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新兴宗教的起源特征危害及对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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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人类对宗教的信仰热情从未间断，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相异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其宗教团体和宗教运动中所呈现出的新式教义和礼仪，成为世界宗教运动史上的新气象。
对此，我们有必要廓清新兴宗教的内涵，对其起源、特征以及凸显出的危害进行审慎的思考和学理性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防范新兴宗教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危害，积极引导新兴宗教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新兴宗教的起源
一般认为，“新兴宗教”①在新兴宗教出现的早期，由于宗教立场不同，西方学者多以贬义的“Cult（膜拜团体）”代指这种非传统的“新兴宗教”，后历经威廉·
曼（WilliamE.Mann）以及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Rodney）和本布里奇（WilliamBainbridge）的概念界定，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以“新兴宗教运动（NewReligiousMovements）”或“新兴宗教（NewReligions）”来代替“膜拜团体（Cult）”的概念，该概念已成为一个严肃客观的宗教学术语。
参见:
IrvingHexham，KarlaPoewe.NewReligionsasGlobalCulture［M］.WestviewPress，1997:
27。
（日本称之为“新新宗教”）是指20世纪初以后创立的宗教派别。
从社会环境看，新兴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根源。
从思想传承上看，它又与传统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思想的传承。
（一）宽松开放的宗教环境为新兴宗教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世界各国，传统宗教都曾有过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辉煌时期，但步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宗教却在文化战场上不同程度地遭受到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挑战。
而正是这现代化的社会进程给新兴宗教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成为孕育新兴宗教的温床。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各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上保护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对宗教组织采取宽容的政策和态度，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就为新兴宗教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生长空间。
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1］。
所有宗教组织在法律上都享有同样的特权，如政府保护宗教宣传的权利和自由，宗教组织可免于纳税。
这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为新兴宗教的产生创造了一个宽松开放的社会环境，加速了各种新兴宗教的兴起和成形;
同时也使得一些非宗教组织或者潜在的准宗教组织快速披上宗教的外衣，形成各具特色的宗教种类。
（二）现代社会结构、制度的分化促使传统宗教的内外解构。
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变革体现在各种社会结构、制度、机构的变迁上。
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缺乏自由度和选择权，社会结构单一、制度严苛、机构单元化。
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宗教也凸显出垄断、权威的特征。
传统宗教为了维持其权威而对异教进行排斥，这使新兴宗教的产生失去了重要的“社会土壤”。
多元的现代社会一改传统社会的单一结构，赋予了个体和异质文化以相对充分的自由和权利。
这使得人们的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促使传统宗教的内部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竞相分化。
现代社会结构、制度的分化造成了个体的信仰危机，促使传统宗教内外解构以及新兴宗教的出现。
（三）新兴宗教是传统宗教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致。
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遭受各种“新”事物的冲击，这就在客观上对宗教教义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宗教在批判与接受批判的过程中产生内部分化和外部重组，遵循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衍生出新兴宗教。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统宗教内部的运动呈现出独立的形式，并最终构成新的宗教，即使开始时规模很小，如从19世纪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发展出来的巴哈伊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传统宗教在教义和礼仪上与“新”时代的冲突，迫使其教义在诠释内涵方面出现分离，这是在宗教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下，内在“旧”内容的“新”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传教方式、崇拜仪式、修行方法以及团体组织形式等方面。
（四）人类精神欲求和信仰危机的驱动。
满足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诉求是宗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单位不再是传统的大家庭，人们穿梭于公司等专职机构的大厦中，栖息在“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圈子里。
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同伴乃至人类与自身之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疏离;
充斥于现代社会的物质文化中，使得人们倍感冷漠和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情感缺失。
人们渴望着消弭这片“情感荒漠”，寻求精神的归属。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得旧的社会价值观几近崩坍，这造成了人们的内心空虚以及对传统宗教的信仰危机，人们急需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于是，人们把精神欲求换为宗教旨趣的追逐，从精神和灵魂深处呼唤着新兴宗教的出现。
二、新兴宗教的特征
新兴宗教区别于传统宗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凸显出其新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教义和信仰上混合了其他宗教的特征，兼具多种宗教的融合性。
例如，越南的高台教深受中国宗教的影响，将道教、儒教、佛教以及中国的神仙方术等信仰元素和基督教的一神论混合在一起;
在加勒比地区有着重要地位的桑特里阿教和其他相关宗教，都兼具基督教和西非宗教的元素;
牙买加的拉斯塔法里教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影响，其在英国基督新教的复兴主义运动中寻找思想质料，并把《圣经》奉为其信仰源泉。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兴起于神道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宗教运动中发现这种融合现象。
例如，臭名昭著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其教主麻原彰晃把贯穿自古到今东西方的神秘主义要素和巫术杂糅在一起，以《超能力·
神秘开发法》《超脱生死》《入会式》作为其教义，这是一个糅合印度教、密教、瑜伽、咒术以及幻术的拼盘宗教［2］143。
（二）实行当世教主膜拜，对个体的自我能力和自我意识进行神化。
传统宗教通常敬奉单一性的“神明”，并赋予其终极存在和最高实在的地位，把其当作信仰体系的核心内容并延伸到宗教教义和戒条之中。
一般地，这些“神明”远离人们的生活世界，通过经典文本（例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在人间建立信仰体系。
而纵观新兴宗教却与之相反，大多实行教主膜拜，生活世界里自称超凡与脱俗的人被奉为教主，并被信徒尊奉为“神明”。
这种宗教以宣扬特异性的方法注重神化个体的自我能力和自我意识。
“这种自称为神的领袖强调体验胜于强调神学，自视为唯我独尊的真理拥有者。
”［3］例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强调开发个人的超能力、神通力，并有一套修炼方法，即将密教、瑜伽、咒术以及幻术糅合为一体的所谓“冥想”。
（三）以小团体形式集会，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方式凝聚具有相同心理欲求的群体。
与传统主流宗教相比，新兴宗教在组织方式上多以小团体形式进行集会，这既与新兴宗教产生之初力量单薄、法律地位低下的现实有关，也是由于新兴宗教满足了信徒的内在情感要求。
小团体形式的聚会使得参与信徒感知到个人的价值，这种人际间的亲密感填补了寻求精神家园的空白。
团体引导参与者个体“自我提升”，要求信徒“认识自我的价值”，有的在团体聚会时借用一系列的仪式或技术来控制信徒的情绪以满足其心理需求。
通过各种仪式，使得参与者切实预知到自己在团体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以个体为中心凝聚具有相同心理欲求的群体，进而使其皈依到各种特征迥异的宗教团体中。
（四）女性在一些新兴宗教中占据重要角色。
在新兴宗教中，女性作为创始人或者重要发起人在团体中占据重要角色。
这改变了以往传统主流宗教中女性的角色地位，其彰显的自由与平等的宗教理念内涵，更有利于吸引广大信徒。
海伦娜·
布拉瓦斯基（HelenaBlavatsky）是神智派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她是一位自信且交游广泛的女性，既是作家又是组织者。
而接替布拉瓦斯基工作的安妮·
贝赞特（anniebesant）也是一名作家。
神智派的分支普世全胜教会由一位名叫伊丽莎白·
克莱尔的女性创建。
此外，维卡教的大多数信徒是女性，而且信徒们崇拜以女性和母亲身份显灵的神灵。
在约鲁巴传统的宗教中，女性神祇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她们的崇拜是宗教仪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其他新兴宗教，女性也在团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基督教科学派的玛丽·
贝克·
艾娣、日本立正佼成会的长沼妙佼都是该教的女性创立者。
此外，越南高台教中女性往往担任高级教职［2］168。
总之，女性在新兴宗教团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新兴宗教运动的一种新特点。
三、新兴宗教中极端势力的危害与应对
在讨论新兴宗教的危害性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新兴宗教”并不等于“邪教”①在新兴宗教最多的西方社会，并没有一种宗教正式地被官方称为“邪教”，只是在发生宗教团体或个人违反法律和造成社会危害，被司法机构依法查处时，新闻媒体上才会出现“邪教”等贬义色彩的词。
另外，“邪教”并不等于英文“Cult（膜拜团体）”，“膜拜团体”是基于西方宗教歧视来说的，而“邪教”是基于社会效果来说的。
这里为了行文方便，故统一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极端的新兴宗教称为“邪教”。
。
在词汇释义上，“新兴宗教”仅作为一个区别于传统宗教的概念来使用，是一个中性词，不具贬义。
新兴宗教呈现为动态发展过程，只有其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危害社会、扰乱政治经济安全的社会效果时，才被看作“邪教”。
以下就新兴宗教中极端势力的危害性和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引导新兴宗教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一）新兴宗教中极端势力的危害。
1、新兴宗教中的极端化势力和恐怖主义行为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
新兴宗教团体的极端化和恐怖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
私藏武器，制造生物化学制品，制造包括绑架、强迫信徒自杀在内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等。
1995年3月20日，日本的奥姆真理教（AUM）在东京地铁中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恐怖事件，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999年2月28日，美国的“大卫支派（BranchDavidians）”囤积大量武器，并与政府武力对抗，在双方对峙51天后，该教实施大火焚烧事件，造成共86人死亡的人间悲剧。
乌干达的新兴宗教团体“恢复上帝十诫运动”，实行恐怖主义和极端化行为，通过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等邪说，号召信徒为“升天”作准备，实行绑架、暗杀和非法拘留等违法行为。
“撒旦之子教”更是以圣经中的撒旦为信仰对象，推崇暴力凶杀（如常规的杀人祭魔仪式）、散布仇恨、制造恐怖主义事件，此外，该组织还渗透进军队之中，据美国军方统计，美国军队中与该教有联系的人员一度达到10000人之多。
“世界创造者教会”信奉白人至上的教义，该组织成员仇视黑色和黄色人种，制造了一系列的枪杀事件，并声称要发动人种战争来消灭有色人种。
2、一些新兴宗教宣扬反理性的歪理邪说，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由印度人玛哈里西·
马赫西·
瑜吉（MaharishiMaheshYogi）创立的超觉静坐会（TranscendentalMediation）宣称，参与超觉静坐者只需每天打坐两次，每次20分钟，口念有关经句或神名，就能达到放松身心、减少疾病、提高智商、体验到最高真理的效果。
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则是通过宣扬“具体的末世论”来蛊惑人心，并以此兜售“异能”灵物，榨取信徒的巨额财产。
据统计，奥姆真理教几年间诈骗聚敛的钱财高达1000多亿日元［4］。
一些新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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