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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选。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担任评审委员(名单附后),从100个观点中评选出年度50个理论观点。
(1-15)政治类
1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
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
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
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
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
我们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
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
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
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从来就没普世民主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资产阶级创造了适应人类历史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科学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执政党的政治运作必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运行。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因为它具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组织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自身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日)
3、防范强势群体操纵改革方向
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只对旧体制的改革,同样意味着对改革进程中一些做法的再改革。
意识到改革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正是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好机会,这是每一项成功的改革都要经历的过程。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中国社会利益群体不平衡发展,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实力悬殊的状况,从而使强势群体甚至具备了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
对此,必须予以警觉并防范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28日)
4、将房产公开作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突破口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度,一直是社会的期盼。
在反腐败进入新格局、“深水区”的背景下,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已无法回避。
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比较大。
鉴于在已查办的腐败案件中,不少腐败官员占有多套房产,让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较好线索。
制定实施房产反腐制度和机制,宜早不宜迟。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新京报》,2012年12月2日)
5、灰色权力地带不除,市场公平难立
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
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是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胎,也是依附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
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从基础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从根本上阻碍着我国真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
扭曲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
灰色权力正在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
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的泛滥,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重要内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中国改革论坛网,2012年6月20日)
6、法治不昌,民主高涨
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法治优先于民主”。
这种观点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即这里的“法治”包括官员依法施政,民众依法维权,法院审判独立。
如果强权力量(不管是权力部门,还是资本集团)有法不依,任意进犯公民权利领地,那又怎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呢?
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法院作为权力附属机构配合当局“整治”不听话的“刁民”,那又怎么能不激发大众“民主优先”的强烈愿望呢?
法治不昌,民主高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7、规范公权力是治理当前社会矛盾之本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
为什么公权力不规范或者公权力失控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呢?
第一,很多社会矛盾是由于制度不公、政策不公、立法不公造成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决策和执法不当。
很多社会纠纷矛盾是错误的决策引发的。
第三个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作为,信息不公开,行政不作为,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东方早报》,2012年5月29日)
8、特权也是一种腐败
必须大力强调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现在讲公平的人很多,但事实上大家理解的内涵、强调的重点不那么完全一致。
特别是规则公平,既然规则,我们是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包括法律也是一种规则,那就应该对所有人有用。
所有的人去坚持、去遵守,这样公平正义才可能得到保证,才可能得到实施。
另外,我们应该努力地做好反腐败的工作,包括我们要通过一些规定来限制、减少某些特权。
特权也是一种腐败,甚至是更可怕的腐败,是制度化的腐败。
特权绝对是能够离间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影响党的形象。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2月18日)
9、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
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2012年7月下)
10、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来临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
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
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
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扩张。
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远没有到达峰值。
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
11、必须走宪政之路
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
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举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
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协调、统一起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人民论坛》,2012年11月下)
12、中国应下决心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现行“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这种倾向如果不得到改变,中国就很难获得下一步转型所需的政策空间和制度空间。
除了诱发“投资消费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负面效果,“增长主义”也正在成为机制性腐败的重要根源。
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政府主导“做蛋糕”也主导“切蛋糕”,其“切”得的蛋糕份额会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权力市场化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由此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机制性腐败,削弱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改革研究报告:
《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2012年2月26日)
13、世界呈现出三个中心
一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
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的中心是在美国。
2009年12月,爆发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和向欧元区其他国家扩散,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
二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的中心在中东,特别是叙利亚。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引发了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大地震。
叙利亚已经成为全球各种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
三是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
新兴大国,特别是东亚地区,尽管经济增速在减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
三个中心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2012年国际形势中最引人瞩目的。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4日)
14、改革出路在于限权力和发福利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
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
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
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搜狐网,2012年11月22日)
15、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
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环球时报》,2012年10月31日)
(16-27)经济类
16别误读“顶层设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石头过河”是不行的。
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做“目标模式”。
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
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这些情况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
他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做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
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炫人耳目的政绩。
这种“顶层设计”的初始形态叫“北京共识”,后来则被称为“中国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在我看来,“十二五”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
——经济学家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