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与江南城镇格局演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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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商贸交易活跃，乾隆年间《陕西会馆碑记》载：
“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
”时称：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④
苏州商业的发达，是与周围地区丝、棉手工业生产直接相联的。
明清以后，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渐增多，粮食生产相对缩减。
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当地的丝、棉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便捷的水路交通将苏州与散处四周、大小不等的江南市镇联结在一起，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
康熙年间，苏州城内有布店76家，苏绣商店108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则为数更多⑤。
在元和县唯亭镇、嘉定县外冈镇这类农村集镇，都有苏州布号商人设立布庄，收购布匹运回苏州外销。
相距较远的松江府的一部分棉布交易也被吸引到苏州，有数十家布商采取“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经营方式⑥。
嘉善县城孙圃《魏塘竹枝词》亦有“织成不让丁娘子，只待苏松抄布船”之吟。
苏州因而既是外地输入东南地区商品粮的周转、调剂中心，又是长江三角洲丝、棉手工业品主要集散地，以其深厚的经济、地理优势，稳居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⑦。
商业活动的鼎盛，城市经济的繁华，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距苏州不远的上海，自清中叶海禁放开，海运业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直到嘉道年间其城市地位仍在苏州之后，仅人口一项就有很大差距。
据估计，当时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而苏州则有50万人之多⑧。
国内各省与江浙地区的商品交换，仍汇聚苏州进行。
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也多以苏州为销售地，“上海本地沙船向以花布、茶叶等货运往关东、山东各处售卖，换买黄豆，往返生理；
即闽、广商船亦以糖货为大宗，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⑨。
上海开埠后，局面大变，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渐由上海取代。
长江流域余粮省份外运粮食多顺江东下抵沪集散，不再由苏州中转，经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急剧增长，从1869年的37327担，猛增至1890年的4770226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⑩。
苏州丝货交易，“本为天下第一，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
迨自上海通商以来，轮船麇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11）。
具体而言，鸦片战争前，江南产绸地区和北方销绸地区的货运往来，一般都依靠大运河这条干线来承担。
苏州地处运河要冲，也是江南产绸地区的中枢，交通便利，客商云集。
因之各产绸地区的绸庄大都在苏州设有分庄，以利推销。
苏州自然形成为江南地区绸缎集散地。
自上海开辟商埠以后，海港码头扩展，水陆交通便利，内外贸易日渐繁盛。
因此原在苏州办货的客商，纷纷迁来上海设立办货庄，各产地的绸庄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亦来设立推销机构（12）。
19世纪60年代伴随上海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及其相关城市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已由苏州移至上海。
目睹这种兴替，地方人士慨叹苏州曩时列肆如栉，货物填溢，楼阁相望，“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
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13）。
应该指出，当时国内战争对苏沪两地所发生的不同影响，客观上也对上海取代苏州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1860年，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迅即挥师东征，兵发苏州、常州。
清朝官吏闻之胆丧，还在太平军“未到以前的数星期内，清朝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14）。
当太平军大兵压境时，溃败的清军公然在商业区纵火劫掠。
据清人日记载录：
“夜间城外兵勇放火烧房屋，彻夜火光烛天，见者胆寒……阊门城外自初四夜放火连烧两日，内外隔绝，不通音讯……所烧房屋皆系昔日繁华之地，山塘、南濠一带尽成焦土，当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尽者，不知几何。
”（15）
而这时的上海，则因辟有外国租界，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在上海已有的权益，又着力调兵把守，抵御太平军的进逼，局势显得相对平稳。
因此，面对清军的骚扰和破坏，也为了躲避太平军的兵锋，苏州地区许多地主、官僚、富商及一些平民纷纷逃往上海以求安身，人数之多，一度曾使通往上海的“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16）。
连年战火给苏州造成的困境是严重的，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叶，仍是“田畴犹未尽开垦，颓垣废址触目皆是”（17）。
上海则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不乏携带厚资的地主、官僚和富商，更使它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18），浙江宁波、乍浦等地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将其经营重心移至上海，从而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
即使在战时，常熟仍有商人冒险去上海贩运货物，由于太平军规定“不得剃发，而商贾有往上海、通州、海门去者，不能不剃；
至从上海、通州、海门归者，短发又不便，因有向贼中说明缘故，而取伪凭为据者，曰剃头凭”（19）。
1861年12月，太平军一度攻占宁波。
据英国议会文件和怡和洋行档案的记载：
“叛军（诬指太平军——引者）打算在这个港口建立一个海关，据说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计划之一，构成了他们占领宁波的预定计划”；
“他们进入宁波后，几乎没有施以什么暴行，丝毫没有侵扰城内的外国人居住区，并且还做了其他一些证明他们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的表示”；
“他们已建立海关，对过往的一切货物征收小额的税”（20）。
但“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到乡下”（21）。
其间，一些商贸交易移至舟山进行，1862年1月英国驻甬领事称：
“当叛军逼近之际，许多有声望的宁波人逃到了那个岛屿上。
定海港近来经常有外国船舰和轮船在此进出，因而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在该岛的市区成交。
”（22）时至战后，“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⑩。
浙江乍浦港原有一些宁波商人经营对日贸易，他们经海路运去青田石刻等工艺品，换回日本的海产品等货物。
自江南战起，各地商人多迁往上海，这些宁波商人也将对日贸易移至上海，有的在上海设立行号，称之为“东洋庄”，有的还在日本设立了“办庄”（24）。
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这种地位以后愈益巩固，不仅江浙地区邻近府县，就是苏州本地的商业活动也被纳入上海港内外贸易的直接辐射圈内。
苏州城内，“泰西各商均未开行，但恐洋商终不愿来此贸易，以上海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洋商之货来此有何益耶？
”机器缫丝厂开办后，“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
所以当甲午战后苏、杭也被辟为通商口岸时，并未出现外商纷往的景象。
外商的这种取向，再次映衬出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稳固地位，并为海关统计资料所印证。
1911年，苏州“洋货由外洋径运进口及由通商口岸运来者，由外洋径入之货自属微细，由通商口岸运入之货其价约增关平银五十余万两，来自上海几占全数”（25）
20世纪初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作为衡量近代城市的几个要素，如资本主义工商业，近代市政设施和管理，新式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等，在这里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上海已从一个旧式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城市，1910年人口已从开埠初期的27万增至128万余人（26）。
无论城市规模还是人口总数，都是苏州不能望其项背的（27）。
二
近代江南，继上海、宁波开埠后，又有镇江、苏州、杭州和南京先后开埠，对外通商。
镇江，扼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会的要冲，是江南经长江和京杭大运河通往苏北地区乃至长江以北更广大地区的主要中转地。
这里也是长江沿线各地商船循长江、运河赴苏州的必经要道，“系苏州门户”（28）。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镇江和九江、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
其“城周九里，临大江与运河会合之口，为南北通津。
1858年，《天津条约》开为商埠，商场在城西银台山下。
银台山下沿江一带，1860年划为英国租界”（29）。
自辟为商埠，“大量的布匹、糖和金属系由轮船运往镇江在那里分运，因为镇江具有通往南北水路以及长江河流的有利条件”（30）。
1890年镇江海关资料载：
其“外洋贸易进口洋货，并非由外洋径行来镇，均由上海转运而来，与沿海之贸易相似”；
其“出口土货，亦非由本口径行运往外洋，如金针菜、药材、丝、鸡毛、鸭毛等类，由上海转运者居多”（31）。
1896年英国驻沪领事指出，经由镇江转运的进口货销售区域，是地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镇江的海关统计资料亦显示，“鲁南起码黄河北道（185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32）。
1900年《江南商务报》亦载：
“凡由镇江购运洋货之处，以江北及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水路近便者居多，镇江为该水路之总口，水路指运河而言，可通江北、山东等处，若往安徽、河南两省，则清江浦过洪泽湖及淮河一带均属一水可达。
”（33）
经由镇江的中转，长江三角洲苏北地区的扬州、江都等地与上海的航运网络沟通。
“江都为鱼米之乡，轮船、火车通行，贩运沪上，而本地之水产入市者转日见少且贵”。
1899年，“扬州钱铺殷实可靠者不过数家，市上现银时虑不敷周转，全赖上海、镇江、汉口等处通融挹注”。
扬州城内蛋品加工厂的产品，亦都装运上海出口（34）。
镇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格外重要。
自1858年开埠通商后，成为中外轮船经停的要口，据1891年镇江海关资料载：
“轮船进口之次数、吨数皆比去年加增。
本年计1186次，计1266000余吨；
上年计1165次，计1153000余吨；
本年计多21次，计多112000余吨。
”“查本年旅客往来本口者，洋人来者计200余人，往者计100余人。
华人来者计73000余人，往者计60500余人。
”（35）
一些可靠泊长江大、中型轮船的栈桥码头陆续在镇江兴建。
1900年，上海鸿安轮船公司在镇江设置了轮船码头，趸船名“平安号”。
同年，德商美最时公司和英商华昌轮船公司分别在运河入江口门东西两边建造码头，置泊趸船。
1901年，日商大阪公司的趸船码头设在运河小闸之东。
此外，美孚、亚细亚等煤油公司也在镇江建造了专用码头。
随着镇江小轮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沿江一带还设立了不少小轮码头，停靠内河和长江区间各航线的小轮船。
如丰和小轮公司、顺昌和记轮局、戴生昌轮船局、泰昌轮船局、华通小轮公司、天泰轮船局等，均先后在镇江设置了自己的小轮码头。
1910年，在镇江考察的美国商人称，镇江的“所有产品好像都被上海商人买走，这个城市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要造成直接贸易的唯一办法，似乎是要求我们的商人需有代理人在这个地方”（36）。
苏州和杭州，素为江南名城和江浙两省的省会城市。
甲午战争后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它们和重庆、沙市等增辟为通商口岸。
但是，以欧美商人为主体的在沪外商，出于商业成本的考虑，并不热衷去新开埠的这两个城市拓展业务。
英国驻沪领事哲美森，在其《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认为，苏杭两地的开埠，“无疑将对上海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刺激，到现在为止，这些城市都是从上海获得供货的，而且仍将如此”。
同时他又断言：
“在外商方面，不见得会出现任何涌往那里去开设分行的情形。
经验表明中国人在所有港口之间的贸易经营上，都能比英国人干得更便宜些，因而我们对此已不再进行竞争，甚至也不再为此而埋怨。
”（37）
1897年，中日签订《苏州日本租界章程》，辟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旸地，西起商务公司，东至水绿泾岸，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采莲泾岸，为日本租界（38）。
时至1906年，苏州日租界的商务仍无起色，当时在苏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目睹，其虽设立多年，“然其规模仍是可怜至极，虽道路纵横，然我国之建筑仅数十，惟占据中国街之一侧及河岸道路之一侧而已，且极其粗恶”（39）。
苏州的开埠，并未改变它与上海在江南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沿途城镇的经济生活也得益于苏沪间的这种经济联系，“苏省昆山、新阳两县境为自苏至沪必由之道，向来商业本甚繁盛，自内河创行小轮，苏沪商旅往来尤便，贸易亦日有起色”。
“苏州府属吴江、震泽两县同城，东南平望镇，东通梨里、芦墟、金泽等镇，南连盛泽镇，西至梅堰、双阳、震泽六镇，北界县城暨同里、八斥两镇，其余乡村小集，均有朝发夕至之便。
自苏省以达嘉、湖，必由此路，是以商业繁盛，甲于诸镇。
所有货物，以丝绸、纱布、米、油为大宗。
近来内河小轮盛行，客商往还日多”（40）。
1906年苏州商会档案称：
“查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苏沪商业一气联络。
《新闻日报》《申报》各载省商务类志一项，所有商货行情随时涨落，立即登报，朝发夕至。
近今宁沪铁路火车开行，尤为捷速，是以一切市面与沪市不相上下。
至于货产进出，均以沪地转运。
”（41）。
距上海稍远的杭州，虽地处钱塘江口，但受涌潮涨落及泥沙淤积的阻碍，近海、远洋船只无法驶入，原先与外地的经济交往主要借助内河经苏州周转。
自上海开埠及江南经济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杭州连同杭嘉湖地区其他城镇的进出商品，大多直接纳入上海港内河航运货物集散渠道。
“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
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在辖区内允许丝货贩运，大量的出口丝仍被吸纳到上海成交，“自浙江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42）。
它们多循大运河至江浙接壤的平望镇转道芦墟镇，经青浦县金泽镇、西岑镇、练塘镇入黄浦江抵沪。
1861年英国人呤利携银4万两至平望镇收购生丝，返程时在芦墟镇目击为数很多满载货物的“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43）。
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同样没有动摇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的地位。
杭州开埠后，“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日本——派遣领事到杭州”（44）。
沪杭两地的经济联系依旧频繁密切，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都有很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45）。
折返时运回各类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46）。
这种经由内河航运沟通的经济纽带是坚韧的，即使发生歹船拦劫如1906年“有匪船数十只在沪杭往来孔道，将中外轮船围攻拦劫，毙伤多命”（47），事后仍续行船。
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时也未中断，只是相应“改变了它的长久的贸易路线，即原来用平底船从北浙运到上海，而现在则改用汽船经苏州运往上海”（48）。
1906年在杭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记述了杭州日租界的萧条：
“拱宸桥在杭州城北约二里处，往上海往苏州之汽船在此发着。
中国街之次，有各国租界；
再次，河之下游有我国专管之租界”；
其中“仅有大东公司之职员宿舍及仓库、邮电局、警察署寂寞无邻，立于原野之中。
原野中有供在杭日本人游乐之网球场，而道路尚未开通，有时甚至在我租界内可捕得野鸡”。
他感叹：
“我租界之位置，虽较苏州为便，然其寂寞凋零一如苏州。
”（49）直到1931年的杭州海关报告仍称：
“据目前所知，杭州商人还没有建立起直接与国外通商的网络，这就是说，在海关报告中，几乎没有直接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所有到达这一口岸的商品，按规定首先要进口到上海，取得免重征执照后再船运到杭州。
”（50）南京的开埠，颇显曲折。
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南京为通商口岸，称：
“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无异。
”但当时南京为太平军占领，开埠之事落空。
太平天国失败后，列强重提此事，但无实际进展。
曾是江南重镇的南京，自经历太平天国战事，时隔30余年，“元气至今（时为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引者）未复，民生萧索，城市空旷，毫无振兴之机”。
在沪宁铁路通车前，贸易活动相当冷落，与上海的经贸往来亦主要通过镇江的中介（51）。
此后，南京的商贸业也难有振作。
1897年从安庆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陈独秀，对他眼中的南京城曾有生动的描述：
“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
进城一看，我失望了。
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
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
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
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
”（52）
1898年，列强再次要求南京开埠。
次年4月1日，南京对外开埠通商，修改后的长江通商章程规定“凡有约国之商船，准在后列之通商各口往来贸易，即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
同年5月1日，位于下关江畔的金陵海关设立，故通常又称南京开埠为“下关开埠”（53）。
但南京的城市经济并无明显起色，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99年来到南京，目睹“马路两侧亦稀有人家，田畴竹树犬牙交错，若行于村落之间”（54）。
1903年，美国人盖洛坐船从上海去南京，惊讶地看到南京“城内的大片空地足以生产充裕的粮食”（55）。
在1910年抵达南京考察的美国商人的眼中：
“南京是一个政治城市，贸易是非常不受重视的，要使他们打破习俗得费许多口舌。
这个城市里除了蚕丝业外没有机器制造工业。
”（56）
三
上海开埠后的崛起，促使江南城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也给江南历史悠久的市镇体系带来冲击，促使其发生结构性的演化。
这是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联系紧密、分布有序的市镇群体，是在自然、经济、社会、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历史形成并处在发展中的动态系统。
受上海崛起强大引力的导向，江南地区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的市镇体系，呈现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口岸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的市镇体系。
与上海联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南地区市镇的盛衰，其中上海近郊市镇格局变动更明显。
上海开埠后，近郊农村的物质生产和交换率先受到外国商品输入的冲击，一些原先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市镇的商业活动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颇具活力的农村市镇。
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促使一批农村市镇兴起和繁盛。
嘉定县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
宝山县罗店镇，“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57）。
上海开埠后，大量廉价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涌入，致使农民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败。
“本邑妇女向称朴素，纺织而外亦助农作。
自通商而后，土布滞销，乡妇不能得利，往往因此改业者。
”（58）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市镇的商业活动，亦归于萧条。
嘉定县城南门，原先“布经市极盛，城内吴三房最著，城外业此者十余家，远自刘河浮桥，近则一二十里内外，布经卖买麋集于此，辰聚酉散，熙攘竟日”；
“自洋纱盛行，不数年间无复有布经营业，而市况顿衰”。
前引该县娄塘镇，“从前布市最盛，近年减色”（59）。
宝山县高桥镇，“从前布市颇盛，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者，皆高桥产也，今利为洋布所攘”，市面凋零。
罗店镇，昔日因棉布贸易兴旺而有“金罗店”之称，这时也随土布的衰落而趋冷落（60）。
同一时期，另有一批市镇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兴旺。
吴淞镇因地扼中外船只入港要口备受各方青睐，几成市区之“飞地”。
虹口港区北侧的江湾镇，“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
要因在于它贴近租界，“水道则有走马塘之运输，陆道则有淞沪铁路之便捷，其骎骎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61）。
地处南北两翼内河船只进港要道的闵行、黄渡，客货船过往频繁，集镇经济活跃。
毗邻内河港区的曹家渡，先前“地甚荒僻，绝少行人”；
自内河轮运开通，“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挟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火万家”（62）
民国初年，有人纵览宝山县境内诸市镇兴衰的历史过程后感叹：
“综计三十年来，历时初非久远，而生计之丰约，一视地势之通塞为衡。
自铁路通，商埠辟，或昔盛而今衰，或昔衰而今盛，非独市镇即小而村集且然。
”（63）年有学者以金山县朱泾等市镇为中心，具体考察了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的转型。
其揭示，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处于地理空间边缘的金山县市镇依托其传统资源和传统商路，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中心关系密切，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纳入到了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之中。
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中心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得以继续发展。
而部分市镇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镇走向衰落。
朱泾镇虽然处于沿海并距上海中心仅69公里，但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原因以及上海发展扩张力的局限，并没有纳入到上海经济体系中，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被日益边缘化（64）
综上所述，开埠后上海的崛起，对江南原有城镇格局的冲击是多方面的。
它促使了经济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并相应导致原先以苏州为中心，以运河为纽带的城镇体系转而归向上海。
这些城镇的商品流通结构，也由先前面向国内市场并以粮棉产品交换为主，逐步转化为纳入国际市场的以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产品间的交换为主。
并使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市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
这些都显示了上海开埠后，江南城镇体系的深刻变化，即由内向型朝外向型的逐步转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使这一地区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而推动了这些城镇经济结构的演化，并长期保持了在全国的经济领先地位。
注释：
①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由陈忠平、唐力行主编的《江南区域论著目录（1900-200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已有较为全面的梳理，本文不再列举。
近年新见的成果，有唐力行主编的“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中的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安涛《中心与边缘：
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②本文所论述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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