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艺术 汪德力1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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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专栏；

李大同；

编辑思想；

编辑艺术

专题特写版《冰点》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王牌栏目创始于1995年1月。

作为《冰点》的编辑、创始人，李大同深知这种长文形式是不利于读者阅读的，也是新闻界不提倡的。

但是从实践结果来看，经过精心制作，《冰点》较为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形式的负面效应，反而成为《中国青年报》读者阅读居前列的版面之一。

在1995年末《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大型读者调查中，《冰点》以最高选票居‘我最喜爱的专版’榜首。

据抽样统计，每2.6个读者当中，就有1个选了《冰点》。

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

1998年，《冰点时评》问世，开中国报业“公民表达”风气之先，第二年即被评为“中国新闻名专栏”。

《冰点》专栏以它独特的故事化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展示出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赢得人们的广泛好评，其创始人李大同的独特的新闻视角及其编辑思想与编辑艺术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和学习。

本文试图以专家的论著为指导，以《冰点故事》为主要研读对象，以李大同的思辨文章作为突破口，以冰点特稿和专栏文章为佐证材料，以国内《南方周末》等知名报纸及其它相关栏目作参照，并用李大同的访谈实录加以印证，从新闻视角、新闻策划、新闻制作、新闻价值及其作用、编辑思想的根源等几个几乎涵盖整个新闻运作过程的重要环节，力求从李大同的本意出发，相对全面而又有所选择地解读李大同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艺术，冀以“窥探”出《冰点》成功的原因。

1.新闻视角：

关注“不普通”

运作一个选题前，无论是策划还是判断和选择，都离不开编辑的新闻视角。

因为“新闻视角,是指人们把握、选择新闻角度的着眼点。

”[1]编辑主体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标准去评价、规范、选择编辑对象，编辑作为新闻的把关人，他的新闻视角决定了他把关的准绳，决定了他的选择理念。

反过来说，正如武汉大学吴平教授所认同的，选择理念是编辑思想的突出的本质体现[2]。

那么李大同的新闻视角是怎样的？

他的选择理念又是怎样的？

总的说来，李大同关注的还是一个“不普通”。

这“不普通”主要体现在对为某些主流新闻媒体所忽视的“冰点”领域、边缘人群的关注，进而展现出“不普通”的生命状态。

李大同认为，这“不普通”三个字才是《冰点》历久不衰的要害所在。

他说，“在实际运作中，我关注的还是‘不普通’这三个字，任何普通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而原本普通的人，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情，或者在不普通的命运中展示出了一种普世价值，这才是能够打动我的地方，也是新闻的基础之一。

”[3]这一点不难理解，越是新鲜少见的事情越具有新闻性。

普通的事情总是不太具有新闻价值（当然伟人、名人除外），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处才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诚如李大同所说，1995年是《冰点》的创立期，对他而言，是一个艰苦的摸索过程。

这期间，既将他已经形成的理念付诸实践加以检验，同时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理念。

在1995年每周两期的频率下，不难想象《冰点》的工作人员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这压力不光在于工作时间上的超负荷，更在于内容选择上不能重复。

为了“可持续发展”，1996年李大同把《冰点》调整为一周一期，同时他的视角开始了新的尝试。

如果说关注“不普通”的“冰点”领域是他既有的理念，那么他的新尝试则是对这既有理念的延续和发展。

而这条延续的关节点就是“冰点”——或是“冰点”的再升温，或是热点的“冷”思考。

基于此，他独特的新闻视角具有“普世情怀”、“冰点再升温”、“热点冷思考”等三大特色。

1.1“普世情怀”

“普世情怀”，即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

李大同在内部反复强调要关注普通人群基层大众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要通过普通百姓“不普通”的命运来反映社会的真善美及社会变迁。

正如他所说，“我们栏目不靠明星大款，不靠奇闻异闻，靠的是普通人的命运……”[4]《冰点》的这种基本定位，深切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

“普世情怀”可以说是李大同新闻视角的最大的特点，同时也奠定了他新闻视角的主要基调和新闻把关的主要方向。

李大同认为,“（那之前）真正普通人的生活从来不在中国新闻的视野当中。

《冰点》的第一篇报道如果说它有什么意义的话，就在于让中国普通民众喜怒哀乐真正作为新闻主体的素材出现，他们没有什么英雄业绩，甚至谈不上崇高情操，但是就是这样的报道，深深地感动了那么多读者。

”[5]他在看到北京晚报关于粪桶的照片时猛然间震撼了，心想这样的故事一定是会打动人心的,但是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这开了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范式，就是将底层人民的生活真正地作为新闻主角登在主流大报上。

在《冰点》刚刊出18篇的时候，李大同做了一份读者调查。

在3000多份读者来信中，很多读者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我们已用了太多的视线去仰望名人,却找不到自己精神的轨迹、生命的经纬、情感的缆索[6]。

这反映了读者的一种心理需求，“普通的”他们需要被关怀。

李大同把这些读者的来信，比作“子教三娘”，而子教三娘的结果，就是使他更加确信：

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不普通的命运作为《冰点》关注的重点是正确的，不管未来如何，这肯定将是《冰点》1995年的主旋律[7]。

事实上，这种主旋律贯穿了李大同主持《冰点》的始终。

从《北京最后的粪桶》（1995.1.6，第1期）开篇以来，《冰点》特稿中“关注普通人”的报道几乎占了百分之六七十[8]。

这些报道或像《北京最后的粪桶》真切地表现了为都市喧嚣与冷漠所遮蔽的善良情怀，从而引发读者极大的共鸣；

或像《五叔五婶》（1995.6.9）讲述了一个个不为人所知的寻常故事，让人们在品尝苦涩之余又倍觉欣慰；

或像《当年落户在留村》（1995.4.11）关注人的心灵世界，使人们感受到人生的光明与温馨；

或像《破碎的绿》（1998.5.18）关注普通人的思想和追求、欢乐和痛苦，而对社会和人生起着极大的引领作用。

正如李大同所说，“我们所选择的大部分报道对象其指向都是当前中国最‘缺氧’的那些社会背景；

我们所展示的，是亘久不变的价值与多变的甚至丑恶的社会环境之间的搏斗；

我们报道中的很多人物的品质，不是因为他‘平民化’，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日渐稀缺’，才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

”[9]

从《冰点》的发展过程来看，显然是这个主旋律奠定了《冰点》成长及成功的基础，而这个主旋律之所以给《冰点》带来成功的原因还在于，占人群大多数的普通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笔者以为，决不可低估了这一点，让他们与报道中的人物同喜同怒，达到语言上的共鸣、思维上的共振。

这才是普世价值的最本真、最深切的体现，才是吸引读者的关键，而读者们的青睐和关注才最终有力地证明了《冰点》的成功。

1.2“冰点”再升温

笔者所说的“冰点”的再升温也不妨叫做“冰点”的再解冻。

所谓“冰点”的升温，就是把新闻报道的视角聚焦于主流媒体所忽视的“冰点”地带、边缘地带；

而加一“再”字，就是要进一步拓展“冰点”的融化范围。

笔者以为，对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来说只有尚未涉及的领域，没有永远不会涉及的领域。

这也就意味着说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冰点”。

是否能报道某个新的“冰点”（也就是尚未涉及的领域），首先得挖掘出这个“冰点”值得冒险报道的价值。

当然要做这个“解冻”的始作俑者是需要一定的胆识的，你得做好失败甚至被批的准备。

在前面已讲到，李大同把视角定位于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普通人的命运这样一个新闻报道的“冰点”（或者说边缘领域），使《冰点》赢得读者们的青睐和业界的广泛好评。

而这之后的新尝试则是寻找新的“冰点”，“解冻”新的被主流媒介所排斥或者所冷落的边缘领域。

那么李大同解冻的新的“冰点”有哪些呢？

笔者认为大概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历史”进入《冰点》。

如：

《寻找世纪的交接点——在德国对清末出洋考察的调查手记》（1996.4.11）、《康梁公车未上书》（1998.8.18，第220期）、《<

雍正王朝>

是历史正剧吗？

》（1999.3.15，第250期）、《麻雀的故事》（1997.3.25）等；

二、“性”的突破。

《最可怕的一关》（2000.12.12）、《性别挣扎》（2002.7.24）、《最有勇气的人》（2002.8.28）等；

三、讨论“国家安全”。

《两位大校与超限战》（《冰点故事》，P342）、《基因大战》（冰点′98，P316）等；

四、“野性”的呼唤。

《惊心动魄的6天》（1998.12.7）、《反偷猎日记》（1998.3.17，第251期）、《血热长江源》（1998.2.17）等。

当然还有些特殊的报道，诸如：

传播一些真正的思考的《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1997，第1期）；

引发《参考消息》半版摘编的《追踪一枝藤》（2001.6.20）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关注历史、关注自然都成为《冰点》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对普通人的报道的成功是因为它们的不普通的命运体现了社会变迁和命运的跌宕，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那么李大同的这些新的尝试成功的原因又在哪呢？

它们为什么可以成为《冰点》新闻之一？

答案似乎也显而易见，历史进入《冰点》可以说是主动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性的突破有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教育的“父母之爱”，也有对易性癖人群和同性恋人群的社会援助；

讨论国家安全无疑是爱国的体现；

野性的呼唤，恐怕不仅仅是出于人类的恻隐之心，而且是对生命的尊重……

1.3“热点”冷思考

笔者对1998——2000年的150多篇《冰点》特稿进行了集中阅读研究，发现《冰点》也并非热点的“绝缘体”，例如其中就有28篇关于孩子的成长教育问题。

对于一些舆论热点，《冰点时评》也刊出了一些观点独到、颇显见地的文章。

2001年5月21日见报的时评——《“媒体审判”的思想根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李大同虽然也关注热点，但他自有审视“热点”的独特角度——“冷思考”。

这并不是说要多此一举地对“热点”进行冷化处理，而是在面对“热点”时，先把头脑冷下来，审视一下“热点事件”是否可以从别的角度切入，或是审视一下“热点人物”是否有值得报道的与其它报道不一样的地方。

总之，就是要把“新闻眼”聚焦于热点背后的故事，多角度考量，深入挖掘其社会意义。

面对处于危机中的教育，面对这个媒体普遍关注的热点，李大同不是盲目跟风，不是停留在多数媒体简单的说教和倡议，而是多角度考量、多方面揭示危机教育背后的社会意义。

他不光只关注教科书的不合理，如《不仅仅是语文》（1998.1.6，第189期）；

还关注小学教育过程中老师教育方式的道德考量，如《我为孩子讨说法》（1998.4.8，第204期）；

另外，他还探讨父母在孩子成长教育过程中应该怎么做，如《燕子高飞为哪般》（1998.8.11，第219期）。

能够如此，正由于他独到的眼光，正是他对热点“冷思考”的体现。

《燕子高飞为哪般》说的是这样一种父母，他们把孩子当作木偶，自己在后面牵着线绳，策划出一出出诸如“大别山千里扶贫”的事情，想借助大众媒体来把孩子塑造成名人。

当别的媒体沉浸在盲目追求“燕子的星路光芒”这一热点效益时，李大同看到了父母扭曲孩子人性的“木偶”生涯的荒谬。

李大同之所以决定采访燕子,只不过是想通过《冰点》，给燕子的父母及某些媒体一个警醒；

在拯救燕子的同时，更让其他的父母能从中得到警示。

然而，当《冰点》关于燕子的报道出来后，很多新闻媒介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