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统税纠纷Word文档格式.docx

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统税纠纷Word文档格式.docx

《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统税纠纷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末禁烟时期的鸦片统税纠纷Word文档格式.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二吁请归省自办

三中央决策的两个依据

四滇省「军政请款」纠纷

五鄂省拨款事件

六结语

庚子以后，土产鸦片的生产规模达到顶峰，财政意义因之凸现。

为了筹措巨额赔款和练兵经费，清廷加大了对各省土药税收的控制，1905年中央介入各省的鸦片税厘整顿，强力推行备受各省反对的八省土膏统捐制度；

1906年5月份以后，又将八省土膏统捐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主要省份，并将「统捐」更名为「统税」，以求名实相符。

1908年6月份后，度支部确定了边远省份的统税税率，这些省份也被纳入全国土药统税体系。

总体上看，土药统税为中央和地方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税款，成效巨大，由于这项收入与练兵、赔款和各项新政经费关系密切，中央与各省均十分重视。

1906至1911年清廷推行鸦片禁政，国内罂粟种植面积逐步减少，致使土药统税收入趋向缩减。

其间，围绕土药统税归省自办和土药税款拨解两个问题，地方省份和中央财政部门之间产生了较为激烈的矛盾，有关论著略已涉及。

这两个纠纷反映出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的非协调性，强化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恶变趋向，有关矛盾复杂激烈，影响面甚广，值得深入探讨。

惟有几个问题需要预作说明。

本文所说的「鸦片统税」，仅指土产鸦片统税（进口鸦片不存在这一征税制度）。

「土膏统捐」推行稍早，两湖、湘鄂赣皖四省以及两广地区，藉此统捐制度，在财政上获益匪浅。

1905年中央强力推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制度受到了鄂、湘、皖、粤、桂、川等省的极力抵制，本人已有专论涉及这一问题。

这里关注的是鸦片禁政期间，中央与地方在鸦片统税问题的争执和纠纷。

论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向来被重视的分析架构是内轻外重或督抚专擅模式。

民国时期彭雨新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亦主此说。

其实，在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权纷争的过程中，中央以权势压服地方的事例较多，但另一方面，各省争权无效时，往往阳奉阴违，延宕不办，或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这两种现象交替出现，很难断言哪一方占据上风或更有权势。

新政时期，有人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专门作了对比，认为双方权力发挥均受到对方的制约，无所谓谁强谁弱的问题：

中国号为专制之国，而至今日，则大权所在，究难指责政府有权矣，而所下指令，或有不便于时者，则各省疆吏可以抗不奉行，政府无如何也；

即或迫于严切之诏旨，不敢据理力争，而其势又万不可行，则相率以阳奉阴违了事，以免政府之督催，而政府无如何也，是政府无权也，督抚有权矣。

而用一人必请命于大部，部臣驳以不合例，则不能用也；

行一事亦必请命于大部，部臣如执不许，则亦不能行也；

甚至其下之司道，若与督抚不洽，则亦可隐抗其意旨，而不为奉行，是疆吏亦无权也。

4

上述评论可谓相当到位。

惟本文不拟正面讨论这一问题，而以中央与地方的鸦片统税纠纷来管窥这一实态和面相，藉此见微知着。

这一纠纷的是非评判似乎不可过分明确。

笔者相信，历史的实态往往是多种面相交织在一起，价值评判的结论愈清晰、条理，可能距离真相愈远。

鸦片统税纠纷中，各方立场均有所据，各执一辞。

有关矛盾在事件演进中扑朔迷离，环环相扣，实在难以立判是非，遽下结论。

双方的「正确」行为，并不意味着结果就是良性的，历史与现实中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不值得惊讶。

本文的着眼点，在于既厘定有关事件的原貌，又可从中体味出中央与地方在鸦片禁政背景下的财政对峙趋势。

另外，清末鸦片禁政时期鸦片税的种类较多，单就土产鸦片来说，就有统税、罂粟亩税、牌照捐、凭照捐、灯捐等。

土药统税是其中收入份额较大的一种专税，财政意义最为突出。

鸦片禁政缩期实施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包括统税在内的各种鸦片税收入大幅度减少，使练兵、兴学、警政经费以及赔款筹措受到影响，国省财政纠纷因之加剧。

中央与地方的鸦片统税纠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依时间顺序来说，首先引发争执的是地方省份吁请土药统税归省自办。

归省自办是指地方省份要求清廷将土药统税的征管权放归本省，由各省独自经办。

其背后意图是各省在税款的留存与起解方面可以上下其手，减少中央对税收的干预，从而有利于地方的财政利益。

归省自办出现的背景，首先是酝酿和筹备鸦片专卖的影响，各省倾向于自办鸦片专卖，这就意味着土药统税的征管权必然由中央下放给各省；

其次，全国统税税率的确定，使得各省能够独自处理鸦片统税的征管，并不需要中央再设置有关机构经理，徒费周折，虚糜鉅款。

归省自办的呼声尽管在八省土膏统捐酝酿时期就已开始，高潮却出现在禁烟谕旨发布之后。

各省的呼声虽然强烈，度支部却始终控制了土药统税的征管权，上下争夺鸦片税源的纠纷比较激烈。

本来，土药税厘长期以来即由各省独自经管，1904年以后部分省份合办土膏统捐，成效甚巨。

1905年以铁良南下为契机，清廷将土膏统捐的范围扩大，囊括八省，对税款经征和支配实行严格限制，相当多的税款收入被中央所控制，地方省份因而丧失巨大财源，极表不满。

由于这项收入对地方的新政和练兵意义重大，土药统税归省自办也就成为许多省份的共同呼声。

关于土药税收的财政总量众说纷纭。

由于晚清户部和各省均缺乏完整准确的统计，加之各地瞒报和侵渔，所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估计。

早在19世纪90年代，何启和胡礼垣预计说，各项税厘收入中，以鸦片税厘为大宗进项，这部分收入中，「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

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

19世纪90年代的土药税率相对较低，土药产量也并未达到后来的规模，土药税厘却被估计为2,000万两，由此可见，各地上报给中央的数量大约仅占总量的十分之一。

民国初年有人对1907年前后清廷的鸦片岁入也作过估计，认为清廷洋土药岁入「约计自三千万金元至四千万金元」，若抛除海关洋药税厘「七百数十万两」外，土药税款大约也有2,000万至2,900余万两。

这一估计没有将各地进口鸦片和土产鸦片的其它连带收入计算在内，例如凭照捐、种植税和牌照捐等。

1907年11月末，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利奇（Leech）悉心搜罗有关情报，对中国土药统税的收入作了如下估计，「征收土药之税，岁可获英金六百五十万镑，而输入中央政府者仅一百七十五万镑，余归各省自用」。

按照1907年1英镑约合7．5库平两的货币比率，650万镑约合库平银4,875万库平两。

这一说法应该是包括了各省自己征收的其它土药、熟膏捐税，或者也包括西南各省在其境内征收的土药税厘等。

中央直接使用的175万镑相当于1,312万库平两，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税章改变之前的每年200余万两的收入，土药统税制度使得中央的收益增加了五六倍。

度支部称洋土药税厘每年收入为2,000万两，既包括进口鸦片税款700万两左右，又包括土药统税溢收款项1,300余万两，这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税款数量。

看来英国人的估计大致可信。

这笔原来由各省支配的收入被清廷以「统税」名义，收归中央，挹注于中央练兵新政，地方财政不能不受影响。

对于中央的做法，各省自有怨言。

1905年八省统捐酝酿期间各省多有抵制，极力要求放归各省自办。

1906年春天清廷强力将八省统捐推向各省，除了湖北、四川反对以外，明确向中央表示反对的意见尚不多见，背后的原因恐怕与中央试办一年的明确许诺有关。

随着1906年9月禁烟上谕的颁布，实行鸦片专卖似已定局，各省声应气求，准备以举办专卖来取代统税，暗中排斥度支部对土药税收的控制。

在这一背景下，各省自办问题日趋凸现。

1907年5月，度支部内部对各地提出的土药统税归省自办要求有不同的态度。

两位侍郎主张，土药统税改章之后，各省自办并不难操作，中央另外设立督办大臣其实是徒拥虚名，建议裁撤土药统税大臣，放归各省自办。

度支部尚书溥颋并未立即接受这种建议。

鸦片主产省份之一的甘肃省对土药统税制度颇有微词，认为土药统税新章实行后，对本省筹措赔款影响极大，因而要求中央增加土药税的拨还数量。

言外之意，若归本省自办便不存在这一困难。

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的态度较为关键，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

1906年春天柯逢时在土药统税推广各省的奏折中，继续坚持统税制度的试行期暂定一年，然后即归各省自办，户部仅派监督协助各省举办。

1907年5月初，一年届满，这一问题如期提出。

柯逢时奏称：

「此项土税……深虑难于持久，且地方辽润[阔]，耳目实苦难周，主客异宜措置，殊形竭蹶，设有贻误咎奚能辞？

仰恳天恩，饬部查照臣逢时上年原奏，由部派员作为监督，并将武昌总局裁撤，以省虚糜；

抑或仿照铜币厂办法，每省各派司员管理一切，庶几事权归一，必有实效可观」。

折中「主客异宜措置，殊行竭厥」一句颇可琢磨，连度支部对这一说法也颇有体谅之意，各省对中央介入土药统税的反感和抵制由此可见。

但是，度支部研究后，对柯逢时派员监督的建议仍予否决，督促他与各省督抚和衷共济，协商办理。

1907年8月底，柯逢时再度奏请中央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

这次具折的主因是鸦片主产省份的本销整顿难度极大，税收数量大减，总局穷于应付各处拨款，赔累超过200万两，统税制度难以维持下去，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办法。

柯折申述说：

「各省财政同一困难，未便拘泥定章，致有滞碍。

第税章较前酌减，而拨款较前加多，此赢彼绌势所必至」，一年之内征收正税不过900余万两，其中解部370万两，各省拨款达560余万两，「函电交催，无从挹注；

复值各省实行禁烟，土商停运，不独溢收全无，即应拨各省额款已难依期应付，岁需经费百余万，更无从征收」，长期亏累局面亟应改观。

柯逢时对前一项建议未被采纳深感遗憾，这份奏折又再度提出归各省自办的问题，「部臣即不允派员监督，拟仍归各省自办，或由部设法统筹，庶办理既无牵制，款项较有着落。

即于本年九月，将总局及各省分局一律裁撤，督饬迅速销册，以免糜费鉅款」。

柯逢时再三主张归省自办，具体根因或有区别，各省的压力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京中讨论此折时，陆军部、度支部以及军机处官员意见分歧较大。

陆军部尚书铁良在召见部员讨论时，认为膏捐大臣和云贵分局等应先裁撤。

度支部却认为，这将会大大缩减中央财政。

还有大臣担心，土药统税刚推行一年，现在遽行裁撤，恐有纷扰。

湖北省对归省自办非常热心。

1907年6月张之洞电奏清廷说，各省财政远远不足以应付各项新政，「前自刚毅、铁良南下已搜括无遗，今既派柯逢时督办膏捐于前，又派陈璧考察铜元于后，各省财源全失其所恃，倘有变故，何堪设想」。

这一电奏旁敲侧击，表明各省对待土药统税归省自办的积极态度。

9月份，军机处征求张之洞对土药统税归各省自办的意见，张之洞主张应立即裁撤土药统税局卡，归各省自办。

由于度支部两位侍郎主张裁撤膏捐大臣，这次讨论柯折，该部态度似有松动。

报界称，度支部曾一度主张按照柯逢时的建议办理，而且准备具折入奏，似有裁撤部局的意图。

军机处与两江总督端方等议商此事，端方等人提出两个方案供政府考虑，首先，烟膏专卖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办法，但要筹措鉅款以资周转；

其次，从禁烟角度看，应与英使协商能否缩短洋药入口的时间。

10月份，度支部与外务部研究此事，认为后一个办法难度较大，且易惹英人借口滋事，因而倾向于筹款专卖办法。

京中一时议论纷纷，迟迟不能作出决断。

三中央决断的两个依据

清廷是否将土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