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的品味与人的品位125万字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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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按照孟子的观点，不出门就能与历代先贤交友，岂不快哉。

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说：

“每当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

当我再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

”如果你经常读好书，就好像有许多高智商的朋友不断向你传授信息、知识、思想、方法，你想不聪明都很困难。

也有将朋友比喻为书的。

清代学者张潮曾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幽梦影》，书中说：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

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

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

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每一位朋友就是一部书，如果你能去认真阅读体会，也会感悟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书诞生于人类交流，也发展于人类交流，它是人类在交流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最瑰丽的成果，也为人们交朋友提供了载体和机会。

新疆作家、音乐家左增杰和台湾启聪学校校长郑武俊的结识曾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

两人很早就互相关注对方出版的著作，1988年3月两岸通邮后，便开始互通信件、互赠图书。

经郑武俊推荐，台湾的一些刊物开始选登左增杰的作品。

通信14年之后的2002年7月，郑武俊正式邀请左增杰赴台访问。

他们以书为媒，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无巧不成书，我也有着相似的际遇。

1996年初，在郑州工作的我意外地收到了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现为常熟理工学院）曹培根老师的一封信。

曹培根老师著述颇丰，我虽未见其面但久闻其名。

他的来信充满热情，希望能够互通学术信息并交换各自撰著的书。

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

而后，我们毫不迟疑地将各自撰著的书寄给了对方。

1996年7月，当我策划《文献检索课教学研究手册》（下册）一书时，力邀曹培根老师联合主编，当书付梓出版时我在“后记”中记述到：

“两位主编至今互不识面，但依赖现代通信技术我们已熟悉了对方的声音和笔迹，并通过对方的著述了解了对方，我们合作得很是默契和愉快。

”

人品有高下之别，书品有优劣之分，无论交友还是读书都要择善从之。

交友交良友，读书读好书，这是历来人们对交友和读书的基本要求。

古语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民谚说“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都形象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人们历来重视对所处环境的选择，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孟母三迁”的故事很典型：

孟母为了给孟轲选择一个适于成长的居住环境，竟三次搬家，由“近墓”之所迁至“市旁”，继而又迁至“学宫之旁”；

宋代张母的故事也相当生动，据《涞水闻记》记载：

张奎每次请朋友到家，他的母亲都在窗外悄悄听着，如果谈论学问，她就设宴招待；

如果嘻嘻哈哈，不谈正事，她便冷面相对。

散文家张中行认为：

读书要选好书，“因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取法乎下，所得自然只能是下下了。

”作家、翻译家萧乾则说：

“生活中，大量的是泛泛之交，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知音，能通宵达旦深谈的，总是极少数。

书也是这样，大多只是翻翻，有些从头读到尾，而能反复精读、百读不厌的，毕竟也寥若晨星。

然而正如生活中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中也不能没有书。

那可是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

书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它能使人插翅生翼，忽而飞向远方。

忽而回到古代，有时甚至把人带到朦胧的未来。

结交胜己者，阅读有益书，高尚的人品与优秀的书品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小说《白鹿原》中的黑娃曾是打家劫舍的匪首，跟着朱先生读书学习后，个人品质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匪气”十足的大老粗姜大牙被锤炼成儒雅文明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姜必达，也应归功于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以及杨庭辉、王兰田、东方闻英等革命者的帮助。

这些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所展示的人生道路，和“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的古训开了个玩笑。

书有味道否?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文坛巨匠曹雪芹在其博大精深的不朽著作《红楼梦》中满腹惆怅地吟道：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作家、学者、翻译家林语堂在《论读书》一文中说：

“读书须先知味。

”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

所谓“有味”的书，就是有一定“品味”的书，就是“好书”、“有价值的书”，这个“味”可以说是书的品质和内涵。

每个人站立的角度不同，对“书味”衡量的标准也会不同，个人的文化素养、年龄、国别、职业、所处时代背景等均影响选书取向。

即使对一个人来说，随着人生历程的演进，一本书给他带来的味感也会发生变化。

教育家陶行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认为书的好坏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

一是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的力量；

二是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

三是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价值的力量。

吉林省图书馆网站上有一位网友的文章《读书与提高人的素养》，其中认为好书的标准“起码应当是观点正确，知识准确，体例科学，理论深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有益的熏陶。

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的年度十大好书选拔，受到了书店、经销商、出版社等业界的殷殷关切，评选委员的评选标准包括：

“制作的严谨度”、“专业领域表现”、“开创性”、“启发性”、“对出版界的指针性和前瞻性”、“有系统、有份量”等条件。

我个人的择书标准是：

一是“当读”，历史公认的本民族不朽著作与同行赞赏的学科经典作品应当阅读，这是一种责任。

二是“愿读”，书的内容符合我的求知需求和审美要求，自然会激发起我的阅读愿望。

三是“耐读”，读完后不会让我觉得是老生常谈或大言欺人，越品越有味道。

四是“好读”，文笔流畅优美，写作技巧高超，读起来兴趣盎然，以至于不愿搁下。

一切进步的健康的书总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生动反映和美丽体现，有的书反映人与人的关系，有的书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有一些品味不高的书，或不负责任、哗众取宠、耸人听闻，或胡编乱造、荒诞不经、庸俗下流，甚至跌入有悖公德、违反法律的沟壑。

受到很多读者批评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改编自京剧《沙家浜》，然而主题、内容以及具体人物形象则完全颠倒。

京剧《沙家浜》是根据当年新四军东进抗日时伤病员与敌人顽强斗争的史实创作的，作者采访了许多真人真事，将众多生活原型加以艺术概括而形成了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人物典型，同时也刻画了胡传魁、刁德一等反面人物形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情景以及万众一心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之性。

而中篇小说《沙家浜》竟然把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写成“一个十分懦弱的男人”，伪军司令胡传魁则成为“敢打日本鬼子，为人又豪气”的英雄，党的地下工作者阿庆嫂被描写成“风流女”和“不会下蛋的母鸡”，她既是胡传魁的“姘头”，又是郭建光的“情妇”。

《人民日报》（2004年3月30日）曾刊登过一篇短文《儿童读物莫变味》，批评了儿童读物中的一些不良现象：

在图书批发市场里，一本《小学生好词好句好段》中有许多成人化的词语，如“玉腿”、“粉臂”、“美腿林立”；

一本《脑筋急转弯》里，有“刘备为什么三顾茅庐才请到诸葛亮?

因为前两次没有送礼。

”“怎样才能胆子大?

吃狗胆。

因为狗胆包天”等“急转弯”问题；

一些带有暴力、淫秽、色情等内容的“口袋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儿童书包。

这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担忧。

二、读书就是理解

书是作者思想的外化，是作者向社会传递信息的媒介。

书实际上也是一种渠道、一种工具，通过它可以跨时空地将作者和读者联系起来。

作者除了包括著作的原创者外，还包括译者、注释者、改编者等。

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写作动机等，更有助于理解著作本身。

俄国大文豪列夫·

托尔斯泰的著作享誉全世界，他高尚的人品和渊博的知识也得到后人的颂扬，在读书方面他也有极富个性的见解和与众不同的方法，他认为：

“读文学作品，一定要注意作者的性格。

”“读书，尤其读纯文学的书，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该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性格上。

”多数读者欣赏文学作品有个习惯，就是只关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关羽，《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等，一谈起来就会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却很少会去注意小说作者如施耐庵、罗贯中的性格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怎样影响作品的。

托尔斯泰提醒人们在读文学作品时要注意到写这一文学作品的作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人论书”。

当然，他所说的“作者的性格”，不仅仅是指作家本身的个性如何，同时也包括了一个作家在文学上的表现风格或个性。

一些人则相当关注作者的水平或声望。

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一生读书甚多，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方法，并就如何读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与见解。

他认为：

“有许多书，专门介绍或评论古代的大思想家，一般人喜欢读这些书，却不读那些思想家的原著。

”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为了赶时髦，对历史的东西缺乏深入的了解；

一是由于大思想家的著作比较艰深，读起来比较吃力。

他在《读书与书籍》一文中十分惋惜地说：

“他们宁愿让大思想家的名著摆在书架上，但那些平庸文人所写的毫无价值的书，只要是新出版的，便争先恐后地阅读，太愚蠢了!

”他认为平凡的作者所写的东西像苍蝇似的每天产生出来，一般人只是因为它们是油墨未干的新书而爱读之，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些东西在数年之后必遭淘汰，而只有那些大思想家的原著才是不朽的。

阅读大思想家的原著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是否除此之外就洪洞县里无好书呢?

这倒是值得商榷了。

作者的品位是作者个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形容人与其作品关系的话很多，什么字如其人，画如其人，歌如其人，戏如其人，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书如其人等。

一般读者都懂这个道理，在平时的阅读中也能够体会到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者品德、性格之间的关系。

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总是和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理想追求和品德性格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情况下，作者的思想和著作的信息相互印证，作者的人品和著作的文品交相辉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孔子在《论语》中表现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襟怀；

屈原以《离骚》表现了其宁可投身鱼腹也不肯随波逐流的浩然正气；

陶渊明以《归去来辞》反映了其辞官归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只有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李白才能写出傲然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只有精忠报国、舍身成仁的谭嗣同才能写出浩然正气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只有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中国脊梁鲁迅才会写出爱憎分明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4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时，见到他的老朋友柳亚子，高兴之余在一页信笺上手书《沁园春·

雪》相赠。

柳亚子读后内心大为激荡，即唱和一首《沁园春》，又将毛泽东词及自己的和作抄送《新华日报》。

报社认为如发表应向毛泽东本人请示，而毛泽东已返回延安，请示需费时日，便决定先刊发柳亚子的和词。

柳词一出人们立即知道毛泽东写有一首《沁园春·

雪》，报人及文化人便四处寻找，一些手抄本也私下流传。

抢先一步发表的是吴祖光，他时任《新民报晚刊》编辑，从三处抄得此词的不完全稿，拼合后刊出，随后评论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重庆有一个饭店当即以“沁园春”为店名，而且在店内悬挂《沁园春·

雪》以招徕顾客，顿时生意火爆。

国民党中宣部紧急对策，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