梵音的飘渺，更没有西子湖畔那一片隐隐绰绰的湖光山色。
这里有的是旱灾蝗患，残雪枯木，满目萧然……
孤独。
苏轼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于心灵深处，无法排遣。
老朋友都好久没有了，弟弟苏辙也长年在异地任职，闰之一直默默地在照料着这个家，实在不忍心再让她听我的牢骚了。
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了去世十年的王弗，两个人相对无言，醒来时泪流满面。
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那一年的中秋，苏轼在月光下默默地喝酒。
将人情世故，壮志未酬统统斟入酒杯一饮而尽。
那一刻，他竟有了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
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高声向夜空喊着：
你可知天上的月亮什么时候能够圆满？
你可知地下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团圆？
你可知天宫的殿宇会不会很冷？
你可知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充满人间？
这天上人间的对话，一定把站在一旁的闰之吓坏了，她想必从没见过丈夫如此大醉，连忙上前去搀扶。
苏轼怔怔地对妻子说：
闰之，去拿笔墨来，我要给子由写信。
月光下，苏轼饱含着深情为远方的弟弟写下这篇旷世的《水调歌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记住公元一零七六年的这个中秋吧，那一晚，月华如水，撒播着浓浓的人情……
10．徐州
一生浮萍命，漂泊无所终。
在三年的杭州通判和两年多的密州太守生涯之后，苏轼的足迹又踏上了徐州这片土地。
那一年，他四十二岁。
此时的苏轼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轻狂与气盛，他已在宦海之中沉沉浮浮了这么多年，也渐渐地有所领悟：
与其和朝廷上那些当权者进行无谓的争斗，还不如在一方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些实事。
那时的徐州，正在为黄河的水患困扰不已。
苏轼上任后的三个月，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浩浩汤汤地来了。
苏轼亲自来到抗洪第一线，布衣草屦，结庐城土，几过家门而不入。
在他的组织、指挥和影响下，全城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避免了一场大水灌城的惨剧。
苏轼以身帅之，长城存亡而战胜洪水的壮举，深得徐州人民的感激与敬重。
第二年，苏轼为了防止大水的再次威胁，一方面筑堤固岸，一方面加高城墙，并动工在城东门的要冲处建造了一座二层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那一年的重阳佳节，苏轼大宴宾客，举行典礼，庆贺黄楼的落成，并高兴地写下《九月黄楼作》一诗留为纪念。
从此，黄楼便成为徐州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处名胜。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晃晃悠悠，时光又过了一年零十一个月，苏轼接到了一纸调令，他人生地图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太湖之滨的湖州。
而他还不知道，在那里，正有一场小丑跳梁的闹剧等待着他……
11．潮州
其时，北宋朝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石罢相已有三年，正在南京隐居。
苏轼又重燃起了政治上的希望。
他不停地向神宗上表，向他汇报民间的疾苦以及自己的主张。
神宗皇帝每每读完，就如同他父亲当年一样拍案叫好。
这引起了皇帝周围那些小人们的恐慌，他们感觉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苏轼的威胁。
小人就是小人，终究是不敢与君子为伍的，他们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于是，丑角们披着忧君忧国的面具纷纷登场了。
首先是御史舒亶，这个被余秋雨先生评为检举揭发专业户的小人，把苏轼的诗集以及在湖州的谢表呈给皇上，并摘出其中的语句断章取义地讲给皇上听，说苏轼如何如何对朝廷不满，又如何如何影射圣上；
接着出场的是李定，当年这个人的父亲去世，他为了保住官位，竟然隐而不报，被司马光斥为畜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竟也举报起苏轼来。
他是从苏轼的出身、才学和社会影响方面来弹劾的，说苏轼出身低微，不学无术，滥得时名。
这真是相当可笑了，只要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能分析出，出身低微也能算是一条罪过吗？
不学无术的罪名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苏轼不学无术的话，如何能考得殿试的第二名？
一个小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堆小人合起伙来，破坏力是无穷的。
在舒亶、李定先后登场之后，一小人纷纷跟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拿出苏轼的诗、词、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
其中还有不少曾经巴结过苏轼，结交过苏轼，甚至本身就是苏轼的朋友。
下面说的这个人就是苏轼的朋友，余秋雨先生说提到他的名字时就好一阵心痛。
他就是《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沈括。
而且他所拿出来要检举的诗，竟然是苏轼和他在某一处分别时，特地写给他的留念。
这种行为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余先生分析，以沈括当时的学问、地位和影响来看，之所以如此落井下石，唯一的理由就是嫉妒！
我们也只能对他感叹一声会科学，不会做人了。
像这种文化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隔一定的时期，便会如法炮制地上演。
往往开始都是几个小人在颠覆黑白，然后在观看的人中寻找嗅味相同的伙伴，一起掀起众性的运动。
而当权者往往从最初的怀疑发展成最后的完全认同，因为他可以不相信一两个人，却不能不相信大多数的人的说法。
神宗皇帝便是如此，最初对这些小人的话，他并没有在意，但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他就变得有些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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