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感染药物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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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细菌细胞壁通透性改变，使抗生素无法进入细胞内，从而难以作用于靶位；

③细菌细胞膜上存在的抗菌药物外排系统，使菌体内药物减少而导致细菌耐药；

④靶位组成部位的改变，使抗生素不能与靶位结合而发生抗菌效能。

此外还可由于代谢拮抗剂的增加或细菌酶系的变化等而产生耐药性。

细菌耐药性的发生与发展是抗菌药物广泛应用，特别是无指征滥用的后果，因此临床上应特别注意合理用药。

【药理】根据血药浓度和时间的关系可制定药时曲线，曲线下总面积可反映抗感染药物的吸收状况及体内利用率。

抗感染药物主要经肾排出，也可经肝代谢、肠道排泄、肺呼出等而被清除。

药物的半衰期（t1/2）可自药时曲线计算而得。

据研究，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杀菌作用和临床疗效与其血药浓度超过其最低抑菌浓度（MIC）持续时间长短有关，持续时间越长则疗效越好；

而氨基糖苷类与氟喹诺酮类的杀菌作用和临床疗效则与血药高峰浓度或药时曲线下面积与MIC的比值有关，比值大者疗效好。

肝、肾功能不全，特别是肾功能不全时很多药物的半衰期明显延长，必须及时调整剂量、延长给药间期和（或）监测血药浓度，保证安全用药。

口服和肌内注射给药后，抗感染药的tmax一般为1~4小时，静脉注射和静脉滴注给药后即刻到达峰浓度，重症患者宜采用此给药途径。

药物吸收后迅速分布至各组织，胸、腹腔、关节腔和各种体液中，其浓度约为血药浓度的50%~100%,甚至数倍以上，故除包囊性积液或脓液稠厚外，无局部用药的必要。

抗感染药口服后吸收很不一致，克林霉素、利福平、多西环素、头孢氨苄、头孢拉定、头孢克洛、头孢丙烯、氧氟沙星、异烟肼等的吸收比较完全，约可达90%或以上。

四环素和土霉素因易与钙、镁、铝、铋、铁等金属离子螯合而影响其吸收（一般在70%以下），其活性也可为碱性物质所抑制，故不宜与抗酸药合用。

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万古霉素、两性霉素B等口服后的吸收很少，仅为0.5%~3%。

抗感染药进入血液后部分与血清蛋白相结合，结合率自0~95%以上不等。

结合的药物无活性，也不易透过各种屏障，但结合一般疏松而可逆，当血药浓度下降时即渐释出游离药物。

分泌至胆汁中的浓度因不同药物而异，以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利福平等的浓度较高。

除氯霉素、磺胺药、异烟肼、甲硝唑、氟康唑、阿昔洛韦等外，抗感染药物很少透过正常血脑屏障进入脑脊液中，但脑膜有炎症时则采用某些第三代头孢菌素、乙胺丁醇、氨苄西林、青霉素G等，在脑脊液中的浓度可达有效水平。

排入痰及支气管分泌液中的药物浓度大多低于同时期血药浓度，以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氯霉素、喹诺酮类、利福平、甲氧苄啶等的浓度较高。

大多数抗感染药的主要排泄途径是肾脏，因此尿药浓度大多较高。

红霉毒等大环内酯类、复方磺胺甲噁唑、喹诺酮类等应用后有一定量进入前列腺中；

林可霉素、磷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在骨组织中有较高的浓度或可达治疗水平。

【抗感染药的合理使用】

（1）应熟悉选用药物抗病原微生物的活性、药动学、适应症和不良反应。

（2）要及早确立病原学的诊断。

确立正确的病原为合理选用抗感染药的先决条件。

有些病原采用常规方法不易分离者亦应尽量选用其他辅助诊断技术，包括各种免疫学试验。

分离和鉴定病原菌后应尽可能作细菌的药物敏感度（药敏）测定，必要时并进行联合药敏试验，供选用药物参考，这在处理严重全身性感染时尤为重要。

（3）应按患者的生理、病理、免疫等状态而合理用药。

新生儿体内酶系发育不全、血浆蛋白结合药物的能力较弱、肾小球滤过率较低，老年人的血浆蛋白大多减少、肾功能也减退，应用常规剂量后血药浓度和半衰期常有增高和延长，故用量以偏小为宜，有条件时对某些药物宜定期监测血药峰、谷浓度。

（4）预防或局部应用抗感染药要严加控制或尽量避免，应当用于少数有明确指征者；

如用于预防昏迷、休克等患者并发感染，或清洁手术预防术后感染则往往徒劳无益。

应尽量避免皮肤、黏膜等局部应用抗感染药，因易引起过敏反应，也易导致耐药菌产生。

故除主要供局部应用的药物如新霉素、杆菌肽、莫匹罗星（mupirocin）、磺胺米隆等外，其他主要用于治疗全身感染的药物，特别是青霉素类的局部应用要尽量避免。

（5）联合应用抗感染药需有明确的指征。

临床多数感染用一种抗感染药即可控制，联合用药徒然增加不良反应和治疗费用。

（6）应选用适宜的给药方案、剂量和疗程。

轻、中度感染患者可口服给药，重症患者采用静脉给药。

宜按药动学参数制订给药方案。

剂量过大或过小均不相宜，过小起不了治疗作用，反可促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剂量过大的突发例子是青霉素类，不仅浪费严重，且易诱发中枢神经系毒性反应及电解质平衡失调等不良反应。

抗感染药通常应持续应用至体温正常、症状消退后72~96小时，但败血症、感染性心内膜炎、骨髓炎、化脓性脑膜炎、伤寒、布氏杆菌病、结核病等不在此例。

如用药后效果不著，急性感染在48~72小时内应考虑改药或调整剂量。

抗寄生虫药

寄生虫可分为原虫和蠕虫两大类，蠕虫又包括线虫、吸虫和绦虫。

1.抗原虫药

（1）抗疟药：

①青蒿素类药物是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类新药。

目前是国内首选抗疟药，该类药的品种较多，有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其疗效良好，副作用轻微，惟复燃率较高。

该类药物与其他药物合用可增强疗效，缩短疗程，并降低复燃率。

②近年来国内外耐氯喹的疟原虫虫株普遍出现，影响了该药的广泛应用。

③磷酸咯萘啶也是我国研制的抗疟药，疗效较好，副作用少，使用方便。

④某些抗疟药物在国内已较少应用，例如：

奎宁、磷酸哌喹、乙胺嘧啶等。

（2）治疗黑热病以葡萄糖酸锑钠为首选，还可采用喷他脒治疗。

但两者的副作用均较明显。

（3）治疗阿米巴病以甲硝唑或替硝唑为主，该两种药物对肠道内和肠外阿米巴病均有较好疗效。

对急性阿米巴痢疾和较顽固病例，与双碘喹啉联合应用，可取得良好效果。

（4）其他抗原虫药：

①抗弓形虫药：

传统药物仍为磺胺嘧啶与乙胺嘧啶联合应用，其他抗弓形虫药还有复方新诺明、阿奇霉素、螺旋霉素、氯林可霉素等。

②抗卡氏肺孢子虫药：

首选复方新诺明，还可以应用戊烷脒、伯氨喹啉与氯林可霉素合用等。

③治疗贾第虫病以甲硝唑为首选。

2.抗蠕虫药

（1）在抗蠕虫药物中，广谱抗虫药居主导地位，其中，以丙硫咪唑和吡喹酮为代表。

随着寄生虫种类和寄生部位的不同，两种药物的剂量和疗程有很大差异。

丙硫咪唑是广谱抗线虫药，除可治疗蛔虫、钩虫、鞭虫、蛲虫、旋毛虫等线虫病外，还可用来治疗囊虫病、包虫病。

吡喹酮是广谱抗吸虫药，除可治疗血吸虫、肺吸虫、华支睾吸虫、姜片吸虫等吸虫病外，还可用于绦、囊虫病的治疗。

（2）抗丝虫药：

仍以乙胺嗪为主，还可选用伊维菌素。

（3）抗绦虫药还可应用氯硝柳胺；

抗肺吸虫药还可选用硫氯酚。

抗肿瘤药

抗肿瘤药传统上一般分为烷化剂、抗代谢物、抗生素、植物药、激素类和其他（包括铂类、门冬酰胺类等）。

这显然未能概括抗肿瘤药物的迅速发展，也不足指导临床应用。

2004年我国学者根据临床用药的实际情况经过讨论制定了新的分类。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提高，在分子水平对肿瘤发病机制和增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开始了针对细胞受体、关键基因和调控分子为靶点的治疗。

这些领域包括具有靶向性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阻断剂，针对某些与增殖相关受体的单克隆抗体，针对某些癌基因和癌的细胞遗传学标志的药物，抗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物，抗肿瘤疫苗，基因治疗等等，并在不到10年内有了长足的进步。

它们在实际上超越了传统的细胞毒治疗，属于病理生理学治疗，也就是封闭肿瘤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受体和纠正某些病理过程。

它们在临床上的共同特点是：

具有非细胞毒性和靶向性；

起调节作用和细胞稳定性（cytostatic）作用；

临床研究中不一定非达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和最大耐受剂量（MTD）；

不良反应的范围和临床表现与细胞毒性药物有很大区别；

与常规治疗（化疗、放疗）合用有更好的效果等等。

目前进入临床的有四种单克隆抗体：

利妥昔单抗、（rituxinab）、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西妥昔单抗（cetuximab）、倍伐单抗（bevacizumab）；

信号转导抑制剂（signaltransductioninhibitor）最主要的有选择地抑制酪氨酸激酶及BCR-ABL异常融合蛋白的表达并抑制有BCR-ABL表达的白血病细胞增殖的伊马替尼（imatinib，STI571）、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吉非替尼（gefitinib，ZD1839）和Tarceva（erlotinib，OSI-774）；

新生血管抑制剂包括血管内皮抑素（YH-16）和参一味胶囊等。

事实说明，靶向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医学“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观点，也是通向治疗个体化的重要途径。

抗肿瘤药物的合理应用如前所述，细胞毒类药物本身就属于“剧毒药”，本身就可能引起严重不良反应。

医生必须对药物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包括药代动力学特点，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有器官特异性毒性。

有的药物在应用前需要采取处理（预处理）预防和谨慎观察过敏反应；

一般都需要每周期检查血象和肝肾功能等。

合理用药是相对的，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才能胜任临床工作。

并根据循证医学、规范化和个体化的原则减少失误，使病人获益。

心血管系统用药

自20世纪起，心血管疾病一直是世界各发达国家居首位的致死疾病。

近20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有所改变，疾病种类也相应改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高，也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首要疾病。

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性促使世界各国积极开发以对心血管的作用为主要作用而用以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即通常所称的心血管药物。

心血管药物包括针对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的药物，例如动脉粥样硬化时纠正血脂异常、血小板功能异常、血液凝结异常等的药物和针对心血管疾病临床症候的药物，例如高血压时的降压药、心力衰竭时的抗心力衰竭药、心律失常时的抗心律失常药等。

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心血管药物品种不断增加。

20世纪60年代开始β受体阻滞剂问世，70年代钙拮抗剂开始发展，80年代有了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90年代开始发展他汀类调脂药、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药，以及新的抗血小板药和溶栓药。

这些进展丰富了心血管药物的种类，使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有了巨大的进步，减轻了疾病的危害。

上述各类药物的作用常不止针对一个心血管病理生理环节，其临床应用也从而不限于一种临床表现，因此一类或一种药物可用于多种心血管病；

反之，临床上一种心血管病药物又具有多个病理机制参与，需要采用多类或多种心血管药物。

心血管药物的分类因此有两种方法：

一是按主要药理作用分类，如β阻滞药、钙拮抗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药，这些药物在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均有其用途；

另一方面，按临床用途分类，则针对一种临床病症的治疗药物包括多个类别，例如“抗心力衰竭药”会包括正性肌力药、利尿药、血管扩张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β阻滞药。

此外，一个药理类别的药物有其共同的治疗性药理作用，正因为如此而被归入该一类，具有相似的治疗适应症，但该类中不同品种药物又具有其个性，是这些个性使不同品种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有差别。

近年来许多大型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查明每类每种心血管药物对一定病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也比较不同类别药物治疗效果的差异，进一步还研究不同组合药物的临床治疗结果，目的是寻找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

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是最重要的两种心血管疾病。

对高血压，当前已构成以利尿药、β阻滞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钙拮抗药、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药、α受体阻滞药为主体的降压药物治疗，其合理选用使绝大多数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和病程得到有效的控制。

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防治中药物的作用也有很大进展。

脂质异常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发病环节的认识促进了调脂药物的发展。

调脂药以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厡酶抑制药（他汀类）、贝特类、烟酸类、降脂树脂类为主体。

近四十年来以他汀类为主的降血低密度脂蛋白治疗经过深入广泛的临床研究，取得坚实的成果，是上一世纪内的重要医学成就。

他汀类不仅降脂，还具有消除炎症、抗氧化、稳定斑块、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等作用，因而可以防治动脉硬化，临床研究证实使发病减少减轻，粥样硬化斑块消退，即使对急性冠脉综合征也可以使其预后大有改善，从根本上改变病程。

然而，他汀类的进一步发展受制于其不良反应。

新近胆固醇吸收抑制剂的问世有助于同他汀类一起深化降脂。

调脂的另一个方向是升高血高密度脂蛋白，这对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时的血脂异常及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十分重要，除贝特类和烟酸类可以应用外，当前的大力研究新药于不久的将来会有良好的前景。

急性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最严重的发病过程，近年来对其发病机理中斑块破裂、血栓形成有进一步的了解，已形成了药物、介入、手术相结合的一套治疗方案，其中的药物是：

1.溶栓药（纤维蛋白溶解药），包括链激酶、尿激酶、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药及其同类物。

2.抗凝血酶药，包括肝素和低分子肝素、以及凝血酶直接抑制剂包括水蛭素与其同类物。

3.抗血小板药，包括应用多年的环氧化酶抑制剂阿司匹林，ADP受体拮抗剂噻氯吡啶、氯吡格雷，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受体拮抗剂（阿昔单抗、埃替巴肽、替罗非班等）。

有关溶栓、抗凝血酶、抗血小板药均在血液系统用药章中描述。

多年来用于治疗心绞痛的硝酸盐类、β受体阻滞药、钙拮抗剂仍保持其地位。

对于心力衰竭，传统的洋地黄强心苷仍在应用，但新的正性肌力药物的开发并不成功，磷酸二酯酶抑制药的长期应用有限制。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已是大多数心力衰竭病人的基本治疗。

近年来研究用β受体阻滞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取得肯定的效果，由于认识提高，用法改进，使原本的禁忌症成为适应症。

对于心律失常，相对而言，进展较慢，新的抗心律失常药的开发甚少，近十年来并未增加有突出价值的品种，进展仅限于已有品种的合理应用。

呼吸系统用药

呼吸系统疾病常用药物包括的种类很多，如镇咳药、平喘药、呼吸兴奋药、抗感染药、抗肿瘤药、抗炎药、免疫抑制剂等。

本章仅就镇咳、祛痰和平喘三类药物分别加以叙述。

镇咳、祛痰、平喘三类药物一般来说都属于对症治疗药。

在对症治疗的同时还必须注重病因的治疗。

患某些呼吸系统疾病时，咳、痰、喘三种症状往往同时存在，并有一定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治疗上也有内在联系。

例如呼吸道痰液蓄积可刺激气道黏膜引起咳嗽，当气道被痰液部分或完全阻塞时，既能引起气喘，也能产生继发感染。

此时，祛痰药如应用得当，可能使上述三种症状都得到缓解。

又如支气管哮喘时，因呼气阻力增加使肺膨胀，肺牵张感受器受刺激增强，反射性引起咳嗽，同时因支气管阻塞排痰也更加困难，此时适当应用平喘药，不仅可缓解支气管痉挛，也可起到辅助“止咳”、“祛痰”的作用。

消化系统用药

消化系统疾病病种多而常见，用药庞杂，且药效除与药物本身的作用有关外，还与用药的方式方法有关。

现仅就常见疾病所用药物的一些问题作简要说明。

反流性食管炎当属最常见的食管疾病，大多表现为胃-食管反流病，其实质上是一种由内源性化学物质（主要是胃酸或/和胆汁）不断通过贲门-食管交界区异常反流所造成的食管下段黏膜炎症。

治疗在于增加下食管扩约肌张力，防治反流，及制酸减少酸对食管黏膜的损害。

前者曾用甲氧氯普胺（胃复安），现用外周多巴胺受体阻断药（多潘立酮，domperidone）等促胃肠动力药，近来还有用红霉素类似物等，可加强下食管括约肌张力并促进胃排空；

后者可用抗酸药物，或者H2受体阻断剂及质子泵抑制剂减少胃酸分泌。

对于贲门失弛缓症，迄无满意的特效药物，虽然近几年来发现钙通道阻断剂，如硝苯地平（硝苯啶，nifedipine）或地尔硫卓（硫氮卓酮，diltiazem）有效，但多限于疾病早期，且疗效不甚确切。

慢性胃炎在国内很常见，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

有消化不良症状的慢性浅表性胃炎可属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范畴，予对症治疗。

近年来认为，胃内感染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ylori,Hp）是慢性胃炎的主要原因，此菌寄生于胃窦黏膜黏液下层，所泌毒素促进炎症反应。

因此，杀灭该菌被认为是治疗慢性胃炎的重要环节。

然而，该菌对杀菌剂的抵抗能力甚强，故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提倡加用多种抗菌药物，如甲硝唑（metrodazole）或替硝唑（tinidazole）、呋喃唑酮、铋制剂、抗生素（阿莫西林、庆大霉素、四环素、克拉霉素等），并与强力抑酸的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或兰索拉唑）合用，进行三联、甚至四联疗法，可取得较高的Hp根治率。

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仅次于慢性胃炎，且往往是在慢性黏膜炎症的基础上发生的，过去的治疗着重于阻竭对黏膜的侵袭因子，即抑制胃酸和胃蛋白酶，而现在则又认为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与Hp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现今对于消化性溃疡，尤其是Hp阳性的溃疡特别强调根除Hp，这样会大大减少溃疡病的复发。

目前已知制酸有好几个环节。

阻断壁细胞上的三种受体H2受体、乙酰胆碱受体和胃泌素受体可阻止壁细胞产生氢离子，现用的H2受体阻断剂有西咪替丁、雷尼替丁，以及用量较小的法莫替丁（nizatidine）和尼扎替丁（nizatidine）；

乙酰胆碱受体阻断剂即抗M胆碱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用颠茄和阿托品，50年代以后逐渐由溴化丙胺太林即普鲁本辛所替代，而近十年来则由更加的制剂如氢溴酸山莨菪碱等问世，其中哌仑西平（pirenzepine）有较高度的选择性，除制酸外甚少有其他的迷走神经抑制作用，这一类药物也能延迟胃排空，理论上对胃溃疡不利，用量大时可产生口干、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应慎用；

胃泌素受体阻断剂丙谷胺的制酸作用甚为微弱而基本上被弃用。

上述三类药物以H2受体阻断剂作用较强。

质子泵抑制剂即H+-K+-ATP酶阻断能强力抑制氢离子从壁细胞排泌，目前以这一类药物制酸效果最佳，具有止痛、溃疡愈合快而愈合率高的临床特点，已用于临床的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埃索美拉唑等。

胃黏膜保护剂有助于促进溃疡愈合，减少溃疡病的复发，它可增加胃黏膜中前列腺素（PGE），减少黏膜内源性PGE的降解，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及碳酸氢根，并能增加胃黏液量和氨基已糖等多糖含量。

目前常用的胃黏膜保护剂包括硫糖铝、胶态铋剂、PGE1的衍生物和铝碳酸镁等。

硫糖铝具有一定的制酸能力，并且能吸附、络合胃蛋白酶，减弱后者的侵袭作用，但更具有加强黏膜抵抗力和修复力的作用，其在胃内酸性环境中离解为八硫酸蔗糖，聚合成胶体，能与溃疡面渗出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保护膜，还能促进血管增生、黏膜增殖，有利于溃疡修复；

为充分离解以达最佳疗效，本药必须在餐前一小时服用，如为片剂，则应先咀嚼成糊状后再吞服。

加强黏膜抵抗力和修复力的药物中，临床上用得较多的有胶体铋剂，其对Hp也具有杀灭作用。

此外PGE1的衍生物米索前列醇（misoprestol）可增加胃黏膜的局部血流、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具有保护胃黏膜屏障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抑制胃酸分泌的作用。

临床上，上消化道出血以消化性溃疡、急性胃黏膜损伤、食管曲张静脉破裂、贲门-食管黏膜撕裂症，以及胃癌为最常见的病因。

当出现上消化道出血时，特别是前四种病因所致者，过去常用垂体后叶素因其可降低门脉压力，有利于止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则多用H2受体阻断剂和质子泵抑制剂，有效的制酸有利于损伤黏膜的修复，对溃疡出血和急性胃黏膜损伤出血十分有效。

现知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素具有明显的降低门脉压之效，还已成食管张静脉破裂出血内科治疗的常用药物。

甲氧氯普胺系多巴胺拮抗药的一种，具有止吐作用，还能加强胃肠道平滑肌运动，有促进胃排空之效，对术后功能性呕吐、胃肠肌麻痹引起的胃滞留、胃肠道胀气等症状有效，惜因可发生椎体外系症状而弃用。

现时常用的促胃肠动力药有外周多巴胺受体阻断药（多潘立酮）和5-HT4受体激动剂（如莫沙必利等），它们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定的止吐作用。

组胺H1受体拮抗剂，如布克利嗪（buclizine）、美克洛嗪（meclozing）、赛克力嗪（cyclizine）,以及昂丹司琼等均具有中枢性止吐作用，后者对化疗后呕吐尤为有效，但须在应用化疗药物之前给予。

关于助消化药，20世纪30~40年代以胃蛋白酶和双糖酶为常用，但效能有限。

胰酶制剂迄今还在应用，尤其是用于治疗慢性胰腺炎时胰酶分泌不足所致的蛋白质、淀粉和脂肪等的消化不良，作为代替疗法，一般需用量较大才能奏效。

乳糖酶缺乏症在我国颇为常见，表现为对乳制品的不耐受，需外源性补充乳糖酶以克服乳制品诱发的腹泻、腹胀等症状。

促胃肠动力药可促进胃肠道运动，推进食糜向下移动，故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助消化作用。

肠道易激综合征在临床上十分常见，因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故用药较为复杂。

按其分型，对腹泻、便秘、腹痛及混合型等酌情合理用药。

临床上，常用钙通道阻断剂，也可合用镇静剂、抗过敏药、微生态制剂，都有一定疗效。

便秘药种类甚多，按其作用机制可分为三类，即刺激性泻剂、容积性泻剂和润滑性泻剂。

目前国内应用的聚乙二醇4000，大多为增加肠腔内渗透压的容积性泻剂；

乳果糖（lactulose）也是一种渗透性泻剂，是不消化的双糖，在大肠内被细菌分解成乳糖和醋酸，酸化的粪便能抑制肠菌产氨，并使血氨弥散入肠腔内故还有降血氨作用，有利于肝性脑病的恢复。

5-HT4受体激动剂（如莫沙必利、马来酸替加色罗等）有增强下消化道动力的作用，对因肠道收缩不力的便秘有效。

此外，还有以纤维素为基础的导泻药，如欧车前亲水类黏胶等，更具生理性。

润滑性泻剂主要为液体石蜡等油脂性泻剂。

止泻剂中阿片类制剂，国内已很少应用。

目前常用的主要是氢氧化铝凝胶、白陶土、果胶（pectin）、苯乙哌啶及洛哌丁胺（loperamide）等。

白陶土是一种天然的水化硅酸铝，能吸收细菌及其毒素，减少水分的丧失；

果胶的作用机制不明，其能使大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