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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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期】2016（017）003

【总页数】5

【关键词】［关键词］现代性；

乡土小说；

发端；

变调；

转型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1］千百年来，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村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常年以种地为生。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2］，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因此，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指出，中国“清末城市生活的特征，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与五百年前宋代的情况极为相似”［3］。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农耕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社会极具乡土性，因此被学者谓之“乡土中国”。

但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近代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一体化的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城乡分离的局面。

这为文学发现农村、发现农民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广阔视角。

因此，关于“乡土”的书写成为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场景和文学形象。

纵观百年乡土小说发展历史，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发端、变调和转型等发展阶段，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想像。

一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拓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用鸦片和枪炮打开了清帝国大门，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历史进程。

这一时期发生的五四启蒙运动，使得中国大地上掀起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热潮。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许多生长于乡土、后侨居城市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启示和烛照下，开始把视线更多地聚焦身边的乡土，并以此来想像和思考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

其中鲁迅以“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精神，率先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批判性创作主题，用生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出小农经济破产下农民的悲苦命运，在客观冷静的描摹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批判，传达出对“病中国”底层农民命运的关切。

像《故乡》通过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对广大农民的禁锢与毒害；

《祝福》通过祥林嫂这一悲剧式人物，展现了“三纲五常”封建思想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和奴役；

《狂人日记》通过塑造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形象，揭露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吃人状况；

《阿Q正传》则通过一贫如洗的农民阿Q的“革命幻想曲”，透露出“死水似的”中国农村泛起些许时代的波澜。

对此，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指出：

“在小说里，把农民当作主人公来描写，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4］

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一批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家陆续出现在中国文坛。

像许钦文、王鲁彦、沈从文、赛先艾、冯文炳、许杰、彭家煌、潘训、台静农等，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其小说创作展现出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村落后、破败和萧条的社会现实，构成一幅幅20世纪初宗法制农村社会悲惨的生活图景。

如潘训的《乡心》、王任叔的《疲惫者》、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下衰败凄凉破产的乡村景象，喊出了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无数“悲惨的弱者的呼号”；

蹇先艾的《水葬》、许杰的《残雾》、彭家煌的《怂恿》、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揭示了封建宗法制野蛮残酷的乡村陋习，展示出封建中国农村令人震惊的落后；

许钦文的《疯妇》、台静农的《烛焰》、许杰的《赌徒吉顺》，则叙述了封建文化戕害下的农村妇女悲惨命运。

潘漠华的《乡心》、彭家煌的《怂恿》、许杰的《惨雾》、徐玉诺的《祖父的故事》等作品，以冷隽的笔调书写出宗族纠葛、兵匪争战、地租剥夺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示出下层劳动者顽强的求生意志及其被扭曲的生命形态。

这些作品取材于各自的家乡生活，热切地关注着社会人生，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近代中国乡镇村民的生命图景，揭露了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民的摧残，其间点缀的剽悍民风中包含着的冷酷、野蛮的传统习俗，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奇异的风土人情。

这些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拓宽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涵，推动了外来文学和本土地方色彩的结合，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繁荣作好了准备。

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们，在题材选择上不再孤立地描写某一个体或某种生活现象，而是更加注重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去剖析农村问题。

如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赈米》、丁玲的《水》、荒煤的《秋》、夏征农的《禾场上》等作品，反映了“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等社会问题，以沉重的笔触叙写出乡民们土地无收的惨状，揭示出农民贫困、农村破产的社会根源。

蒋牧良的《赈米》与《旱》、荒煤的《灾难的人群》、丁玲的《水》等作品，以沉重的调子叙写出30年代自然灾害导致农民土地歉收的惨状。

叶紫的《火》、王统照的《山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等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前后农村土地革命的清醒和对沦陷故土的深深眷念之情。

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而言，这些作品在剖析纷杂的历史事态、激越的时代风云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悲壮的民族情绪，从而实现了从淡淡的哀愁到犀利的批判的转移和超越，形成以左翼作家为主体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

“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

及‘异域情调'

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

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5］

二乡土小说的承继与变调

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经由不同类型的作家，得到了差异性巨大却也不妨视为互相映照的表达。

这一期间，国统区的乡土小说作家承继国民性批判的传统，描绘农村遭遇的现实苦难，对落后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愚昧的国民性进行了更加深邃而犀利的批判。

像艾芜的《回乡》、王西彦的《古屋》、沙汀的《兽道》等作品，表现了乡村民间的苦难和野蛮的封建习俗，深刻地批判了古老乡村伦理道德和封建思想；

艾芜的《石青嫂子》、《山野》、《故乡》等作品，对抗战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对四川充满血污的乡村现状进行了客观描写，同时揭露讽刺了国民党政治上的极端腐败；

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艾芜的《丰饶的原野》、路翎的《燃烧的荒地》等作品，从民众身上发掘“原始的生命强力”，写出了蕴含于农民体内的原始粗犷的强大力量。

这些作品延续着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风格，同时，由于“对暴露和讽刺了解上的肤浅，限制了这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文学思潮开始走向衰落”［6］。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从此颠覆了以往一切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

在解放区意识形态话语下，乡村社会特征及革命战争的背景促进了“革命乡土小说”的兴盛。

像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等一批作家改变创作方法上的小资“矫情”，将目光聚焦在解放区大规模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展现了解放区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其中赵树理就是解放区创作农村题材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在《讲话》发表的前后几年，赵树理经常深入解放区农村，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把创作目光聚焦中国农村和农民，用农民自身视角审视和观照农民的生活形态，创作出为农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他的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堪称农村题材小说的典范之作。

在这部小说中，赵树理突破20年代乡土小说感伤忧郁的书写风格而展现出解放区农村清新活泼的喜剧气象，同时从民族性格和文化层面昭示出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在《小二黑结婚》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小说对农民翻身解放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写出了解放初期复杂的农村政治生态。

此后，赵树理又推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堪称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历史画卷。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不仅促进了解放区通俗化乡土小说的蓬勃发展，也对解放后的乡土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赵树理的影响下，以山西作家马烽、西戎等人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其乡土小说创作进一步向旧形式的通俗小说转变。

其中《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就是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性特点，用旧章回体形式书写的农村题材小说代表。

同时，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乡土作家，在“赵树理方向”的指引下，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荷花淀》等长篇小说。

其中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两部长篇巨著全景式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书写出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村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乡土小说形式、语言凸显的大众化、通俗化，均显然受赵树理小说的影响，并且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建国后乃至70年代末的乡土小说创作。

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作品，“与19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对苦难乡村的阴暗展示，与以沈从文为首的对田园乡村的咏叹，无论是题材的选取与处理，还是叙述者的文化身份，都存在着差别。

”［7］163这一期间，“风俗画、风情画和风景画作为乡土小说必备的艺术要素，也逐渐从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退场，乡土小说也随之蜕变为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文革期间浩然等人的乡土小说创作，彻底沦为了“政治的传声筒”［7］216。

可以说，从20世纪4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乡土小说在《讲话》的规范下，逐渐演变成“农村题材小说”，形成了这一期间乡土文学创作的变调。

三乡土小说的转型与新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文艺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80年代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20年代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得到承接与重建，“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再次回到乡土小说的本体之中。

这一期间，暴露“伤痕”，深入“反思”，渴望“改革”成为乡土小说的创作主潮。

作为早春时代信息的“乡土伤痕小说”，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突破了现实题材的禁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文革”极左政治下的乡土现实及农民生活，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拨乱反正中痛定思痛的感伤情绪。

尤其是古华在长篇小说《芙蓉镇》中采用“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绎乡镇生活变迁”的叙事方式，唱出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展现了一幅悲凉的人生画卷。

这些作品对“乡土风光及民风民情的诗意描绘因其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8］。

此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进而促进了反思文学的应运而生。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