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漂亮一战应属毛泽东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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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万搬到英国。

英国有很多治战争史的大家，这很对方德万的脾胃：

“中国近代史上战争那么多，军事那么重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研究战争就不行！

”

那时，关于中国抗战，笼罩西方学界的主流叙事是“史迪威悲情”：

在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竭尽所能帮助中国，但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让盟军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开始，方德万也认为史迪威的说法很有道理。

1980年代，他到南京，读到中国学者的抗战研究，意识到史迪威视角之外还有其他的视角：

家族经验强化了方德万的问题意识。

他的外祖父出身于荷兰望族，1941年因帮助荷兰抗德组织被捕。

1945年方的外祖父由德军押解在寒冷的荒原进行“死亡行军”，在柏林附近被盟军救起。

但是为时已晚，他的身体异常虚弱，已无法救治。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

这个事情我母亲一直不能忘记。

战争的后果还是蛮重要的，我不能忘记这些事情。

所以我写中国近代史，不光

写战争的经验，也想写个人的经验，尤其是被占领、被侵略的人民的经验，这是我必须选择的东西。

”方德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方德万是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兼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战争史》主编。

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是迄今方德万著作唯一的中译本。

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也记述了中国的征兵制度、粮食供应等诸多的“战场背面”。

中国又被置于地缘政治的框架之下：

抗战不是中国一己的苦斗，各种国际力量既是支持又是牵制。

2015年3月23日，方德万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主题是：

抗战。

1.2.史迪威的贡献没有多大

南方周末：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从1925年写到1945年，但为什么要以史迪威开头？

方德万：

提到中国的抗战，国外对史迪威有非常深的印象。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一下，关于史迪威那些固定的、流行的看法不一定很恰当。

1990年代，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关于史迪威报告就是批评他。

美国人很震惊：

你批评我们的英雄，那不行！

有人就快要打我了。

2014年我在美国的二战博物馆做了一个面向公众的报告，有一千人左右来听，我的主题是“一号作战”和史迪威：

对中国来说，“一号作战”是二战末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一号作战”和中国军队第二次出征缅甸几乎同时发生。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更能清楚看出史迪威在抗战中的作用：

他没做很大贡献，他的领导方法也不行。

史迪威在情报部门、训练部门工作过，担任过驻华武官，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部队，在利文沃思（军事学院）也没有听过指挥课。

马歇尔要把史迪威塑造成一个美国的英雄：

他是唯一的、在亚洲打日本人打得很好的美国人。

二战以后，因为有国民党的失败，很多学者利用史迪威来批评蒋介石，以史迪威的英明、勇敢证明蒋介石的无能、懦弱。

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白修德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经他编辑的《史迪威文件》出版，很快成了畅销书。

在这本书里，史迪威把蒋介石称作“花生米”，说他是“顽固、物质、褊狭、狂妄的暴君”，他治下的国民党腐败、无能、混乱，在黑市上与敌人交易。

一年之后，这种看法被《中国白皮书》固定下来，成为美国收回对国民党支持的解释。

1971年，塔其曼（Barbara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出版了。

这本书后来得了普利策奖，影响非常大。

塔其曼面对的问题是：

为什么美国人都是好人，但在世界上支持的都是不好的政府：

独裁、军事化、腐败、无能……不管是在拉丁美洲、中东，还是在中国，美国人都下错了注。

照塔其曼的说法，史迪威失败，是因为“没有制度的改革，就不能有国民党军事结构的改革”，国民党人注定白白浪费美国“在华的超凡努力”。

美国代表的先进观念无法从外部注入一个政治虚弱的躯壳。

塔其曼写作的基础是白修德的报道、回忆、史迪威的文献，还有美国军方史学家罗曼纳斯和桑德兰所搜集到的资料。

当时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塔其曼的说法刚好回答了美国社会普遍的迷惑。

在美国学中国历史的学者，都受到塔其曼的影响。

此后，易劳逸在写《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有关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部分，就以塔其曼的著作、白修德编辑等人的著作为基础。

后来的人大部分延续了易劳逸的框架，只是在局部做些填补。

在这个过程中，塔其曼和白修德的诉求是什么？

一个是非虚构历史题材作家，一个是新闻记者，本该秉史直书。

白修德原来比较支持蒋介石。

他刚到中国的时候（1939年），把蒋介石形容为“奥林匹斯山神”，说宋美龄是个勇敢急迫，相信民主进程的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家。

但是1943年他看到了河南旱灾，他觉得很糟糕，从此以后就开始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另一方面，他跟他的老板亨利·

卢斯有矛盾。

卢斯和罗斯福是支持国民党的，白修德支持共产党。

而白修德跟史迪威的关系很好，他认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批评很对。

我想，作为记者的白修德和作为历史作家的塔其曼，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他们都以美国为中心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么走美国的路，要么走革命的路，蒋介石的路绝对不会支持中国的现代化。

当时，这种看法非常流行。

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也非常同意：

国民党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要取消他，然后中国就会好一点。

1.3.“要打就用我的办法打”

你批评史迪威的同时，似乎也降低了中国远征军出兵作战的意义，似乎他们劳师远征只是为了掩护英国人从缅甸撤退。

不。

缅甸战场对中国当然很重要，因为那是通向盟国援助的通道，而且对国民党而言，它使得英美两国全卷入抗日战争，并且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与英美平起平坐。

但问题是1942年春天盟军根本没有谁打算在缅甸认真作战。

丘吉尔相信，储藏丰富石油的中东才是拯救英国的关键。

马歇尔在给英美联军参谋长的备忘录说得更直接：

“不可能为了在中国或缅甸的职责而抽调美国地面部队。

”“重新开辟中缅公路”是“把中国拖在战争中”的最佳方案。

英国人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军队保护他们撤退到印度--这是蒋介石自己跟史迪威说的，情况也确实如此。

盟军在南缅甸基本不设防，日本人从南到北，一路从仰光打到东吁、腊戌。

这时候史迪威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东吁和仰光进行反攻。

蒋介石不同意，因为当时中国军队只有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第二百师在附近，反攻需要坦克，但英国没有按照允诺运送石油。

坦克还留在后方。

而史迪威要调配的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一旦损失，中国在本土战场就没有预备队了。

史迪威不听蒋介石的，下令反攻，4天之后惨败。

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斯大林没有参加），东南亚司令部提出三个行动计划：

英国和中国重入缅甸的“泰山”计划、占领苏门答腊角的“火枪”计划、在孟加拉湾发起“海盗”两栖登陆行动。

蒋介石离开开罗的时候，罗斯福承诺他：

盟国军队比国民党在云南的军队更早进入孟加拉湾战场。

可是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蒋介石没有参加），斯大林提出迅速击败德国人的“霸王”计划和“铁砧”计划。

结果，罗斯福同意取消“海盗”计划，并且给蒋介石发电报：

由于欧洲的进攻，尤其是对登陆工具的需要，孟加拉湾两栖行动是不切实际的。

蒋介石极力反对，1944年1月1日，他给罗斯福发电报：

“从德黑兰会议的宣言中，日本会马上推测出，盟军的全部重心将实际上用于欧洲前线……因此可以预料，日本不久将对中国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将中国战场变成其后方。

事实也如此。

1944年1月初，日本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一号作战”计划：

要求驻华北的日本军团从4月开始夺取平汉铁路；

6月，驻武汉的日军打湖南、广西，一个月后与集结在广东的日本军队会合，然后控制桂林到河内的黔越铁路。

1944年3月2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拒绝把云南军队遣往缅甸。

理由是日本正在中国本土发动从北到南的进攻，苏联正在进入新疆。

在两栖行动开始支持缅甸战役之前，云南军队不能外调。

罗斯福威胁蒋介石：

你不出兵，美援就没有了。

蒋介石只好屈服。

从1944年1月到5月，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对日本人发动“一号作战”的意图并不清楚。

一直到1944年7月，史迪威对“一号作战”还蒙在鼓里，并且拒绝在“一号作战”期间给中国调配物资。

9月，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电报的口气把他当成了摩洛哥苏丹。

这下蒋介石不答应了。

蒋介石很清楚：

他的合法性建立在抗战能打胜的基础上。

他反过来激烈地要求：

史迪威必须走。

结果史迪威真的走了。

还有一个原因以往被忽略：

那时，蒋介石对“一号作战”可能已经不那么忧心忡忡了。

在东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新内阁主张采取“对重庆政府实行政治攻势的计划”，并且起草了八条停战协议。

他们想通过汪精卫政府与重庆接触。

9月13日，日本远征军总司令会见了周佛海和陈公博，告诉他们：

如果美国撤销（设在中国的）重型轰炸机基地，日本将从中国全面撤军。

每一仗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死了太多人……一定要说有，那应该是毛泽东。

蒋介石和日本人都认为，他们之间的战争应该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结果在中国战场上，他们都失败了。

但毛泽东说，中国不具备打现代战争的条件……要打就用我的办法打。

他的原话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对！

所以后来亚洲、南美……很多独立运动领导人都看毛泽东的书。

他们认为他教会他们用前现代化的办法跟现代化敌人打仗。

毛说，我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跟你打，我打的是“人民战争”。

毛还有一个好经验：

要么不打，打一定要打胜。

因为你越胜利老百姓越支持你。

你老打败仗，哪怕这个败仗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老百姓也会越来越不相信你。

1.5.是腐败还是战争导致危机

你提到过，目前对抗战的研究1939年之前的比较充分，之后研究的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是因为在抗战头三年，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它的基础，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也好，抗战建国纲领也好，中国有一致对外的气氛。

而且中国军队打过几场比较大的仗。

从1941年以后，中国的战区更复杂，更难研究--国民党、汪精卫、中共、英美、日本的势力错综复杂；

而且这一时期的资料不是很多。

我自己推测，那时候，政府已经被破坏掉了，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的能力了，而且纸的质量已经不够好了，不易保存。

所以1941年之后的中日战争留下了很多空白点，比如“一号作战”，在抗战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在此之前，人们普遍相信：

照这样打下去，国民政府是有可能胜利的。

但“一号作战”之后，人们普遍悲观，中国恐怕真的是要撑不住了。

但是，对“一号作战”，我们所知甚少。

在西线，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是最重要的战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号作战”也是这样的。

1937年，蒋介石提出了“守土抗战”：

省会沦陷，省政府迁到该省其他城市；

县沦陷，县政府迁到乡镇……但是要保留一套行政架构在日占区。

1941年之后，“守土抗战”还坚持得下去吗？

“一号作战”的时候，一定已经行不通了，地方政治的黏性不够了。

我想在中国最重要的还是粮食。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一份英国情报预测了中国的粮食危机。

它认为，中国的粮食形势全看下一季稻米的收成怎么样，以及四川农民对征粮的抗争会不会引发严重的暴乱。

当时四川是中国抗日部队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