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研究精选教育文档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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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型教学模式。

最初，尽管考虑到我校性质以及其他实际情况，在中国文化课的授课上已作了一些调整，如将课程内容划分为不同专题、教师根据各自专题以讲座的形式授课等，但是在教学模式上仍然沿袭国内高校传统的思政课程所采用的大班授课模式。

这种模式在教学中有利于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有计划地进行理论讲授、案例分析、问题解答。

然而，大班授课由于受课堂时间和学生数量等条件限制，单方面突出了教师的权威，限制了学生自我思维的形成，不利于师生互动、讨论交流，难以及时解决学生思想中的疑惑，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初步探索。

互动型教学模式。

鉴于上述模式的弊端，我们借鉴国外的“小班化”教学理念，将“小班化”的教学模式引入中国文化课的教学中。

“小班化”的实行，使得师生互动得到加强，将师生间的交流、沟通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

课堂上对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现象的分析也更加深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对教学的参与性也明显提高，从而达到了较好的课堂效果。

但与此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由于师生互动过程中的临场性，使得教师对于教学节奏的掌控减弱，即“小班化”教学的节奏和内容安排难以与既定教学目标相吻合。

　　3.渐进革新。

需求导向型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将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相结合，针对学生在大班授课中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仍按照教材内容将专题讲座安排为大班授课，通过大班授课向学生传授相关理论知识，把握住教学的重点、难点，以此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则结合教学内容，紧扣社会热点，选取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将此部分内容以小班讨论课（seminar）的形式展开。

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各有侧重又相互融通，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了既能保证教学目标的完成又能满足学生需求、实现学生积极参与的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

　　4.深入变革。

全面的创新型教学模式。

在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文化课的教学模式又进一步变革，使得中国文化课的教学模式能够更加科学，更具可操作性和本校特色。

一方面学校增设选修课，丰富了中国文化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拓学生的视野与思维。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定期地来访、交流，既深化了学生对于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理解，也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课的兴趣度。

同时，教研组与学生社团“爱中华文化社”建立了联系。

教研组派教师定期对学生社团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开展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各项学生活动，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课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通过这个平台，让中国文化课程与学生走得更近。

　　二、对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当前采用的教学模式的思考

　　以上所述的教学模式的发展变革可以说体现了当代的教育理论所倡导的将“以导为本”与“以生为本”相结合，把外部灌输和开发人的自觉性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原则。

为了形成新的更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且为学生认可的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我们目前所采用的“全面的创新型教学模式”。

　　1.同国内普通高校同类学科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的同类学科基本通称为“思想政治课”，主要科目为：

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而我校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将此类学科进行了调整，我们称此类科目为“中国文化课”，将授课科目调整为：

中国思想文化概论、中国近两百年历史，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通过教学科目的微调，也让我们的授课内容和模式有别于国内普通高校。

其实，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现实情况的改变，很多国内普通高校对思政课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广大教师和学者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点以及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和教育的规律，不断探索出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如：

东莞理工学院的“植根东莞、放眼世界、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这种探索遵循的原则是：

简便、易行、管用。

探索的思路是：

密切联系实际，化空洞为实在，化说教为践行，化大话为体验，化无用为大用。

　　然而，我国国内普通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总的来说在教学模式上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由教师通过教授、板书，以及教学媒体的辅助等教学形式，把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教学质量的检验也主要依赖考试，偏重于知识传授效果的考核。

与此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现行的中国文化课授课模式的优势在于小班化的讨论课（Seminar）和实践活动的开展。

目前我们现行的讨论课（Seminar）流程为：

①教师、学生共同制定一个或两个待讨论问题；

②学生组成讨论组，查找资料，分工合作，对问题深入研究；

③课堂上讨论组各抒己见，教师与学生共同点评、探讨。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文化课的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接纳与吸收，更有对知识的反思与研究。

我们现行的这种分组讨论式的学习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

首先，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确定讨论主题能够保证学生对所讨论问题的关注度和兴趣度；

其次，学生的分组讨论更能够培养起学生的团体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行动的教育更为有效，这点是书面文字和口头的道德教育无法比拟的；

再次，学生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有利于扩大视野，教学相长，让中国文化课不是仅仅停留在一种知识的灌输上，更是成为一种锻炼学生思维的学习活动，而实践活动的开展更是让学生有了参与的热情。

中国文化课的学习不仅仅在课堂中，更在学生平时的活动中。

例如：

我校以学生社团“爱中华文化社”为依托，开展了《论语》、《道德经》的研读讲习，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让学生体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人类尤其是对学生自身的重要意义；

而以“琴、棋、书、画、诗、茶”等为主题，开展的各类活动，更是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接受与喜爱，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种种体验，也收获了更多的知识。

　　2.与国外近似课程的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与国内通称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国外高校一般无特定的称谓，这里暂将国外这类教育归为“道德教育”。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道德教育属于德目主义模式，“德目”是一些国家教育理论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一个概念。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学校开设独立而又系统的道德课，编制学生应该学习的“德目”，引导学生理解和熟记德目内容，让学生进行全面的、直接的理论学习。

日本青年的道德教育主要有三种途径：

①通过由学校按道德时间以学校课程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

②通过各种学科教育中的教育因素进行整体教育；

③通过学校的特别活动或者校风、班风等隐蔽课程进行德育教育。

　　近年来，日本道德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模式又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和需求不断完善，增加了安全课、垃圾课、环保课等课程形式，并通过讲授、班级指导、野外考察、参观旅行、座谈讨论、社会实践等方法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它是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课程内容目的明确，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我表现力和自我教育能力，促进学生形成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

与日本的道德教育模式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文化课教育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其是相似的，如我们有专门的文化课学习科目，也安排了实践教学活动。

但与其不同的是，我校的中国文化课教学活动目前主要集中于课程内容的讲授上，而对“隐形课程”模式尚未深涉，同时实践活动仅限于学校，尚未同社会、家庭紧密结合。

　　再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典型的全面主义德育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不开设独立的道德学科，不传授德育目标所确立的道德知识内容，而是通过以人文课程教学、课外活动、“道德实践”、生活指导，以及心理咨询等全部教育活动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其核心是强调德育应着重于通过学生的活动，即通过学生与其社会道德环境相互作用而积极思考、选择与实践，来达到教育目的。

也就是说，美国高校的德育教育，专门开设道德课程的很少，多数是通过人文课程、专业教学，以及学术活动等来渗透道德教育。

他们一般很少直接进行抽象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的概念教育，也很少向学生提供现成的价值标准，而是激励学生在价值问题上进行自主选择。

但是这种自主选择是在“隐蔽课程”（hiddencurriculum）的设置下进行的，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往往不露痕迹地把意图隐蔽地贯穿于其中。

譬如：

设置一些具体的道德情境让学生进行判断和选择，通常这类道德情境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暗含着教育者的导向和选择。

　　与美国德育教育的模式相比较，我校的中国文化课的教育模式与其大有不同，最显著的就是我们开设专门的课程科目。

实际上，教育行为仅仅依靠学生的自习自得是很难开展的，学生的确是教育的主体，但是教育者仍然处在教育主导的位置。

目前就我校而言，我们在课程科目上能够做到结合实际、分层次、重思考，并且在科目的教学实践上也能够探索创新，变“灌”为“启”，坚持把教学目的、教学内容通过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加以实现。

　　通过这两组对比分析，我们首先应该看到：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同，我们不能按照某一种既定方式照搬学习，必须将国情、校情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和参照系。

其次，我校“中外合作大学”这一特性决定了我们能够从国外同类学科的授课方式中汲取一些好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于我校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的探索改革是不无裨益的。

　　3.与国内同类高校中同类课程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外合作大学在我国也更多地涌现。

本文仅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对象进行比较分析。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中国文化课教学中涉及“必修环节”、“选修环节”、“拓展环节”、“网络环节”，以及“实践环节”。

目前，该校的必修课全部为大班授课；

选修课开设于暑假期间，采用暑期短学期的方式，增加了暑期的实践活动。

与西交利物浦大学相比较，我校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的特色在于：

①我校选修课与必修课都安排在教学周，必修科、选修课同时授课；

②我校除大班授课外还开展了小班教学及讨论课，这是我们授课模式中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促进教学相长、检验教学效果、加深学生思考。

但在网络教学环节，我校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教学设置，缺少相关课程。

　　总的来说，无论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还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文化课的授课模式各具特色，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

①我们都从旨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出发，开设有必修课、选修课；

②都注重教学实践环节；

③大班授课仍然是课堂知识传授的重要形式等。

所以从中也不难看出，在中外合作大学进行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的探索，既要勇于创新，又不能过于脱离现实。

对于我们来说，教学对象的主体还是经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用他们所熟悉的方式授课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对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再发展的思考

　　目前，经过几次调整改革，我校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已经形成由大班专题授课（含必修课、选修课）、小班讨论（Seminar）、教学实践活动三部分组成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能够在确保完成教学目标和内容的前提下，契合学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