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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以59岁高龄,远谪岭外正是“山林瘴雾老难堪”。

(《过岭寄子由》)在给钱济明的信中也说:

“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信命而已。

”甚至悲观地说:

将“老死无日”(《谢表》)了。

总之,东坡这次遭贬,其境遇变化之大,痛苦之深,打击之重,均大大超过初贬黄州那一趟。

可幸惠州秀丽的山川,淳朴的民风,“吏民相待甚厚”(《与陈季常书》),才使东坡安居下来。

一、东坡笔下风景秀丽的惠州

苏东坡在赴惠途中,“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东坡就感到“此邦宜住玉堂仙”。

到惠州后,惠州秀丽的风光确实令东坡十分倾倒,他几乎一到惠州,就爱上了这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在东坡看来,惠州的春天,气候温暖,景色宜人,真是“海国空自暖,春山无限清”(《新年五首》)。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甚至认为惠州的冬天也美丽而富有生气:

“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

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

”(《残腊独出》)。

觉得生活在惠州还挺不错,才心甘情愿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

如刚到惠州,住在合江楼,可以望见东西两江和对岸陡坡上的归善县城,他感到这里位置好,环境美,简直如同仙境,可以见两江合流,西湖荡漾,海山葱茏,万户皆春,更乐得情不自禁,盛赞惠州“海山葱茏气佳哉”(《寓居合江楼》)!

甚至认为这儿的佳景胜地是特地为他浮江而来的“蓬莱方丈”(同上)。

在苏东坡的笔下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的罗浮山,被他形象的称为“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二首·

之二》,此句充分地表达了苏东坡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也将罗浮山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和景色深刻的描写出来。

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山势雄伟,风景秀丽。

在260多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00多处,洞天奇景、石室幽岩近百处。

还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号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2]。

早在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药物学家、炼丹家葛洪,就在这里炼丹,并写出了著名的理论专著《抱朴子》。

所以,就在其携着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时,在清远途中,听了顾秀才的介绍之后,苏东坡都在盘算着游览罗浮山之事,立下了“便向罗浮觅稚川”(《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的誓言。

这次游罗浮山,苏轼写有6篇散文和1首诗,盛赞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并称朱明洞是“蓬莱第七洞天”(同上),还说:

“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题罗浮》)。

苏东坡倘徉湖山,流连忘返,足迹遍及惠州及其附近的名胜。

从他的寓惠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曾二游香积寺,三游白水山。

他所游览过的惠州风景名胜,在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美的东西,同时也将惠州的风光、山水之美展现出来。

东坡初次来到香积寺是他送表兄程正辅至博罗,“东坡既至博罗,留一日,游览了香积寺,寺下溪水,可作碓磨”(《游博罗香积寺·

引》),“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同上)。

再游香积寺是苏东坡、程正辅等人游了白水山后,“度数谷出金鸡渡至博罗,再游香积寺,观林抃所作碓磨。

”[3]半年前东坡一句话,促成了水力碓磨,给人民带来了好处。

游览白水山是苏东坡与幼子苏过同游,他们游览了白水山、佛迹院,浴于汤池,观瀑布,赏佛迹,并记下此游经过,题作《游白水书付过》,后来还写了五古《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

再游白水山是东坡应知州詹范邀请,与柯常、林抃、王原、赖仙芝等同游白水山、佛迹寺。

浴于汤泉,登中岭,探望瀑布源头,浩歌而归。

作有《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用陶诗的原韵,仿陶诗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例如,第一首就盛赞了惠州的自然风光优美。

三游白水山是程正辅视察风灾,曾至惠与苏东坡会晤。

巡视后复经惠返韶。

东坡送他一程。

遂同游白水山、佛迹院。

东坡作有七古《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其中云:

“劈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

因随化人履巨迹,得与仙兄蹑飞鞚。

曳杖不知岩谷深,穿云但觉衣裘重。

”描写白水山的瀑布、深潭,气势万钧。

并说登山穿云,有如神仙般逍遥快乐。

在东坡的笔下惠州西湖名声鹊起、闻名遐迩。

东坡寓惠期间,甚爱游览西湖,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喜欢夜游西湖,往往“逮晓乃归”。

其《江月五首》首章写道: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

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月明之夜,物我皆忘,他把自己融入西湖的景色中了。

惠州西湖与苏东坡也是相得益彰的,西湖也因此在他的笔下得以扬名,使其在历史上曾与杭州西湖,颖州西湖齐名,宋朝诗人杨万里曾有诗曰:

“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与罗浮”,说的就是这三大西湖。

西湖原是横槎、天螺、水帘、榜山等山川水入江冲刷出来的洼地,西枝江改道后的河床遂成为湖,湖水深浅不一。

它的西面和南面群山环抱,北依东江[4]。

从整体上看,它的自然布局甚佳,其特色是山川透邃,幽胜曲折,浮洲四起,山青水绿,烟波岚影,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现于满湖的红花翠柳之中,数以千计的鸟儿穿飞于湖光山色之中。

真可谓处处为景,步步有情,景城妙在天成。

与杭州西湖相比,别有一番不同的自然清新风格。

清朝雍正初年惠州知府吴骞有《诗西湖》诗云:

“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屯里质,杭教歌舞帽君王”。

故有杭州西湖为“吴宫之西子”,惠州西湖享有“苎萝村之西子”美誉[5]。

如果说杭州西湖像浓妆艳抹的西子,有一种暖意和闲意,那么惠州西湖则是聪慧秀气、粉黛不施的“苎罗西子”,自然的气息更浓一些,有一种自然的美意。

东坡是最早品题惠州西湖的人。

他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中,不仅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叶月,玉塔卧微澜”名句,有人说,“此为题品惠湖美景之始”[6]。

为此,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还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

“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苏东坡又是最早称丰湖为西湖的人。

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时称为丰湖,与今天丰湖为西湖一部分不同[7]。

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在《赠昙秀》一诗中,第一次将丰湖称作西湖。

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

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

“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苏东坡被朝廷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至惠州不久,就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常常与爱妾王朝云漫步湖堤、泛舟波上,一同回忆在杭州时的美好时光,并用杭州西湖的各处风景地名来为这里的山水命名,可以说,惠州西湖的许多胜迹都是东坡与朝云的得意之作。

岭南才子宋湘也说:

“惠州西湖,以东坡先生得名”。

事实如此,正因有了苏东坡这位大文学家,惠州西湖才能获取“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8]的盛名。

东坡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不仅仅体现在景点的命名上,还体现在其他许许多多方面。

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史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多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学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9],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却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

二、东坡笔下纯朴的民风

苏轼寓惠期间,不仅用他优美的文辞写下了惠州美丽的山川,同时也录下了惠州人民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

读他的诗,让我们感受到他与百姓的鱼水关系。

他刚到惠州,就受到吏民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同情,使他感到异常温暖,因害怕瘴疠而产生的忧虑也得以逐渐减少,故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中写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一来到惠州就受到百姓的欢迎,这是为什么?

一方面,苏轼的为人、为文是值得称道的,已经声名在外。

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好客和惠州淳朴的民风,哪怕苏轼是带罪贬谪之人,受到皇上驱逐之人。

此诗还运用了“鸡犬识新丰”之典,出于《西京杂记》,据记载,汉高祖刘邦为帝后,在新丰筑舍,并移旧舍。

街道物宇,一切如故乡之旧,士女老幼,相携路旁,放犬羊鸡鸭于途亦识其家。

诗中借新丰之典,写鸡犬相迎,吏民惊怪,父老迎候的情景,同时,借汉代苏武牧羊塞北,三国时管宁辽东往见公孙度,庐于山中,示无迁志之典,以示经老惠州,永无迁意。

可见惠州人民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多么的美好。

东坡还写诗盛赞惠州民风的淳厚: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和陶归田园居六首》)说左邻右舍,全是互相礼让的圣贤之士,集市上买卖公平,讲求信用,农村里人人和睦相处,没有纷争。

在他的和陶渊明归田园诗的序中也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东坡和友人游览白水山回来,经过水北荔枝园,遇到一位85岁的老农,指着“累累如芡实”(同上)的荔枝对他说,等到荔枝成熟时,“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馀。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同上)面对父老这种纯朴的感情,他高兴地答应下来,并写诗道:

“不逢商山翁,见此野老足。

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同上)表示愿同野老一起过着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10]。

以后苏东坡一直与惠州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邻居林行婆经常赊酒给他饮用,与他同饮者,有各色人等。

他在《白鹤峰所遇》一文中写道:

“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

其后有伟人,衣桃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

‘子尝真一酒乎?

’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半夜来客竟是陌生的道士。

他不但与文人学士同饮,也与村野父老共杯,欢乐之状溢于言表。

穷困的翟秀才也经常与他来往;

他经常与船夫、农夫接触;

与惠州名僧交谈。

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思想上互相沟通,在文化生活上交流诗文书画等,他与那些“父老”融洽得如鱼得水,没有一点官架子,“父老”们也不把他当官看,只当同龄兄弟,真情相待。

纯朴的民风让东坡已经准备在惠州颐养天年的决定了,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东坡是这样看的: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

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有何不可?

”(《与程正辅书》)苏轼在给王巩的信中,也早就透露自己的打算:

“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已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

”(《与王定国三十五首》)再说,当地百姓也希望东坡留下来做个彻底的惠州人:

“邦人劝我,老矣安居。

”(和陶诗《上梁文》)

而这一带的地方长官也很敬重苏东坡,惠州太守詹范,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故他非常佩服东坡的人格和才华。

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

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

皇华之名盖取于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

按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是不能住进合江楼的。

况且是在“同僚畏章惇势力,莫敢顾”[11]的情况下,詹太守居然把东坡安排进去了,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

在惠州期间,接济东坡最多的人是惠守詹范和循守周文之二人,而接替詹范的方子容对苏东坡也是很好的[12]。

可以说,东坡在短短的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感受到了惠州百姓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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