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明清时期衰退比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中西明清时期衰退比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西明清时期衰退比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
学术与争鸣>
学术论文
明清时期中西方不同命运的制度诠释
作者：
徐晓全
来源：
作者赐稿
本站发布时间：
2010-1-318:
53:
17
阅读量：
434次
摘要：
十六世纪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中西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产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十六世纪；
资本主义；
专制主义；
制度结构；
制度绩效
十六世纪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时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正在逐步取代专制主义，传统政治正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西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
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西方世界从此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国，成为世界的霸主。
而同时代的中国，专制主义统治不但没有受到挑战，反而在空前的强化。
明朝的专制统治不仅使“家天下”的专制主义观念扩大到整个明代宗室，从而形成了一个皇族地主集团，而且整个官僚集团与专制主义皇权在利益上达成了一致，共同蚕食、鲸吞着社会的经济财富，使科学技术始终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以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使资本主义始终萌而不发。
专制主义使中国社会未能像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
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中西方的制度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一个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是明清空前的专制主义与独裁统治。
制度结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产权安排，而产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和掠夺殖民地，把整个世界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而中国却始终不能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在中外的交流与碰撞中，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防守，成为西方国家蚕食的对象，并且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事实上，直到明朝中期，中国的很多技术一直是领先世界的，经济的繁荣更是令西方人羡慕不已。
到17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依然是世界GDP的1/3。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保罗·
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一诗中写道：
“在近代以前的各个文明中，显得最先进，感觉得出最优越的，莫过于中国文明。
15世纪时，中国人口达到1亿至1.3亿，……中国文明最令人惊奇的特点必定是它在技术上的早成……。
”[1]明清政治、经济发展史的事实是，政治日趋腐败，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朝局混乱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
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并非制度结构带来的有效产权，它只是专制主义夹缝中体制外的繁荣。
帝国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迟早会限制这种发展。
无效率的产权下是不会产生良好的制度绩效的。
明清中西方出现不同命运，其直接原因是产权安排的不同所致，而不同产权安排的背后则是制度结构的差异。
一、海禁：
中国丧失了崛起于世界之巅的最佳时机
十六世纪是世界的分水岭，东西方的历史此时都处于一个全新发展的关键时刻，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从广袤的大陆转向了浩瀚的海洋。
中国人的浩大船队出现在世界的最前端，比西方早将近一个世纪。
大明帝国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先后7次出航，航程15000余海里，总行程10万余里，每次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少则十几个，多则三十个，最远到达南非东岸。
其规模之大，船舶之多，人员之众，航行范围之广，都是其后欧洲人的远航无法比拟的。
中国人创造了一个航海史上的旷古盛举。
然而，就在郑和的船队第七次下西洋归来的第三天，大明帝国的皇帝就宣布实行“海禁”，对沿海实行紧锁。
郑和下西洋半个世纪后，西方才开始走上了开辟新航路，进行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的道路。
同样是航海，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中国航海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仅仅只经历了二十几年的辉煌，这支强大、雄壮的船队就在海上销声匿迹?
为什么西方世界却走上了发展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的道路并且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国?
说到底，是由中西方不同的制度结构决定的。
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社会，政治主导下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安排是小农经济。
统治者总是极力维护着这种小农经济，这样才能保证统治者能够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以实现自身的租金最大化。
统治者要从小农经济那里汲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会动摇统治的经济基础。
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在统治者看来是与农业发展相违背的。
因为发展海上贸易必然使小农脱离土地去从事商业，这显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所不能允许的。
小农经济作为经济结构，其本身的惯性也会影响到帝国的经济安排。
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产生一种万事不求人、小富即安的心态，也使人形成一种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的心态。
这个大一统国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地域局促、空间有限，所以形成向外寻求生存空间的需求。
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不可能产生欧洲新兴资本主义那种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强烈愿望。
”[2]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早在汉代就开辟了通往西域与中亚诸国的“丝绸之路”。
郑和下西洋后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流通的商品，基本局限于皇帝和贵族以及官僚们的奢华消费，交易的规模极其有限，仅仅只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
它始终不能发展为社会的一种主导产业，相反，却处处受着帝国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束缚。
因此，小农经济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受小农经济惯性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未能主动走上海外贸易发展之路。
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下，统治者的治国良策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工为末”，商业始终是作为“末业”来发展的，它仅仅是小农经济的补充。
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由于肩负着皇帝炫耀国威的使命，航海是不计较经济成本的。
“整个航行从筹备到实施，都是以皇家的名义出现的，无论是船舶的建造，人员的筹组，所载物资和对外交往赏赐品的筹措，国内航路上的补给等，皆是全国之力来操办的。
由于船队庞大、人员众多、航程遥远、出访国家又多，因而所耗经费十分巨大。
”[3]由于没有经济目的，只有不计成本的巨大投入而没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回报，甚至经常是赔本买卖，这种远航导致国家大量金钱的耗费，最后甚至造成了国库亏空，其必然不能持久，最终只能在无奈中收场，甚至走上了极端的“海禁”之路。
由此可见，专制主义支配下的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下，是不可能出现一种有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有效产权的。
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制度安排上必然会出现一种致力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无效产权。
无效的产权最终影响了制度绩效。
因此可以说，是帝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海禁”政策的实施。
而“海禁”则使中国丧失了崛起于世界之巅的最佳时机。
比郑和下西洋晚约六十年的西方航海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的航海规模远远小于郑和船队的规模，但是他们的船队产权归属明确，是皇家与私人共同投资的，即实行类似于现在的股份制公司的运作机制。
“各方的经济目的也很明确，皇帝要的是海外领地，要的是金银财宝;
领军人物航海成功，就可以成为新领地的总督，并可世袭，还能从新领地的经济利益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随行人员只要能活着回来，就可以将他们从海外采购来的货物以数十倍的高价卖出，摇身一变成为富翁。
正是这种丰厚的经济利益，激起了欧洲人出海探路的无比狂热，并且经久不息，从而带来了地理大发现，新大陆开发……。
”[4]
二、最高统治者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中国古代社会是政治决定土地分配，有土地者出读书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
地主阶级不仅是官僚的来源，同时也是专制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
在打击和消灭旧豪族地主的同时，政治权力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贵族地主。
明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阶级，李洵先生认为，“他们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在明初已经形成。
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构成的成分更为复杂，大体上包括四种集团势力：
皇帝和诸王，是最尊贵的上等贵族;
皇后、诸王妃亲属的皇亲国戚;
有军功的功臣封公、侯、伯、爵位者，实际地位与皇亲贵族不相上下;
皇帝周围的心腹近臣（宦官与近亲），本来不应算作贵族，与军功贵族一样，都属于异姓贵族。
他们势力很大，有时甚至超过那些封藩贵族”[5]。
贵族地主根植于中国皇帝制度这块沃土，是皇权的派生物。
贵族地主并不是西周分封制的复活，它的出现并非是对专制权力的削弱，相反却是专制权力“家天下”的表现。
通过封藩，明王朝把“家天下”推向了极致。
而通过分封军功异姓地主，是在增强整个贵族统治集团的势力。
事实上，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决定了专制主义与官僚系统存在利益上的张力的同时也存在利益上的合力。
专制统治的性质决定了专制权力具有排他性，官僚系统作为专制主义皇权的潜在威胁是受到专制主义排斥的。
而专制统治的实现又不得不靠官僚系统的配合。
而官僚系统中官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又决定了它需要专制主义皇权的提携。
两者利益上的张力始终存在，这是整个专制主义官僚社会的常态。
然而，当两者利益上达到不谋而合，共同发挥合力时，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将实现利益一致化，就会形成掠夺社会的合力。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
有明一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贵族地主。
贵族地主凭借政治上的权力来牟取经济上的利益，为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而鲸吞着社会的产出。
明代贵族地主经济势力发展最为集中、明显的标志就是土地兼并。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置的庄园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6]。
明代开始设立皇庄。
建立皇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宫中的高消费需要。
地租收入全归皇室所有。
实质是皇帝与民与国争利，是对国家正税、田赋收入的一种赤裸裸的公开掠夺。
“皇庄的出现说明国家经济形势潜伏着危机。
于是引起皇室的恐惧，生怕自己的高消费因此受到威胁，遂广立庄田以储其财富。
这既充分反映出皇帝的贪婪本性，又透视出统治者分割地租的激烈斗争。
”[7]然而，皇庄的设置又导致了向国家交纳税粮的田地的减少，因而皇权的物质基础也就随之动摇。
因此，皇庄的设置反映了统治者之间为争夺租金最大化的内耗，对社会产出最大化来说极为不利，最终带来的是统治者的租金的耗散，显然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有明一代的土地兼并之风，首先是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带头刮起来的。
皇庄，以及后来的王府、勋戚、中官几类贵族地主庄田，都是专制主义皇权的产物。
“并且其结果都和原先的本意背道而驰，成为侵吞国家田赋，祸及农民的社会公害，以致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皇庄、王府、勋戚、中官庄田，总计在40万顷上下，约占全国官田总数的1/20。
它们主要由钦赐、奏讨、投献、强占四部分构成。
”[8]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依仗权力而产生的。
贵族地主大量侵占土地，强化经济势力，主要是凭借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对中央权力的控制。
贵族地主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集团，他们是地主阶级最高决策集团的核心。
前述，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在明朝发生了畸变，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
而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集团说到底是皇权空前强化的必然产物。
贵族地主依仗政治权力拼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了社会产出最小化。
原因是[9]：
（1）不纳粮税。
“名为钦赐庄田，而册籍不载”，国家失去税粮收入。
（2）明初农民“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之田，被侵占成为庄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私产。
（3）“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纳税的熟田，被捏造为“荒地”，奏乞强占，税粮自然随之化为乌有，致令“军国费用靡所出”。
（4）官民田的佃种者，在田土被强占或进献之后，往往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
（5）各王府……纵令旗校，加倍征租。
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
（6）逃避差徭。
按制度规定：
“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但是实际上，尽免其徭”。
（7）管庄之人额外科索。
“管庄内关假托威势，勒逼小民其所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