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厉史观的重大变革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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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处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不过是充当经济变革、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就是这样一种片面的、极端的决定论的历史观，长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核心和主旨，一直流行到“文革”结束。

　　1978年开始，与整个思想界的解放运动相伴随，史学界也大胆冲破传统的牢笼，深刻反思以前的理论系统，将若干“定论”、“常识”还原为“问题”，重新加以检讨、论辩，力图从陈旧僵化的教条中突围而出，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新话语。

当然，这些努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是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那么，究竟如何实现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呢?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可能就是突破和超越决定论历史观的支配。

与文学界呼吁人的解放、鼓吹人道主义，哲学界重视主体性研究的潮流相一致，史学领域也开始关注历史中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历史中人的创造活动。

从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社会形态演进问题讨论的深化和升华，引发了历史哲学研究的热潮。

要彻底解决社会形态问题出现的种种歧义和困惑，一方面离不开微观细致的具体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历史哲学更深的层次上寻求突破①，呼唤一场根本性。

　　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

　　历史决定论问题的争论不是一般性地探讨决定论本身的是非得失，而是主要围绕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展开的。

传统理论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决定论。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是在其继承人那里，决定论都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基本没有选择论的存在空间。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讨论却扭转了这一局面。

大多数学者主张以选择论补充决定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二者的统一体。

正如郭建宁所提出的，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转换研究视角。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单纯强调历史决定论，到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统一的转换”②。

　　张曙光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种规定性的全面界说，它不仅指出了人类活动被制约的方面，而且揭示了人类活动所具有的能够创造条件从而冲破某一特定限制的自我决定能力。

因之，唯物史观既是历史决定论，又是科学的主体选择论、创造论，即历史抉择论。

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是基于实践的辩证的自我决定论或曰实践决定论。

而且，决定论与抉择论决非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主体的抉择以客观必然性为根据并在其制约之中进行;

而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也要以主体的抉择为条件并通过抉择而体现。

否定历史决定论就是否定人们正确活动的客观前提和历史必然性对人们活动的制约，就要导致人们的盲动;

而拒绝历史抉择论，就无异于拒绝人们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而将一切推卸给“命运”。

所以，二者只能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③。

　　其他学者纷纷表示附和。

他们说，历史选择在历史决定论中占有适当的位置，不应当全盘否定。

历史选择论是以历史决定论为前提的。

历史的选择包含主体的历史活动选择，但又不是纯粹主体活动的选择。

它归根到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中介，以不同主体历史活动的不同选择为手段构成的历史合力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的历史选择，即由整个社会的物质力量所决定的历史选择④。

历史选择是历史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历史的必然是历史选择的内在本质⑤。

马克思扬弃了旧决定论，但并没有超越一切决定论，它是一种新的决定论—辩证的决定论。

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已经内含着选择论，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论。

在马克思那里，决定论和选择论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实践⑥。

　　还有人断言决定论和选择论最终将统一于历史合力论。

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全部思想决不是单线因果论，而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社会诸要素的“交互作用论”、“合力论”。

以往只讲单线因果论，不讲甚或贬默“交互作用论”、“合力论”，使唯物史观笼罩了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的阴影。

　　二、历史规律

　　历史决定论有时被等同于历史规律，决定性即是规律性。

“历史发展有无内在的必然性规律是判别是否主张历史决定论的基本标准，历史规律也就成了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内涵”⑦。

因而，对历史决定论的检讨离不开对历史规律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前，“在历史规律问题上，我国史学界似乎一直未能彻底摆脱黑格尔的影响。

为了强调客观规律，历史规律被视为一种超越于具体活动之上的力量，人类无论怎样活动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既定方向，人似乎成了历史规律自我实现的木偶和工具”⑧。

历史规律笼罩在宿命论的阴影下。

　　起初对历史规律问题的反思是通过重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克服将规律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明确指出规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例如，于沛认为，这种或那种规律性，是按其本质在多种形式中这样或那样的表现。

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会得出某种社会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完全相同的结论。

这一规律的主要特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表现为多变量的形式⑨。

　　苏双碧将历史规律区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指历史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二是指相异的历史现象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可以从零碎的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找出规律。

他还认为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只是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但却不能代替历史研究的结论。

他反对把了。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从实际历史进程中已经看出，不存在那种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规律。

因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这里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而实践通常总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①。

历史规律终于又回到历史中来，而不再凌驾于历史之上了。

特别是王和、周舵关于历史规律的新说，易客观为主观，将本体论置换为认识论，意义非同小可。

规律不再享有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君临一切的崇高地位，而是与人们历史活动和历史认识真正结合起来了。

这样，历史规律的强度降低了，以它为内核的历史决定论的刚性也就随之减小了。

　　三、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

　　历史决定论还与历史必然性联系在一起，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也就具有决定性。

事实上，必然性、规律性与决定论差不多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其内涵是相通的。

而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又是一组对立的范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仿佛是天平的两端。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必然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定和约束，而历史偶然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了。

历史偶然性之受到重视，一个重要表现是学者们开始正视并认真探讨它，由此而重新审视它与必然性的关系。

苏双碧指出，一方面历史偶然性受制于必然性，另一方面偶然性往往是独立存在的，有时甚至会影响整整一个时代，或使一个地区暂时离开通常的历史规律。

历史之所以有其偶然性，是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的活动、人的思维往往不能预料历史的直接后果。

偶然出现的突出人物，其个人的性格、意志、才能却往往要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某些历史偶然性导致历史必然结果，并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②。

　　启良指出，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个体、国家（或民族）、世界三个层次的偶然历史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递减趋势③。

针对启良的观点，刘文瑞作了进一步澄清。

他说，历史学的发展进程，就是人类对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认识深化过程。

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偶然性规律将会补充必然性规律的不足，这种补充将表现为非决定论登上历史学的殿堂，与决定论并驾齐驱。

人类对偶然性认识得越深刻、越透彻，就越能掌握必然性规律。

但是，人类认识到偶然性，并不等于能排除偶然性。

在每个历史事件中或历史关头上，机遇和方向的把握，不会因为人们认识到偶然性而减少选择的机会，只不过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偶然性取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而已，偶然性并不会递减。

一旦偶然性没有了，必然性也就失去了表现形式而不再存在④。

这就指明了二者共生共存的关系。

　　还有学者运用现代系统科学混沌学的“蝴蝶效应”，对历史偶然性作出了新的阐释。

其指出，混沌学的产生，把系统表现出的随机性与系统的决定论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以实用的方式统一起来，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起来。

社会历史中的“蝴蝶效应”是指当社会处于混沌状态下，依赖于偶然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这样一种一般形式，从而具有必然性⑤。

随着对历史偶然性的重新考量，历史必然性不再是不可动摇的“铁的法则”。

张鸣认为，唯物史观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客观规律”，并不是某种超验的、完全与人不相干的东西，也没有主张人类完全听命于“历史”的安排而无所作为。

所谓历史必然性，是人们自己活动的必然性，也是人们对历史活动特点的一种“事后认识”。

这种认识可以帮助人们成功地预见未来。

但这种称为“必然性”的东西，并没有为我们规定好生活的一切方面。

人们在此范围内，依然具有自我设计、选择的多种可能和余地。

因此，“必然性”的东西对于未来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⑥。

　　四、历史主体性

　　对待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态度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历史主体性，就是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所应具有的性质。

历史过程的主体首先应当是历史过程的承担者。

历史过程的承担者只能是人。

”⑧极端的决定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贬低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

张芝联说:

“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局限于‘发现’和说明普遍历史规律，历史学家的作用只是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有效性。

史学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注解。

‘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完全消失了。

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

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史学”⑨。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讨论则极大提升了主体的地位，从而软化了决定论，增加了其弹性空间。

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历史主体问题的重要地位。

廖新泉率先主张，应当恢复历史主体在唯物史观中的应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史主体真正被当作主体了。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史学界开始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历史主体自身的地位、特征、内涵与层次展开讨论。

不少学者肯定了只有人才是历史演进的唯一能动主体，历史主体的活动在社会基本矛盾系统中具有中枢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主体运动与客观社会环境相互制约、相互创造。

历史主体的活动具有目的性、选择性、偶然性。

人们还批评了那些把唯物史观简单地视为一条决定论的因果序列链，把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观点，把抽象的观点变成历史主体，把历史变成一些僵化的事实的缀集和史学家的推理活动等形而上学的观点。

八十年代中后期关于历史主体理论的探讨，丰富了唯物史现的内涵，使历史主体理论能够置于更科学的理论基础上”③。

　　历史主体论一扫对于决定论的常规认识，为历史决定论注人了新的内涵。

决定不再是被动的决定，而具有人类历史主体自我决定的意味。

随着主体性的觉醒和凸显，决定论被打开一个缺口，并一直保持开放性。

这样，历史决定论已经被时代极大地变动了，在批判反思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和更新，确乎今非昔比了。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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