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Word下载.docx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Word下载.docx](https://file1.bdocx.com/fileroot1/2022-11/17/17b4374e-45dc-4d5a-980a-70f0e02047e4/17b4374e-45dc-4d5a-980a-70f0e02047e41.gif)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威胁下,在全国人民强烈义愤的要求下,国民党开始改变过去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转而采取比较努力抗战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虽然仍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但同时也对事变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7月9日,蒋介石密令平津前线:
“具备必死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滑之惯伎,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察冀行政组织,不容许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人的约束。
他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个谈话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这时日本已大量增兵关内,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的欺骗宣传。
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
8月13日,又开始进攻上海。
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于是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次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20日蒋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决定将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并将前线省份划为四个战区。
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一再呼吁和敦促,国民党对联共抗日也采取了积极态度。
9月23日,蒋介石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发表谈话称:
“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政治前提。
毛泽东曾热情指出:
“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
”[1](P941)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发挥了正面战场的作用,是有历史功绩的。
首先,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战场的作用。
从一般军事学上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总是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
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日军对华作战重点的变化,使正面战场在抗战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
应当肯定,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战场确是起了主要战场的作用。
从日军方面看,这时其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强调“速战速决”,企图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扬言3个月之内就可解决中国,当时日本的杉山陆相甚至叫嚣“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
战争开始后,日军不断增派兵力,到1937年9月,其侵华兵力已超过战争初期所预定的11个师团的最高限额,达到了14个师团。
它同时在华北和华东展开进攻,然后南下华中,幻想实现其速战速决的企图。
到日军占领南京后,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待真正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这些都说明,这个阶段日军作战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对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国民党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就国内情况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对团结抗日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但在战争开始时,在数量上还只有几万人(当时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共32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还不能给敌造成足够的威胁。
而这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握国家政权,它参加抗战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聚集全国抗战力量的作用。
1937年8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应邀与会,共商国防问题。
此外,广西、四川、云南、山西等地的地方势力首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等都参加了。
原来由于蒋介石歧视和消灭异己的独裁统治,造成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很深,互相猜疑。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计,龙云、刘湘曾电李、白加以劝阻:
“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
”可见疑虑之深。
但在民族敌人生死威胁面前,他们暂时捐弃前嫌,同意联合抗战。
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
“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表示要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拥护中央参加抗战。
因而这次作为抗战决策的南京国防会议,停止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内战迭起,纷争不已的局面。
此后,各地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能够先后调动包括中央嫡系部队和地方实力派军队近200万人,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对日作战。
这时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当时《大公报》社评曾称:
“中国此一战,征调兵队及于全国,凡奉命赴战的军队没有不勇敢,没有不拼命的。
”这种情况说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作为主要战场出现的。
其次,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比较积极认真地进行了正面战场防御作战,并打了一些硬战。
抗战开始后,日军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南京国防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国防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作战消耗敌人;
同时根据日军主要以华北为进攻方向,因此决定在平汉、津浦两路沿线地区设置三道防线,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道。
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的15个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东南及华中两大战场展开正面防御作战。
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这期间同日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270多次,歼灭敌人77万。
其间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4次大的会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再次,广大官兵对日作战英勇,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中长期被压制的抗日爱国精神被激发起来了。
同样一支部队,由于战争的目的性不同,会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面貌。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除少数畏敌溃逃外,广大爱国官兵积极主动,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
像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500官兵,面对2000日军、30余艘敌舰、20多架飞机和近30辆坦克的攻击,奋勇抗击七昼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最后敌军施放硫磺弹,燃起全城熊熊烈火,并在战车掩护下冲入城内。
全营官兵与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
当时上海《大美西报》著文赞叹:
“此次姚营全部殉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人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
其伟绩将永垂史迹而不朽。
”又如,团长谢晋元奉命率500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掩护主力从苏州河北岸撤退。
他受命后曾以诗明志,写道:
“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他们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下,坚守阵地,奋战4昼夜,击退敌人6次进攻,歼灭敌人200余人,击毁战车两辆,孤军伤亡37人。
后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将武器交给租界当局,人被软禁在胶州公园。
在3年多的孤军营生活中,谢晋元仍然励精图治,继续训练部队,准备重上战场杀敌。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惨遭叛徒谋害。
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同样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
像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过去曾参加过内战,痛感流血千里,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归田。
卢沟桥事变后,他主动请缨北上抗日,并与家人立下遗书,决心拼死在抗日战场。
忻口会战时,他任中央兵团指挥。
他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
“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士,死可谓得其所矣”。
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终于履行了自己为国捐躯的诺言。
此外,如佟麟阁、赵登禹、刘家麒、王铭章、李必蕃等将军,都先后以身殉国。
毛泽东对他们的为国牺牲精神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赞誉为“崇高伟大的模范”。
由上可见,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并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
但是,从整体上说,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失败的,在仅仅15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囊括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历次会战也都以失败或退却告终。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也应该给以全面、客观的分析。
从战争全局上说,这是由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
由于日本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的方针,中国居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在总体战略上,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应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勇于实行必要的退却,虽然丧失若干土地,但赢得争取胜利的时间,“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2](P507)从这一方面看,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国性的抗日高潮。
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大肆宣传中国不堪一击,幻想3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
但是,战端一开,中国不仅没有迅速灭亡或屈服,相反却加强了抗战到底的民族意志,使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产。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不但调集了自己的200万军队参加抗战,成为防御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动法令,公布了《抗战救国纲领》,成立了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等等。
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的这些抗战的措施,是有利于统一全国抗战力量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指出:
“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抗战初期比较顺利地出现了全国军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其二,争取了15个月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虽然丧失了大片国土,但也给敌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困难,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战略性的进攻。
这就为我赢得了时间,保障了我国政治机构和军队主力逐渐西移,也使一部分经济和文化设施能够由沿海迁往内地,从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战略基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实现。
同时应该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在客观上也掩护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就位,减轻了敌人对我们的压力,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的挺进和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