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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表现在:
一是土地山林的权属纠纷。
如在农村土地延包过程中,二十年不变的跨度很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如处理不当,极可能引发矛盾纠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据调查,今年—月份,我县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起,其中土地承包纠纷起,土地、山林权属纠纷起,分别占到了和。
土地承包和权属纠纷因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并伴随有政策性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常常比较复杂,调处难度大;
二是重点工程实施引发的矛盾。
近年来,对农村的建设不断加大了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在建设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
当某些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就千方百计阻挠工程施工,以各种借口、手段来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尤其是我县近年来,加快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因赔偿费用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
如我镇的西苕溪整治,在开展石子涧段征用土地时,部分村民以补偿价太低为由起哄闹事,阻碍工程施工;
三是村级村务、财务及干部作风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关心集体经济,要求参与村务、财务管理的人越来越多。
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务管理中,虽然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状况等,公开地不彻底、收支帐目不细致,容易造成村民误解,引发村民信访,也有少数村里搞“糊涂帐”,也是引发村民上访的直接源头。
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
在处理问题上,认人唯亲,拉帮结派,亲亲疏疏,对农民的反映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
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远远跟不上现代形势的发展,往往在工作中搞瞎指挥、行政命令,结果给农民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
⒊城市化建设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置等相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等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
另一方面,某些群众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显著增强,甚至过于片面化,在本身要求得到解决时,错误地认为“法不责众”,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一旦认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就置国家法律、社会秩序、社会公道以及人们公共利益不顾,纠集一帮人采取静坐示威、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等极端方式,以人多势众和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如递铺镇雾山寺因土地征用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影响很大。
一些首要份子、骨干份子煽动群众阻挠开工,聚集镇政府,围攻镇干部,造成恶劣影响,并四处上访,还准备材料进京上访。
又如我镇农贸市场购房纠纷,购房户反映开发商开发房产时存在质量、消防、合同违约等问题,相关部门认证、查处后已责令开发商就存在问题整改。
但由于部分购房户对相关政策法律缺乏理解,多次越级上访,还提出过分要求,虽经多次协商调解但仍未妥善解决。
⒋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近年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强烈,国家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
但是,目前一些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料由于思想意识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排放现象,加上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协调沟通方面不足,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
另外城市建筑噪声,生活垃圾等问题都与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发生冲突,一旦群众与企业主之间出现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政府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事件。
如我镇石子涧村民反映远东化工有限公司污染问题。
今年月以来,该村村民代表到省、市、县上访多次,经县环保调处,远东公司投入余万元对治污设备进行改造,在试生产当天,却遭到当地村民强行阻挠,并打砸厂内办公室门窗等物品和厂外排污管,随后又到县政府静坐,造成了不良影响。
又如开发区剑山村村民反映上墅镀锌厂、味全牧场和上墅华裕竹胶板厂等三家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均发生了群体性矛盾,并出现打、砸事件。
⒌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
当前,农民上访呈上升势头,尤其是集体上访现象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
群体性事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多发性。
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目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
二是组织性。
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
三是利益性。
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极易引起社会同情,如农民负担过重、职工下岗、离退休人员无生活来源等。
共同的利益目标把大多数人维系在一起,又极易吸纳相同利益者,使群体逐步扩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是非政治性。
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五是难处理性。
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长期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
今年以来,我县一些地方因环境污染、企业改制、土地征用等问题,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刚才上面提到的四个引发不稳定因素中已经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我已经提及,也就不再举例。
这些事例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前,我们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稳定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如何及时解决好群体性事件,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
从以上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突出问题看出,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
⒈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客体呈现复杂化。
因农村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
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导致的后果严重。
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简单化,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因此,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⒉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规模呈现群体化。
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
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
在企地纠纷中,因利益冲突,厂矿企业与驻地周围有关群众成了纠纷当事人;
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
因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许多纠纷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⒊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
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农村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⒋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
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
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解决。
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群体围攻、上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有的因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⒈少数群众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过于片面化。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国企改革,难免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不是积极转变观念,适应改革,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破坏改革,阻扰经济发展。
少数人信奉“闹而优则仕”,全然不顾国家利益、长远利益。
由于一些职能部门作风不实、工作不力,少数人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秩序反映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了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抱着小农意识中的“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传统观念,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就闹,以蛮横无理来对抗改革发展。
一些农民群众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其社会行为缺乏法律、规则和道德约束,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⒉干部的宗旨意识淡薄、缺乏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可避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人们之间的利益调整量大面广,由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也由此增多,由于我们有的干部服务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及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平时表现不突出,但怨气日积月累,一旦“点火”,则一触即发,往往使政府及有关部门措手不及,单纯被动“灭火”,对社会稳定会构成严重威胁。
有的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漠然处之,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甚至酿成严重事件。
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某些执法活动中,不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不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然没有违背法律,但由于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也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⒊基层组织建设薄弱。
村级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
少数村干部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一旦群众对立情绪升格,极易引起共鸣,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⒋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深入细致,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大。
虽然国家、地区的政策调整影响了群众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整体利益的。
但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遇到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很容易形成群情激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没有用深入细致的工作来排除矛盾、化解纠纷,以致群众产生抵触情绪,爆发群体事件。
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
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
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
另外,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
近几年虽然通过“四五”普法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教育得不到普及,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不知道去用法律手段解决,只想一味蛮干,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聚集起来上访、闹事。
⒌对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稳妥。
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恨;
有的基层党政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居)委会的财务、作风等方面问题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等问题处理不公;
对企业与驻地群众之间产生的矛盾,协调不力,处理不当等等。
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对策和措施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
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对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上述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问题和产生原因,我认为,要预防和解决农村社会矛盾,必须在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执政水平⒈加强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一方面,对待群众的意见,做到认真负责,不推诿、不失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坚决纠正。
对出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要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改善工作作风,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政策法规处理行政事务,形成浓厚的依法办事氛围。
⒉改进工作作风,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对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管理。
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广大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职能部门要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能力,从加强基层调解入手,把民间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机结合,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以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大发展。
(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⒈既要注意快速发展,又要注意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
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
由于开发征地和城镇改造、环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补偿、搬迁等问题,群众要求条件较高,如解决的结果达不到群众的要求及条件,最终势必引起群众集体上访。
因而,我们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保护,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依法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发生的长久之(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计。
⒉统筹发展,夯实化解矛盾的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让最广大的群众分享到科学发展的成果,营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会氛围。
虽然农村近年来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教育、医疗、水电、通信、交通等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造成农民心理不平衡不满情绪日增,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爆发,形成集体上访。
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发展,加快工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发生的基础。
(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当前农村有相当部分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
在普法宣传工作中,重点在于守法和用法,教育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要依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有关职能部门、村级组织的配合,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教育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使群众遇事后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按照政策办理,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方法,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同时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提高相关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法律服务水平,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当调解手段无法解决矛盾时,应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矛盾,通过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和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认真解决好群众的问题,防止因久拖不决而酿成群体性事件发生。
(四)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⒈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要把开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实行村务、财务公开,民主管理,强化监督机制,让群众充分享有知事权、议事权、决事权和监督权。
要切实抓好农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水平。
⒉充分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作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
一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
针对新形势下,农村因征地、土地、山林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并探索新形势下调解的方法和手段。
二要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作用。
各级司法调解中心和基层调委会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力量和第一道防线,特别是村级调委会要立足广大农村,最大限度地做好各类简单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坚决防止矛盾激化和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坚决杜绝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⒊各单位各部门应齐抓共管,共同做好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出现和发生,都与本单位、本部门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内部出现的矛盾纠纷要在所属辖区调解组织的帮助下,主动配合做好纠纷化解工作;
对出现在不同单位和部门间的纠纷要搞好相互协调与配合,主动沟通情况信息,共同做好纠纷化解工作;
对于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各有关部门都要认真履行自身职能,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
(五)强化预警与处置,严格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⒈保持信访工作超前性,把群体性事件苗头解决在基层。
信访问题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因此要充分重视农村的信访工作。
一要健全信访工作网络,使其“横到头、纵到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努力实现“重心下移”,实行“一把手工程”,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
二要切实解决好热点、难点问题。
对人民群众申办的事项,要热情接待,依法审批,依法行政,切实为人民群众搞好服务;
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基层党政组织和企业内部的有关问题,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对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并做好情况反馈;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要采取“主动靠上去”的工作方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疏导化解,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⒉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
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危害大,影响面广,因此,事件一旦发生,就要马上处置,把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
除要有正确的决策外,还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分工负责的责任机制,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部门负责人要分头抓,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
对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力度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而使事件发展严重的,对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要坚决予以处理。
同时,要建立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网络。
要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民调、治保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积极收集、寻找信息。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信息网络也要马上行动起来,迅速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发展状况,以便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赢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