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争臣论》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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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

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

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问其官，则曰谏议也;

问其禄，则曰：

‘下大夫之秩也’;

问其政，则曰：

‘我不知也’。

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

且吾闻之：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

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

阳子将为禄仕乎?

古之人有云：

‘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

’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

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

‘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

　　或曰：

“否，非若此也。

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

《书》曰：

‘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

“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

’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

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

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

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亻朁赏从谏如流之美。

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

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

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

是启之也。

“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

“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

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

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

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

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

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

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

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

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

时人者，圣贤之身也。

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

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

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

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

《传》曰：

‘惟善人能受尽言。

’谓其闻而能改之也。

子告我曰：

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

“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

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

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

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

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

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

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

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韩愈我回答他道：

“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

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

在《易经·

蛊》的上九卦中说：

‘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

《蹇》的六二卦就说：

‘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

’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

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

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

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

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象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

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

问他的俸禄，就说：

‘下大夫级别的薪俸’;

问他的职责，就说：

‘我不知道啊’。

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

而且我还听说：

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

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

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

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

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

古人有话说：

‘为官不是因为

　　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

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

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

‘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

‘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

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有的人说：

“不，不是这样的。

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

《书经》说：

‘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

‘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

’’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韩愈我回应道：

“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

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

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

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

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

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

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

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

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韩愈我说：

“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

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

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

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

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

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

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

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

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

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

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

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

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

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

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

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

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

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

古书上说：

‘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

’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

您告诉我说：

‘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

’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解析】

　　这是一篇从当时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评论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

作者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干预生活的勇气。

而且后来的评论家都认为，本文所批评的谏议大夫阳城在此后三年，改变作风，伏阙上书，挟击奸臣，多少得力于韩愈这一击之功。

可见本文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的。

　　本文中心思想是要求人们忠于职守，反对因循敷衍，无所事事。

这些原则到今天还是适用的。

区别在于，韩愈论述的出发点是封建名位观念，是忠于封建帝王的。

　　本文采用的结构独具一帜，截然的四问四答，但又能紧密衔接，首尾呼应。

并有驳有议，时开时阖，忽擒忽纵，从宽处带紧，又从逼紧处放宽。

目的都在于促进阳子诤谏，而不是恶意的讥刺。

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赏析】

　　本文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

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

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

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

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

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

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

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

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

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

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

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

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

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

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

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拓展阅读：

关于韩愈的典故

（一）、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

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

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

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

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

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

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

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