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的困境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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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Dionne的归纳，美国政治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

“民权和将黑人完全融入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的问题；

价值观念的革命，涉及到女性主义和对于儿童培养和性行为的态度的改变；

和正在进行的对于越南战争的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关于在东南亚国家开战是否正确的争论，不如说是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政治领袖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争论”。

（Dionne，p.11）而关于这三点的文化内战，则被自由派，更主要的是保守派所利用作为选举时操纵选民的工具，使得政治越来越符号化（symbolism），与老百姓的生活，与美国面临的整个国际格局与挑战越来越脱节，自然美国民众也就越来越憎恨政治。

工作，社区威胁的恐惧，利用白人对社会犯罪的恐惧（因为黑人缺乏自制负责的文化传统，以及在经济上地位的低下，往往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价值观，进而沦为犯罪的代表），来争取选票。

然而在保守派当选后，由于受到内部各种势力的影响（主要指市场放任主义对于政府开支天生的不信任），却也无力解决犯罪问题。

而自由派在纠偏行为被大多数选民（美国就人口构成上还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所拒绝后，除了表示对保守派的鄙视外，斥责他们缺乏同情心，把责任推给弱者以外，也没有有效地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

于是民权问题与社会阶层问题纠缠在了一起，政治家只会利用这个问题来打击对手，赢得选票，而从来不能有效地着手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二点需要讨论的是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纷争。

自由派拒绝了那些过去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平等宽容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相反的，保守派则强调辛勤工作和自力更生，也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道德。

而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又集中地体现在了对社会中女性地位和福利计划上的看法上。

　　自由派强调女性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也就自然包括女性对自己身体和经济地位的掌控。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堕胎，男女平权等问题上的立场。

然而自由派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首先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一味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平等，也就往往意味着失去对女性特殊的保护，使得女性的平等自由变成大部分女性不想要的自由，得到利益的只有少数对残酷的社会竞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

其次，女性和男性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分工上，女性往往担当着教育哺育子女的责任，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把这样的责任视为套在她们身上的枷锁的。

如果一味的强调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一起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会导致对孩子教育的真空，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使得自由派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体中成为了少数，带来了他们选举上的失败。

然而保守派强调家庭价值，强调对孩子的关照的观点也有着自己本身的问题。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50年代那种男子出门工作，女性在家照顾孩子的生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在现实女性工作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对孩子的照顾，必须有一种机制来填补这一空白。

而保守派对于政府开支的厌恶，使得这方面的工作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从而可以说保守派自己却不支持能够支撑他们论点的措施。

于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再次陷入了僵局，结果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而妇女也仍然面临着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提到福利国家的问题，自由派最引以为傲的成果就是美国从新政时代到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国家福利体系。

这一套体系几乎涵盖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保障了罗斯福所说的免受匮乏的自由。

然而，对于保守派而言，这一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的是一种不劳而获等待救济的心态，获得救济的弱者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义务和改进，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救济只能意味着更多的救济的恶性循环不啻为对传统美国勤劳工作价值观的巨大威胁。

而且这一套体系为政府官僚系统所掌控，缺乏效率，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从八十年代的选举结果来看，美国民众选择了保守派。

但在保守派执政之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能力削减真正花费最大的福利项目，因为福利有他的惯性，一旦得到，人们是不愿意把它再拱手让出的。

同时保守派也必须承认，虽然自由派的很多开销没有发挥期待的作用，但是解决方案并不是像保守派说宣称的那样让政府退出这一舞台。

彻底的放弃干预只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总的来说，美国陷入了福利国家的泥潭，并且政治舞台的双方由于自己意识形态的限制都没有能力提出可行的方案。

　　最后自由派和保守派争论的中心在于由越南战争引发的对美国国际地位的争论。

美国是不是一个世界领袖，是一个需要负担起全球责任的国家？

如果是，美国应该如何达到这一目标？

众所周知，美国在它两百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一个鼓励在世界之外的新国家形象。

美国有着很强的孤立主义传统，甚至在一战结束后美国国会都拒绝加入按照威尔逊总统倡议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

然而在第二次世纪大战之后，美国却不得不担当起了世界上民主国家的领袖与共产主义对峙。

那么在共产主义势力土崩瓦解的今天，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姿态来面对世界。

自由派倾向于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起到美国的领导作用，而保守派却强调美国本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应该在国际妥协之上。

这本来是一个严肃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然而在这一点上面的分歧，却把美国政治拖回了越南战争时爆发两极分化的文化内战的道路上。

而关于爱国或者是自私短视争吵，却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总的来说，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国政治总趋势是新政自由主义中心的崩溃，国家的政治生活分裂成激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而在这场争斗中，保守派通过对美国民众心理更好地把握，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可是保守主义执政后，却发现由于本身结构的复杂和脆弱，他们缺乏解决自由主义带来问题的能力，甚至还恶化了其中很多的问题。

在政治舞台双方严重对立，却同时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时，民主政治自然就开始退化为符号政治，退化为煽动民众情绪的宣传战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自然民众对政治缺乏信心，也就逃离甚至仇恨政治。

　　面对这样的情况，Dionne指出，对于刚才指出的问题，其实两派现在给出的选择是不合理的。

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的是这两种观点一种有机的整合。

举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堕胎问题为例，从各种民意调查来看，并没有亲选择（prochoice）或者亲生命（prolife）的大多数，实际存在的是一个互相交叠的大多数。

一方面美国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个人的私密生活，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堕胎太多了，同时他们也不接受大多数妇女堕胎的理由，支持对其加以某种限制。

这种情况使得Dionne认为，现在美国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凝聚自由保守两方面智慧的中枢，在不受到任何一方意识形态的限制的情况下解决美国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

而这个政治中枢更容易在自由派内部形成，因为美国本身的问题是需要以自由派的根本原则为基础解决的，即政府无法取代市场，为了解决市场结果的不公平，政府就有义务采取措施使之公平。

而保守派把太多的东西，比如对政府的态度，税收等问题意识形态化，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反讽的是自由派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重新赢回中产阶级，而这意味着在传统道德和价值方面向保守派学习。

　　然而，在这本书出版16年后，当回顾美国最近的历史，不得不说Dionne所谓的新中枢并没有建立起来。

9.11后美国人看待世界和本身的观点，又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对待911后世界的看法方面的差异已经上升为美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

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同心协力解决问题，而还是传统地互相攻讦指责，甚至依靠煽动国民的恐惧来赢得胜利。

个人认为，这种分裂是两党制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即选民只有两个选择，而两大党又都是多种力量微妙平衡，很难跳出自身意识形态上的樊笼。

这样使得不到社会面临极大的挫折，如1929年大萧条，是无法形成真正的广大联盟的。

就是新政自由主义的广大联盟，也是要依靠一个强大的国际对手，才能继续保持并转化为冷战自由主义。

所以Dionne虽然有很好的希望，在现在的情况下，他所说的新中心还是不现实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现在看来，还是最为先进的之一。

只有这种制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在和平时期又能保障人民的权利。

既不会陷入混乱的深渊，也不会屈从于专制的诱惑。

　　1.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问题，我认为不能不认为是美国民众对于政治失望的一种体现。

但是，如果就这一点来否定民主制度，认为其缺乏真正的民主性，也是不合理的。

首先，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并不是休息日，对于工作一天的普通民众，去投票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

其次，英美特殊的选举制度，即赢者通吃，使得在一些某党占据明显优势的州，比如民主党的票仓加利福尼亚州，不论是哪党选民都觉得自己的选票并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所以不去投票。

我有一个来自于密西西比州的朋友就宣称在密西西比，投给共和党的票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密西西比整体而言几乎就没有背离过民主党。

然而在民主党肯定获胜的前提下，即使是他这样的民主党支持者觉得去投票也没有什么意义。

最后一点是在美国这样的联邦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实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相对疏远，教育，公共服务等事务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所以在国家没有面临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决策的情况下，民众对总统选举的热情相对较低。

这一点也可以从美国大选选举投票率的历史数据看出，1992和1996年大选的投票率只有55%和49%，然而在2004年伊拉克战争的大背景下，投票率就超过了60%。

　　2.欧洲的议会民主制，虽然避免了选择的缺乏，使得每一种声音都能够体现。

但是它的稳定性却很成问题，政府不稳定，就无法担当起较为严肃的责任，甚至在紧急状态下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

这也是欧洲国家改革困难，经济发展落后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