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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在此时矣。

连年以来，征调频繁，公私并困，不特坞堡之筑小民力有未能；

即州县城池亦多颓废不治。

贼踪飘忽。

来往自如，迎击则无一定之途，追袭则有兜裹之虑。

事势诚有难焉者。

　　阁下才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抚辑而歼夷之也。

同自遭先公大故．苫幽余生，百疾交作。

遗书难读。

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负疚滋重。

所冀东南绥靖，得以归葬故山，躬耕邱陇之旁。

以养以食。

守先人清白之训，则亦幸矣。

同稣疏拙无壮，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

故附达一二使者，称遽不尽所怀，专布谢忱。

伏乞矜鉴。

愚弟制翁同叩头上，两家兄同叩谢。

姚延之兄诸蒙延纳，感荷不尽。

　　其二：

　　荫堂尊兄方伯大人阁下，旄节入都，得近光霁；

叔度千顷，犹恨奉教之日浅耳。

伏想台候清和，前旌所莅太行，草木欣欣，再被甘雨，百城向风。

万姓蒙福，盖可知矣。

即日受印视事，多贺多贺!

家兄负担西行，蒙执事逾分之爱，感刻不忘。

到太原必有滞留，大约尽此月当南去耳。

《易》曰：

“旅琐琐。

”惟执事能鉴之，故非外人所知也。

凡百尽废，恒往来于昌平山下，与野老相周旋，久不见书史。

家言一函，敢乞饬交。

感意非浮辞所可罄，故不复具。

骈牍草草，敬问起居，不尽弛仰。

愚弟制翁同顿首上。

四月望。

　　翁同的这两封信都是写给荫堂的，在翁同稣的交往者中，号荫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榕吉（1810年～1874年），字子莪，山东长山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

另一个是屈承干，常熟人，举人出身，曾任安徽知县。

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个收信人荫堂是谁。

　　这两封信的落款中都有一个“制”字，这是旧时依礼守丧的称谓，常指居亲丧。

在第一封信中有“先公大故”“并辱厚赙”等句，“先公大故”是说他的父亲去世了，“赙”是指向办丧事的人家赠送财礼，所以可以断定这是在翁同稣的父亲翁心存死后，翁同对荫堂赠送财礼表示答谢。

因此，书写的时间应该是在翁心存死后不久，即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1863年12月26日，翁心存于这天去世）之后。

翁同在信中称荫堂“惟阁下猷为风节，举世推重，朝廷俯鉴畿辅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属公以军事，电扫风驰，禽弥草薤，在此时矣。

”又说“阁下才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抚辑而歼夷之也。

”可知当时荫堂刚被授以军事。

据《清史列传?

刘长佑传》：

“（同治元年）会张锡珠、宋景诗降而复叛，近畿骚动。

十二月，调直隶总督……（同治二年）三月，败贼束鹿，阵歼张锡珠。

四月，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剿匪事宜，旗、绿防剿弁兵均归节制……六月，率按察使王榕吉军于馆陶，部署诸军，逼甘宫屯……九月，败贼张秋镇，阵歼贼目杨殿一，宋景诗仅以身免。

十月，三省渐就肃清。

”与翁同信中所写事正合，则荫堂当是王榕吉无疑。

据《清代职宫年表》，王榕吉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由大顺广道迁山西按察使，同年十二月改直隶按察使，同治二年五月迁直隶布政使（《清史列传?

刘长佑传》中记同治二年王榕吉还是按察使，当是由于剿捻事急，未及就任）。

信中不称“方伯”，应当是王榕吉还没有任直隶布政使，则翁同写这封信的时间应当在同治二年五月之前。

　　在这一时期，翁同与王荫堂（榕吉）多有书信往来。

我们从《翁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们书信往来的一些记录，如同治二年六月廿九日（1863年8月13日）：

“作致王荫堂书，为陆吾山说项。

”同年八月二十日（1863年10月2日）：

“作书致王荫堂为陆吾山说项。

”十月初八日（1863年11月18日）：

“得王荫堂书。

”

　　又信中对当时捻军的描述“贼踪飘忽，来往自如”云云。

《翁同日记》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闻直隶贼踪飘忽，距保定才三舍矣，制军刘长佑驻威县，则在贼后矣。

”所述亦同。

　　信的后面附言“姚延之兄诸蒙延纳”。

按《翁同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1862年10月6日）：

“姚延之忽从河南来，求予觅馆。

王荫堂廉访来，今日甫入城接印也。

”二十日记：

“访王荫堂为姚延之说项。

”又前引委托王榕吉为陆吾山说项，当即指这些请托的事。

　　第二封信对荫堂的称谓中多出“方伯”二字，又说“旄节入都，得近光霁”，按《翁同日记》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1864年4月23日）写道：

“王荫堂榕吉方伯来都，入城访之不值。

”按清代布政使又称藩台、藩司、方伯、东司，按察使不得称方伯（按察使为正三品，布政使为从二品），王榕吉在同治二年五月廿一日（7月6日）由直隶按察使迁直隶布政使，又于同治三年二月丁丑（3月13日）调山西布政使，所以翁同稣的日记和信中都称他“方伯”。

王榕吉的这次来都，大概就是因为由直隶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而在京作短期的逗留。

所以翁同信中说他“即日受印视事”。

　　翁同的这封信主要是委托王榕吉转一封信给翁同书。

翁同书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遭到太平军与捻军的合击，先失定远，退守寿州。

又与苗沛霖不和，苗转而围攻翁同书于寿州，寿州陷落。

朝廷旋召翁同书还京。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即上奏折参翁同书失定远，又不能妥办，致使乡绅与团练仇杀（苗沛霖杀徐立壮等人），又寿州城陷，奏报前后矛盾。

于是下“王大臣会鞫，拟大辟”，后因为翁心存病逝，恩诏“持服百日仍入狱”最后是免去死罪，改戍新疆。

同治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后来即死在甘肃，这是后话。

《翁同日记》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日（1864年5月1日）“未时三兄（按翁同书是翁心存长子，但是在翁咸封世系中，排行第三，所以翁同称他三兄。

）启行，叩别之际相对不能出声”即送别翁同书起程远戍新疆。

两天以后，翁同稣又与王荫堂告别，“廿八日……王荫堂送别敬三十金，余亦以路菜、京靴答之”“廿九日，晴。

送王荫堂，晤之。

”当是送别王榕吉任山西布政使。

而在这之前，翁同又“致书王荫堂，托其于三省吹嘘”，即委托王荫堂帮助一路上打招呼；

所谓的三省，当是指翁同书远戍新疆将要途经的山西、陕西、甘肃三省。

信中说“家兄负担西行，蒙执事逾分之爱，感刻不忘”也是对王榕吉在山西对翁同书的照顾表示感谢。

翁同信中引《易》“旅琐琐”，按《周易》旅卦：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象曰：

旅琐琐，志穷灾也。

”正是对他三兄此时处境的形容。

又说“到太原必有滞留，大约尽此月当南去耳”“家言一函，敢乞饬交”即是请王荫堂转交一封信给翁同书，由此可见当时王荫堂正在山西做官（山西布政使）。

而翁同书在山西一直滞留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二十一日，《翁同日记》七月廿四日：

“得三兄十八日太原书，二十目将启行矣。

”廿八日日记：

“得三兄二十日书，次日启行。

　　那么为什么翁同稣要委托王荫堂转信呢?

当时翁同书是戴罪远戍新疆，一路上行踪不定，后来都兴阿奏请留翁同书在甘肃营中效力，朝廷也不知他的行踪，只能寄谕“令该将军（都兴阿）行文直隶、山西、陕甘各督抚，该员行抵何处，即调取赴营”当时寄信的主要途径是信局和提塘，提塘是由京城向各地方传达重要文件的专员，当时“驻京提塘官十有六人。

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各一人，陕甘、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抚保送本省武进士、举人及守备咨补。

后改隶邮传部。

”翁同也经常托提塘带信，如他同治三年五月十五目的日记中说：

“发山西信，一由提塘，一由信局。

”王榕吉既为山西布政使，通过提塘带封私信既方便，也在情理之中。

　　又信中说：

“恒往来于昌平山下。

”按《翁同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廿五日（1863年11月6日）：

“随五兄往昌平相地。

”廿六日（11月7日）：

“偕树南至孟祖村名，距东郭北十里。

相度新茔，树南遂归，余等赴昌平，西北趋过一小山，其地皆沙地矣。

未正抵昌平州。

”当时南方战事还没有结束，翁同稣不能护送翁心存的灵柩回乡安葬，就先在北京郊外的昌平山下相了一片茔地，暂时将翁心存下葬。

古人有庐墓守孝之礼，所以翁同说自己“恒往来于昌平山下”。

　　常熟博物馆藏翁同隶书节临汉《张迁碑》（按《张迁碑》又名《张君表颂》）四条屏，落款曰：

“荫堂仁兄今之循吏也，政声在江南北，临《张君表颂》请正，弟翁同稣。

”钤“翁瓶生”（朱文印）、“同印信”（白文印）、“松禅居士”（白文印）三印。

翁同晚年开缺回籍，革职编管，遁迹人世，庐墓虞山，自署瓶庐、松禅、松隐的晚号。

“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松禅，曰天放闲人。

”翁同当年在昌平山下相茔地的过程中，曾至八里庄恩济庄庙，见“庙有圣祖赐林老人御书联额，额曰：

敬慎，联曰：

松柏禅心静，幽情化日长。

”这或许与他晚年号松禅有关，因为他正是在晚年编定日记的。

　　翁同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lS日）因草拟“变法国是诏”触怒慈禧太后而被开缺回籍的，此时王荫堂已去世，则这个“荫堂”应是屈承干。

屈承干也是常熟人，翁同晚年与他来往甚密。

翁同在回到常熟的第二天，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898年7月9日），屈荫堂就和严心田等同去谒见翁同，并一起商讨处理“西乡抢粮事件”的办法。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1899年3月25日）翁同即“作隶四巨幅赠屈荫堂”，当即此幅临《张迁碑》四屏条。

落款称荫堂“今之循吏也，政声在江南北”，这是对屈荫堂处理“西乡抢粮事件”的表彰，而此前屈荫堂曾“屡任皖中剧邑”，正是“在江南北”，与翁同的评语正合。

并且，在这一时期，翁同对隶书非常痴迷，研习格外用功，日记中经常写他写隶或搜集、借阅各种隶书的碑帖，如“隶课外惟看柳文”“习隶外看蒙庄及?

z叟诗”；

而研习得最多的就是《张迁碑》，如“屺怀以所得古碑旧拓见示，皆世间稀有之珍，一阅即还，独留《张迁》一本审视……《张迁碑》。

苏斋藏，东里字不完，然极旧之拓。

”“苏斋所藏《张迁》题记数干言，且三图甚妙，因摹之。

”“屺怀以旧拓《张迁》见示。

亦沈钧初物。

”“再看《张迁碑》较余藏为胜。

”翁同对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

z叟）的隶书也极其喜欢、钦佩，他曾经与人论书曰：

“极服膺?

z叟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石庵折笔在字里，?

z叟折笔在字外。

”细观此隶书四屏条，用笔正是受到了何绍基的影响，“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

　　昆仑堂所藏翁同写给荫堂（王榕吉）的两通信，是他33岁时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早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而常熟博物馆所藏翁同写给荫堂（屈承千）的隶书，则是他的晚年巨作，两件作品之间相隔三十六年，《清稗类钞》“翁叔平书超逸”条称：

“常熟翁叔平相国同，书法不拘一格，为嘉、乾以后一人，说者谓相国生平，虽瓣香翁覃溪、钱南园，然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从这两件书法作品中亦可窥见其书法风格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