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由史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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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的前进就记载于知识的增长之中，并不亚于记载于法律的改进之中。

制度的历史常常是骗人和虚幻的历史；

因为制度的作用取决于产生制度的观念和维持制度的精神，当内容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形式可能还一如既往。

从现代政治中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能阐明为什么我的论证重心将在立法领域之外。

人们常说，我国宪法在1679年达到了其形式上的完美，因为那一年《人身保护状法》得到了通过。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查理二世就成功地做到了不再受制于议会。

1789年，当等级代表（States-General）在凡尔赛集会的时候，西班牙的（Cortes），它们比我国的《大宪章》（MagnaCharta）还要古老、比我们的平民院还更受尊敬，也在中断了数代人之后又被召集到一起，可是，他们立即请求国王不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运用他自己的智慧和权威推行改革。

根据流行的看法，间接选举是保守主义的一种保障。

然而，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届议会都是从间接选举中产生的。

受限制的选举权是君主政体另一项公认的保障措施。

可是，查理十世由90000名选民选出的议会，反而抵制并推翻了王权；

而路易·

菲利普由25000名选举人所推选出的议会，却乖乖地支持了他的大臣们的反动政策，并且在拒绝改革从而使得君主制威信扫地的关键性分组表决中，基佐（Guizot）的多数是129个公务员的投票取得的。

一个没有薪酬的立法机关，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理由，要比欧洲大陆多数接受薪酬的立法机关更具独立性。

但是，假如从美国派遣一名议员到康斯坦丁堡那样遥远的地方，以他本人的费用在物价最昂贵的首府生活几个月，便是荒谬的了。

从法律和表面上看，美国总统是华盛顿的传人，今天享有的仍然是费城制宪会议所创设和界定的权力。

可实际上新总统与美洲共和国的国父们所设想的那个职位的差异，就像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那样广泛，因为新总统可能会对公务机构进行多达70000项的人事变动；

50年前约翰·

昆西·

亚当斯只解除了两个人的职务。

买卖司法职位显然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在昔日的法国君主政体中，这种可怕的做法却创造了唯一能抵制国王的团体。

官员的腐败可能会毁灭一个社会，但是，在俄罗斯却起到了缓解绝对主义压迫的作用。

在有些情况下，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奴役本身就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阶段。

基于上述理由，今晚我们不会象关心人们活泼的思想那样关心敕令与制定法的僵死文字。

一个世纪以前，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何人得到了衡平法院资深人员的听审，他都必须为三方付费，但是，不会有人注意重罪，除非一位年轻律师得到启发，认为有理由带着严格的疑虑，去质疑和审查处理重罪的各个制度环节。

那一天，即那种微光照亮杰里米·

边泌（JeremyBentham）清晰、勤勉的头脑之日，值得记载在这样一种政治日历之上，即超越了许多政治家全部行政活动的政治日历之上。

要在圣·

奥古斯丁著作中找出一段话，或从格老秀斯那里找出一个比50届国会法令更有影响的句子，这可能并不困难，我们的事业归功于西赛罗与塞涅卡、维奈（Vinet）与托克维尔的地方，比可归功于黎可古（Lycurgus）的法律或法国的五部法典的地方还要多。

说到自由（liberty），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承诺，即每个人在履行他所信奉的职责时，将会得到保障，可以与权威和多数、流俗及舆论的影响抗衡。

国家只能在其最切近的领域内，分配义务和规划善恶的界线。

超出了其健康存在所必需的事项范围，它只能通进促进那些可以战胜诱惑的影响力，如信仰、教育和财富的分布来为人生斗争提供间接帮助。

在古代，国家攫取了不属于它自己的权力，侵入了个人自由的领地。

在中世纪，它拥有的权威太微弱，任凭他人侵入那一领地。

现代国家则往往陷入两个极端。

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之最确切无疑的标准，是少数人所享有的保障的数量。

自由，从这一定义看，就是信仰的根本条件和保障；

与此相应，正是在上帝之选民（theChosenPeople）的历史中，我们取得了我的论题的最初例证。

以色列人的政府是一种联邦（federation），其维系靠的不是任何政治权威，而是种族和信仰的统一性，其立国基础不是物质强力，而是一种自愿的契约。

自治的原则不仅实行于每一个部落,而且实行于不少于一百二十个家庭的群体；

既不存在等级特权，也不存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君主制对于那个社会的原始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所以，它被塞缪尔（Samuel）的一个重要而庄严的宣言与警告所拒斥了，现在那一宣言与警告已然不断地得到了亚洲的所有王国和欧洲的许多王国的认可。

根据那一宣言，王位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

国王被剥夺了在民众中立法的权力，因为民众除却上帝不承认任何立法者，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目标是恢复宪法原有的纯洁性，使其政府符合被上天的律令所神圣化的理想原形。

一些蒙受圣灵的人们（theinspiredmen），前赴后继、始终不渝地起而充当反对僭主和暴君的先知，不断地宣布神圣的律法高于罪孽的统治者，并且从设定的种种权威，亦即从人民的国王、牧师和王公，上诉到那些沉睡在民众尚未败坏的良知中的矫治性力量。

这样，希伯莱民族的垂范就划出了自由一直赖以取得胜利的诸种路径，例如：

民族传统的原则与高级法的原则；

宪法以发展而不是根本性变革的方式而从根部向上成长的原则；

一切政治权威都必须根据一部不由人定的法典予以检验并变革的原则。

这些原则的作用，包括和谐与抵触，就成了我们要重温的全部内容。

神权之下的自由与人间权威的绝对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的。

622年人们曾在耶路撒冷进行过一场最高级别的努力，以革新和保存国家。

当时的大祭司从耶和华神庙中取出了被遗弃和忘却的律书，国王和人民都庄严地宣誓遵守它从而给他们自己施加了限制。

然而，旨在实现有限君主制和法律至上性的这一早期示范，既不曾持之久远也没有传播开来；

所以，自由夺取胜利所凭借的力量，必须到别处求索。

早在586年，也就是在亚洲人的专制主义逼近耶路撒冷城，逼近那个曾经是并且注定会再次成为自由在东方的避难所的时候，在西方却为自由准备了一个新的家园，在这处新的家园中，由于受到了大海和高山的保护，以及受到了勇敢的心灵的保护，壮丽的自由之树被培植了出来，我们就居住在它的浓荫之下，它将它那不可抗拒的枝条缓慢然而却坚定地日益扩张到文明世界的上空。

根据欧洲大陆最著名的女作家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新的。

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是最近之史学家的荣耀。

希腊英雄时代证实了它，在条顿人的欧洲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无论我们将雅利安民族的早期生活追溯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发现一些胚胎，有利的环境和勤劳的文化或许曾将它们培育成自由社会。

它们表现出某种在共同担心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认识，表现出对外在权威非常低的尊重，表现出一种对国家的功能和至上的地位之不完美性的认识。

凡是财产和劳动的分化不普遍的地方，阶级和权力的分化程度也非常之低。

直到社会经受文明化所面临的诸种复杂问题的考验之前，它们是可以逃避专制的，就像没有受到宗教分岐搅扰的社会可以避免宗教迫害。

总体说来，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形式没有能够抵制住绝对国家的成长，那时改进生活所面临的诸种困难与诱惑已开始发生影响；

除了一个今天我不会讲到的君主国以外，几乎不可能在更晚朝代的制度中追溯到那些形式的幸存情况。

在基督诞生六百年之前，绝对主义保持着恣睢不羁的支配权。

在整个东方世界，绝对主义都由教士与武力之绵延不渝的影响力所支撑着。

在西方，由于没有任何圣典需要训练有素的阐释者，教士阶层就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并且，当国王被推翻以后，他们的权力便转移到了天然贵族身上。

接踵而至的是，在许多代人中，都存在阶级对阶级的残酷统治，富人对穷人，智者对无知者的压迫。

那种统治的精神，可以在贵族诗人第欧艮尼（Theognis）的诗篇中找到，这位贵族诗人是一位天才和优雅的人物，曾坦言他渴望畅饮其政敌的鲜血。

面对这些压迫者，许多城邦的民众都曾试图到革命的僭主之更不宽容的专制中去寻找解放。

这一药方赋予了那种邪恶新的形式和活力。

革命的专制者们往往是有着惊人的能力和优点的人物，就像某些在十四世纪使自己成为意大利诸城市最高统治者的人；

然而，受平等法律和分离权力所保障的权利，在任何地方都不复存在了。

将世界从这种普遍的堕落中拯救出来的，是这些民族中最富才智的人物。

雅典，像其他城邦一样被一个特权阶级扰乱和压迫的雅典，避免了暴力冲突，任命梭伦修改其法律。

那是历史所记载的最幸运的选择。

梭伦不仅是在雅典所能找到的最明智的人物，也是古代最深邃的政治天才；

他用来完成其国家之解放的那场顺利、不流血及平静的革命，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些人为了再造社会而追求并建立一种除却没有创立默认教（revealedreligion）已无所不为的权力时，所向往的一种政治生涯的开端。

上层阶级以前就占有着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利，他让他们继续占有，只是将过去基于出身而取得的特权转移给了财富。

对于富人，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在纳税和战争方面支持公共机构负担的手段，所以梭伦给了他们一份与基于其资源所提出的要求相称的权力。

最贫穷的阶级被免去了缴纳直接税的负担，但也排除了他们担任公职。

梭伦让他们在从上层阶级中选举官员时有发出声音的机会，以及召唤官员解释其行为的权利。

这一让步显然是微小的，但却是一场巨变的开端。

它引入了这样一种主张，即一个人对于选举他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家庭和生活都托付给其正直与智慧的人，应该享有发言权。

这一主张彻底颠覆了人间权威的观念，因为它在一切政治权力过去都取决于道德的强制（moralforce）的地方，开始了道德的影响（moralinfluence）之统治。

依靠同意的统治取代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颠倒了过来。

通过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伦将民主因素引入了国家。

他说：

统治者的最高荣誉，就是建立一个民众的政府。

他认为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所以，他将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置于其服务对象的警惕控制之下。

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知道的防止政治骚乱的唯一方法，就是权力的集中。

梭伦则开始以分散权力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他将在他看来普通民众有能力运用的影响力都交给了他们，以便让国家免于专横统治。

他说，民主的精髓就在于，除了法律以外不服从任何主人。

梭伦认识到了那一原则，即政治形式不是终结性或不可更改的，必须适应现实；

他为修改他的宪法而又不破坏连续性或丧失稳定性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以至于他去世数个世纪之后，阿蒂卡（Attic）的演说家们还将雅典法律的全部基本内容归功于他，以他的名义来引用。

雅典法律的发展方向由梭伦的那一根本原则决定了，即政治权力应该与公共服务相适应。

在希波战争中，民主方式所提供的服务使贵族权力所提供的服务黯然失色，因为将亚洲人赶出爱琴海的舰队是由贫穷的雅典人组成的。

那个阶级以其勇敢拯救了国家并保护了欧洲文明，取得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和特权的资格。

国家公职，曾一直是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