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幼儿教育人文关怀畅想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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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一个一个的6岁或7岁以下的孩子，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距很大，但从对幼儿关注的立场看，他们又都是一个个普通的、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他们有着幼儿期所有孩子的共性和个性、优点和缺点、快乐和烦恼、需求与欲望，他们有相同或不相同的经历、思想、性情、行为，他们有的懒、有的馋，有的不讲卫生，有的会使一些小坏……但是他们是真实、可爱的，因为他们是孩子，而不是小身体的大人。

好的幼儿园应该尊重并理解他们，并给予他们安全、关爱、快乐和满足，让孩子从与家庭、与社会、与老师、与同伴、与父母的视点中，建构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完整的思想空间。

摆脱实利状态

这是我的第一憧憬。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教育经费，尤其是幼教经费还那么短缺，教职员工的收入水平低下，活动设施陈旧等等问题那么突出，在这样没有“硬件”保证的前提下，如何摆脱实利状态？

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几乎所有的园长都在忙于创收，无力真正关注孩子在幼儿园的情绪和感受，很难说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更新，对幼儿活动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多限于形式，少有实效，而且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创收”的渠道。

并且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这种现象居然还得到了肯定，变得越来越突出。

这样就出现了有人说的“目前幼儿园的孩子母语还没讲全就讲英语，大小便还不能自理就学电脑”的“特色”教育。

这种现象应该是很不好的。

我想起了台湾作家龙应台采访过的瑞士一所叫猫川的幼儿园。

猫川幼儿园在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里同样存在经费短缺，教职员工的收入远远不及其他行业。

由于他们有专业人员，有品质，因此要求入园的孩子特别多。

一般来讲，他们在10个要求入园的孩子中，只能接受一个。

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数目越少，得到的照顾才会越周全。

那么他们的接受原则是什么呢？

那就是优先单身妈妈和移民的孩子。

因为幼儿园认为单身妈妈必须出去工作赚钱，孩子得有人为她照顾；

移民家庭的孩子应该有一个学习语言的环境，所以幼儿园也优先收托，免得孩子长大后因为语言的关系而受排挤，成为受欺负的下一代。

令我感动的是，幼儿园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外部的规定，而是园长很自然地认为：

幼儿园本来就不是营利的地方，而是需要良心和爱心的地方。

是的，良心和爱心应该成为办幼儿教育的首要原则，只是我们这些年来把它们丢失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间以来，好像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怪圈，就是教育实践者和教育理论者思考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

我的感觉是，在幼儿教育界，存在着一个搞理论的圈子，一个想进入这个圈子成为理论工作者的人总想着必须把教育变成教育学；

而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他们希望的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把教育学还原为教育。

这就使得二者之间总是在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立论上相悖，教育理论者研究的东西，教育实践者不愿看、不想看，也看不懂，而教育实践者搞出来的东西，教育理论者又认为没价值，没兴趣看，不屑于看。

于是真正有成就的理论家和急需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教师产生了沟通上的障碍。

我曾经听到过一位内地的大学教授和一位沿海特区的园长就给予儿童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辩，大学教授关注的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而园长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教育机构为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可能。

这种困境的后果，就是教改的目的直指家长，教改的成绩成了提高收费标准的依据。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幼儿园经费充足当然是好事，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完全现代化更是求之不得。

但是我觉得这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

如果以为哪儿钱多才有现代化，才有时代特色，才有素质教育，才有真正办教育的能力和条件，那么，当年延安保育院的“马背摇篮”恐怕就真的只能办到美国洛杉矶了。

关注社会弱者及其孩子

这个憧憬是从前面的愿望而来的，因为只有摆脱了“利”的标尺，才会对这点有所反应。

2000多年前，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并热心教育的东方导师，以他本身的人格内蕴，提出过闪耀着极其强烈的人文光辉的设想：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

礼运篇》。

虽然这种“乌托邦”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包括学龄前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社会的转型期，出现了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社会弱者群体，如残疾人、老年人、下岗失业人员、灾民等等。

以湖南省为例，湖南是个农业大省，也是水资源丰富的省份，由于对水资源的开发，湖南也成为了全国的移民大省。

据统计，截止1995年底，全省移民总数已达203万之多，占全省人口的3．2%。

由于移民受迁移方式、补偿条件和居住地资源的限制，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成了贫困人口中的特殊群体。

生活贫困的标志之一就是孩子的大量失学。

据调查，有一个库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尚不及75%，遑论接受学前教育了。

再以湖南省的城市下岗职工为例，来自同一调查的数据显示，有85%的人生活在困境中，而他们中35岁以下的占%，35岁至45岁以下的占%，即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处在幼儿期或小学阶段。

社会弱者的存在实际是一种普遍现象，和社会制度无关，它是特定社会或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

在我国目前生产力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根本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不可能的，但是奉行以爱为出发点的幼儿教育机构，不漠视、歧视他们及他们的孩子，以教育工作者的理智和良知对待这一切，并在尽可能的程度上参与给予他们有力帮助的社会支持行动，使幼儿园不成为粉饰现实的虚假机构，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我曾在一所极尽豪华甚至奢侈的“贵族”幼儿园见到过园长带着保安像哄赶野狗一样哄赶围墙外的和围墙内孩子一般大的孩子的镜头，我也在一所示范性幼儿园见过园长像训孙子一样训一位工厂里拿不出节日赞助费的家长，我也还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听到过老师对几个家境不好的孩子的冷嘲，那位老师眼里流露的嫌恶，至今让我心寒。

最近几年来，也是由于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的需要吧，再加上有的人认为，投资兴办幼儿园，竟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产业。

所以所谓“贵族”幼儿园、高收费幼儿园越来越多，这些幼儿园无视教育的原则，只是把孩子当“上帝”、当“客户”对待，结果除了造成大量的教育设施闲置外，还极易培养一些心智不健全的孩子；

与此同时，又有一批收费低廉、设施齐备、方便和适合一般家长的幼儿园倒闭和关门，使一些幼儿失去了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还有更大一批一间教室里挤着五十、甚至六十个孩子的幼儿园，在不得已中进行着小学化、成人化的幼儿教育。

好的幼儿园，好的幼教机构不应该是这样的。

《儿童权利公约》告诉我们：

儿童应该是人类一切成就的第一个受益者，也应该是人类失败的最后一个蒙难者。

儿童的一切权利不受基于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和信仰而加诸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惩罚。

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体现儿童权利的世界性文献，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其指导思想，可以说是最深刻地体现了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社会公正的呼唤，它的人文价值也是不言自明的，我想也就表达了我们对新世纪幼儿教育的憧憬吧。

有一位普通的幼儿园老师有一次跟我讲起她是如何对待班上的小朋友的：

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她妈妈总是没时间、没心情亲近她，所以我有意识地每天花一点时间把她接在怀里，有时是跟她讲一个故事，有时是带她唱一首歌，还有一个从边远山区来的孩子，讲的话谁也听不懂，没有小朋友跟他玩，老让我想起自己刚到学校里的时候，所以我的办法是，先教他几个班上小朋友最喜欢的游戏，让他尽快地能和同学玩到一起。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只要每个教育工作者都会从自己的感受中、从心底里自然流在出爱的示范，幼儿园的情感世界才会更加广阔。

树立科学的教育工作精神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承认幼儿教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应该是教育科研的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承认，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只能是教育科研。

因为，教育科研首先能突破幼儿园陈旧的办园思路，改变薄弱状态，提高幼儿教育机构教育和保育的质量；

其次，教育科研的过程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可逐步形成幼儿园里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和保育的质量；

其次，教育科研的过程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可逐步形成幼儿园里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可把它看成是加强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最后，教育科研也是数量和风险小，而回报率高，整体效率明显的最好的投入。

但是，目前幼儿教育界里的教育科研状况却离科学的教育工作精神很远。

最近我接触了一种比较风靡的早教理论和它的实验，这套理论认为，XX实验能极大地促进幼儿的智力开发，有占大多数百分比的幼儿智商得到了提高，因此主张家庭、幼儿园都购买依此实验编写的训练教材而进行辅导。

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

不说是缺少科学训练的人提出来的，至少也是对幼儿不负责任的人讲出来的。

这种理论在科学上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假设，而假设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立。

上述假设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假设，定义不清，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它只是说明受过XX训练的幼儿提高了智商。

这样的立论是不对的。

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该是指出有多少个智力超常的幼儿受了XX训练。

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后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

至于有很多受过这种训练的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变得聪明了多少，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由于用了某一些教育方法，所以提高了智力。

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同意，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难的。

就以上述实验为例，首先要证明幼儿是受了这种训练，其次还要证明没有一个因素，既影响孩子受其他教育的训练，也影响孩子的智商提高。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因素要影响幼儿的这两个方面，那就是幼儿的生长发育。

有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实验不过是实验，尤其是这些实验是由某些名气很响，影响很大的着名人士提出来的，并且又受到不少家长、幼儿园的欢迎，总有存在的价值吧。

但是我只想说，教育科学方面的“实验”，往往不是杀死几只小白鼠和猴子而已，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在面对幼儿的这块净地里，造成一种追逐利益的风气，损害儿童的身体和心灵。

我相信，这是从嘴上到心里都赞成“一切为了孩子”的人所不喜欢的。

还有一种教育科研就既可以说不科学，也可以说不道德了。

有一则讽刺律师的笑话；

一个人抓住他随便碰到的一个人问道；

“你告诉我二加二等于几？

”那人说：

“当然等于四。

”这个人又跑到律师那里问：

”律师立即起身关上门，回头反问道：

“你需要等于几？

”

虽然我们都希望这种笑话仅仅只是讽刺律师，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也有可能在幼儿教育工作者中。

比如调查问卷不按抽样的要求发放，填写表格都靠自己的想像，结果与数据不符，不是去检查原因，而是去篡改数据等等，似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还有相当数量的教研观摩活动不是去研究幼儿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是赶场似的集体看排练了多次的“表演”；

研讨会也成了公费旅游的最好借口，受惠的自然是那些“口力劳动者”。

所以这种浪费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