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敦煌学者的必读之作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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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雕版印刷乃至其后的活字印刷成为了文献传播的主流形式，手写本渐次退出历史舞台，也消褪了昔日的风光。

但敦煌文献恰恰是手写本的辉煌时代，涵盖着其由盛至衰的全过程。

而这样的写本文献又恰恰是我们进行专科研究的资料渊薮。

由于写本和刻本（以及排字本）有着多方面的不同，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近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建立“写本文献学”。

张涌泉教授的《敦煌写本文献学》便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新作。

《敦煌写本文献学》（以下简称《写本学》）属于“敦煌讲座书系”作品之一。

全书744页，66万字，堪称煌煌巨著。

2014年夏间，冒着酷暑，前后费时近半个月，将该书细读一遍，收获良多。

这里，我想将自己的收获写出来，供各位参考，而且也十分愿意向学术界同仁推荐此书，因为我认为它是敦煌学者的必读之作；

若不读此书，则不足言自己是敦煌文献研究者也。

我这里所说的敦煌学者，主要是指从事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专业工作者。

当然，这未包含敦煌艺术研究者，但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学者”，自不待言。

我所要划出界限的是，那些不直接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而仅仅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专业问题的学者，不应在我所指称的“敦煌学者”之列。

我想用八个字概括我对这部著作的评价：

独树一帜，博大精深。

具体有如下四端：

一、对汉字的演化史了然于心。

这对于以研究语言文字以及敦煌文学为主职的涌泉教授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虽然重点研究纸质写本文献，但仍需把它放在整个汉字演化史及其载体变化的大架构下进行观察，建立宏观视域。

我国的汉字，其字形与载体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迄今至少有了3500年左右的历史。

无论是甲骨文的契刻，还是钟鼎铭文的铸造；

也无论是从大篆到隶书，还是由楷书到行草，汉字一直是既在传承着，也在变化着。

而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纸质写本文献仅仅是这个长序列中的一段，亦即它有自己的时代性。

《写本学》在多处强调“汉字是有时代性的”。

如第622页云：

“敦煌写本跨越四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六百余年，是汉字字体由隶变楷完成的阶段，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形式各异，风格多样。

”第626页又云：

“汉字具有时代性，往往因时而异。

时代的发展，政权的更替，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和提高，往往会在语言文字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第632页在讲到俗字时又说：

“俗字有时代性。

每一个汉字都有它自己产生、演变或消亡的历史踪迹，俗字亦不列外。

”在第655页又说：

“不同的时代既有不同的书体，也有不同的字体，汉字具有时代性。

”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汉字的时代性，就在于不能轻忽它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必须按照它的具体时代对它进行认知和厘定，而不可以以今律古或者以古律今。

在许多不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的学者看来，敦煌写本的文字似乎并不难认读。

但是，它是写本，而不是印本，这一点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不要说，五十多年前，《敦煌变文集》的整理者是六位大家，却产生了许多在今天看来本不该发生的错误；

就是当下正在整理并出版着的敦煌文献著作，虽说比前人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忽略了汉字的时代性，错误仍在继续产生（这也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在内）。

想到这些，我颇觉有几分汗颜！

如果我们还想减少错误，那么就静下心来，深入进去，对写本文献的时代特征花一番大力气进行理解，然后再进行敦煌文献的整理，庶几可以将错误降低到最大限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呼应涌泉教授的拳拳心意，强调“汉字是有时代性的”，切勿大意！

二、对敦煌写本的特征十分熟悉。

这也是《写本学》一书的主体内容，也可以说是它的重头戏。

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书写特征，写本的“时代性”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诚然，写本文献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言以蔽之曰如何如何。

概而言之，该书的“字词编”（第二编）和“抄例编”（第三编）都属于对敦煌写本的认知和归纳。

这里，请允许我借用作者在“后记”中的话对其内容进行表述：

“第二编为字词编，对敦煌文献的字体、俗语词、俗字、异文等语言文字现象做了全面的介绍，指出敦煌写本篆隶楷行草并存，异体俗字盈纸满目，异本异文丰富多彩，通俗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疑伪经等写本有大量‘字面普通而意别’的方俗语词，它们既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敦煌文献的整理设立了一道道障碍，扫除这些障碍是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

第三编为抄例编，对敦煌写本的正误方法、补脱方法、卜煞符、钩乙符、重文符、省代符、标识符等符号系统及抄写体例作了全面的归纳，并通过例举大量实例，指出了解这些殊异于刻本的书写特例，是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重要一环。

”大而言之，敦煌写本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异体俗字、方言词义、书写符号等几个方面。

而这些问题则会随时呈现在整理者面前。

我敢说，并非所有敦煌文献整理者对这些特征都比较了解，许多人是仓促上阵的。

而如果不在这些方面花大力气增加并扩充自己的知识，整理出的东西就很难成为上乘之作。

恰好，《写本学》作者在这方面已经花过大力气，其所取得的成功，也足以供我们学习和参考。

为了加深对该书水平的认识，我这里仅举一例以见一般。

第199页有如下一段辨证：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第125号《金刚般若经义疏》卷二有：

“故阿耨菩提是如来事，付嘱菩萨，菩萨即荷如来重担，荷负如来十佛事故。

”原卷“菩提”二字合文作“草头”下一个“提”字，两个“菩萨”合文作上下两个“草头”为一个“菩萨”，其下再加一个重文符号。

这种情形，在印本书中能看到多少？

总之，不花一番苦功夫去研读敦煌写本的特征，恐难言有资格整理敦煌文献也。

而《写本学》归纳精当，例证丰富，是我们认读敦煌文献的便捷门径，相信任何读过的人都会收获多多。

三、实现了与写手的沟通。

宋以后的印本文献多是经过整理加工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二十四史也好，《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也罢，都是经过作者加工改写的，多数已非第一手资料。

出土文献之所以受重视，就是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第一手资料，没有经过史学家的笔削，反映的是其本真面貌。

换一个角度说，当时人抄写这些东西是供自己或者某些公共部门如官府或佛寺使用的，而不是供后人做研究的。

既如此，写手自己明白并满足其用途也就够了，没有义务为我们这些后来的现代研究者着想。

今天，我们要使用这些资料，首先必须明白写手的意图，与写手间达成沟通，才有可能吃透其原义。

在这方面，《写本学》也做出了表率和示范。

这里举书中两例。

S.388号是《时要字样》、《正名要录》的抄本。

原卷凡抄写有误者，抄者往往把正字或误字的构件在天头或地脚中标出，数量多达20余处。

如门阙之“阙”字，原字“门”内左半似在“幸”与“羊”之间，很难把握。

但该行天头有一个很小的“羊”字。

这是抄手做的标识，确认“阙”字门内部分左半为“羊”。

它当然是一个俗体字，类似于“逆”字由“羊”加“走”旁合成。

而今人校者不察，将“羊”作“幸”，忽略了原抄手的提示。

又比如P.3279号《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昭公五年）》：

“时晋侯亦失政，叔齐以此讽谦谏也。

”原卷“谏”字略小，但“谦”字右侧有一个小点，是废除标识。

可是今人不察，楞认为“谦”是正字，又作衍文处理，枉费周折。

同类例证还可举出很多，不必一一例举。

这些被《写本学》指出的错误，使我想到，凡事该有敬畏之心，对古写本亦应如此。

如果我们谦卑一些，虚心一些，小心一些，犯错误的几率必会降低，切不可大大咧咧地对待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

四、对相关文献非常熟悉。

我们以学术为职业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能力：

一是脑子里储存着一定数量的专业知识，二是大概知道从哪里能够查到自己所需的知识。

但就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来说，光是具备这两方面的知识依然不够。

面对写本文献的诸多特征，除了从经验中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对时人的说法有全面的了解。

而这些当时人的说法，对于不搞文字学的人如我者，多不熟悉。

于是，《写本学》提供的当时人的认识便有了极大的说服力。

比如关于错字如何删除，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三云：

“古人书字有误，即墨涂之。

今人多不涂，旁注云‘卜’。

谚语谓之‘卜煞’，莫晓其义……”《写本学》从敦煌文献中归纳出的“卜煞”方法，有右侧加一点、二点、三点、四点甚至七点，又有在废字右肩加拐钩的，有用类似加“非”字右半的，有加类似今人所用中括号右半的，有加圆圈的，等等，十分丰富。

如果我们不了解抄手的意图，怎能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些文献呢？

又比如，关于双行小注如何齐整的问题，清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补》说：

“唐以前古书皆抄写本，此因抄书者以注文双行排写，有时先未核算字数，至次行余空太多，遂增虚字以整齐之，别无意义。

故注文多虚字，而经文无有也。

至宋代刊本盛行，此等皆刊落，然亦有未铲除净尽者。

”这种补虚字以求齐整的实例，《写本学》从敦煌文献中成批量地抉发了出来。

除了补虚字的用例，作者又从敦煌文献中找出不少“增添实词”的例子，如加“大”“小”“下”等一些笔划简单的字，但也有笔划多的如“病”字。

抄者有时怕这些字混入正文，偶尔又把它们倒着写。

今天的整理者不少人未究明写手的原意，在这些地方屡犯错误，实在是不达一间也。

此外，关于重文符号的使用历史等，古人都曾有过解释。

这些知识的运用，使《写本学》归纳出的规则，获得了历史认识的支持，更显得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总之，我认为《写本学》是一部成功之作，否则我不会认为它是敦煌学者的必读之书。

诚然，由于该书涉及的知识领域十分广泛，也有一些小的瑕疵，用民间的话说，便是属于“老虎打盹”的事情。

我在这里将其指出，供涌泉教授参考。

如果认为我说的还有点道理，再版时就可加以修改了。

第627页在谈到“避讳字”时说：

“改避帝王名讳是古书中的常见现象。

敦煌文献上起魏晋，下迄宋初，前后跨越六百多年，其中隋唐之前抄写的文献数量不多，总体上表现出不避讳的特点；

唐五代抄写的文献是敦煌文献的主体，其中唐代前期敦煌写本避讳的现象比较普遍……”这里认为隋唐之前的文献有“不避讳”的特点，说法不确。

敦煌文献中隋唐之前的写本数量较少，但也出现过因避讳而改字的现象，如S.613号是著名的《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账文书》，内有刘文成户：

“息女黄口，水亥生，年仵，小女”；

其天婆罗门户：

“息男归安，水丑生，年拾仵，中男。

”其中的“水亥”、“水丑”，原本均为干支癸亥、癸丑，因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名讳，改“癸”为“水”也。

这种改“癸”为“水”的例子，又见于今藏敦煌研究院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

“七月大一日水未闭”，“八月小一日水丑定”，均可参阅。

第701页在讲“取同时之书以校”时，举P.4017号《渠人转帖》为例：

“今缘水次逼斤（近），切要通底河口，人各枝两束，（亭）白刺壹（不）束，橛两笙，锹镢一事，两日粮食。

是酒壮夫，不用厮儿女。

帖至，限今月廿九日卯时于口头取齐。

”其中“是酒”二字费解。

《写本学》参考P.3412号《壬午年（982）五月十五日渠人转帖》中有句“须得壮夫”，校前件“是酒”之“酒”为“须”，甚是，形近而误也。

然“是须”仍未校尽。

愚意以为“是须”当校作“事须”，必须也。

“事须”一词是敦煌文献中的习惯用语。

在帖文中是强调，凡是参加这次用水活动的，必须是“壮夫”亦即壮劳力，而不能是小娃子。

用水在西北地区的农业活动中是大事，身强力壮者方能承担此类农事活动。

除了上述两条很小的补充意见外，在对敦煌文献的总体把握上，我觉得除了要充分认识“汉字的时代性”，同时也要关注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