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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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大国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

　　自从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天涯若比邻》报告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治理”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无政府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向。

①而“治理”也逐渐取代“统治”的概念，权力的作用慢慢被淡化，国际社会中各种“权威”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

国际权力结构被消解，国际社会的进程成为治理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经济、环境、人口、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对比冷战时期的单一安全研究，全球治理开创了新的路径，“发现”了诸多以前被忽视和掩盖的国际现象，促进了安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然而，部分原因正在于此，既往的全球治理也出现了明显不足，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重视国际社会进程而忽视行为体的作用，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更是被严重低估，因而最终走向碎片化。

换句话说，全球治理常常“雷声大、雨点小”，因观念、利益、机制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含混和不足，而陷于成效不大、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在具体的全球治理议程中，何为主要行为体，不同行为体之间如何参与其中，进行协调与合作，从而增加全球治理的确定性、透明度和治理绩效，使其名至实归，亦即不同行为体如何展开全球治理合作。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国际反海盗行动为例，重新梳理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指出大国合作在全球治理议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说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同角色与共同价值。

　　一、“跨主权”安全威胁与全球治理议程

　　全球治理的兴起与体系战争威胁降低、一系列跨国威胁涌现是密不可分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安全威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开始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大幅度上升。

　　首先，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大国战争威胁已经大幅下降，大国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布赞认为，21世纪在主要大国之间“既无主要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无严重的敌对冲突”。

②罗伯特•内尔在论述新的安全形势时也认为，冷战结束后，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间基本不可能爆发体系战争，“我们正远离全球战争的时代”。

③还有学者表示，冷战终结使世界大战的危险消失了，而代之以地区和地方的冲突。

④更有研究者明确断定，冷战结束后，大国对相互间的战争已经“厌恶”，大国战争已经“过时”。

⑤对此，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因果解释。

现实主义学者如沃尔福斯从国际结构角度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为何很难爆发激烈战争的原因，认为美国单极霸权保障了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致使其他次等大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

⑥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在美国拥有超强实力的国际环境中，大国之间传统的战略对抗成为不可想象之事。

”⑦而核武器终结论者则认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力量使大国间的战争几无胜算。

⑧核武器对领土安全观的破坏作用在于，核武器穿透了传统国家的保护，从而使战争胜利顿为虚妄。

⑨规范进化论者则强调，随着尊重领土和主权国际规范的兴起，客观上减少了国家的死亡率，保障了国家的生存安全，大国已无必要担心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

⑩

　　其次，在传统安全威胁下降的同时，诸多“跨主权”安全威胁不断涌现。

环境、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侵蚀了国家的合法权威，造就了所谓的“失败国家”，而不断演进的全球化则加速和放大了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11）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国间的安全不等于国际安全，大国关系的稳定并不能保证国际社会的稳定。

大国间传统的战略工具如军事联盟、威慑、制衡的效用越来越低，难以应对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

传统的安全界定涉及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安全与“威胁使用和使用军事力量”直接相关。

（12）但在新的形势下，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跨主权”安全威胁无需通过影响国家的军事力量使用而上升为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已足够严重。

托马斯•迪克森在与其批评者马克•莱维进行对话时，就明确解释了关注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原因。

他指出，环境威胁不仅仅是针对美国一国的挑战，许多地区的环境问题正在影响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民的核心价值，引发地区冲突和不稳定。

（13）一些学者在研究水资源安全问题时，不是考察水资源对军事力量使用的影响，而是强调水资源稀缺性及其在各地区间的分布不均，导致水资源问题成为新的安全威胁。

（14）许多研究疾病与安全关系的学者，也强调要跳出国家安全的窠臼，关注人的基本需求，认为跨国传染病不但通过侵蚀国家的经济与军事能力而造成安全威胁，其本身就会造成国家内部的动荡和国际不稳定。

（15）而坚持“人的安全”的学者更强调人的尊严、人的生存需求才是安全的主要内容。

（16）

　　由此不难看出，全球治理所关注的问题，如全球环境、公共卫生、金融危机乃至人口与性别平等，也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

事实上，全球治理问题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重合，是因为两者的兴起都依赖两个因素：

一方面，它是冷战后传统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局面的客观反映；

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各大国对安全形势再反思的结果，是以各大国的政策调整为基础的。

冷战终结，大国间的战争危险降低，体系安全得到保障，传统的以国家领土为基础的军事安全威胁逐渐弱化，而在美苏两极对立格局掩盖下的其他安全问题则凸显出来，跨国传统安全威胁便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而为全球治理打开了机会之窗。

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仍然在安全研究的框架内发展理论的路径有所不同，全球治理针对一系列跨主权威胁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和理论建构，强调国际多元行为体的参与，淡化权力结构的作用，重视国际社会中流动的权威。

然而，也正因如此，全球治理又面临着许多有待澄清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涉全球治理的基础，大国以及其他行为体在全球治理议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治理合作的构建和方式。

　　二、大国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全球治理的努力方向是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重视国际社会进程，忽视行为体特别是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其中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更是被严重低估。

诚然，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都无法独自解决一系列跨国问题。

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非国家性，安全威胁来源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使大国通过单边谋求自身安全变得越发困难，更使大国利用军事力量解决安全问题的效用进一步降低，传统的大国政治模式日趋式微。

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应过分低估大国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在当今国际社会里，“大国政治仍然是国际关系议程中的关键因素”。

（17）一系列跨国安全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大国。

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是全球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那么，大国为何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前文已经说明，全球治理所针对的问题领域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多有重合，全球治理所关注的议题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安全问题，而在这一领域，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相互对立不同，各大国既有解决此类问题的切身利益，也有强烈的意愿。

因而，在跨国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国之间的合作。

具体而言，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涉及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冷战结束后，各大国普遍面临跨国安全威胁，积极参与针对这些问题的全球治理符合各国的利益；

第二，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大国更加重视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合作。

（一）大国普遍面临跨国安全威胁

　　在当今世界上，生态危机、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核走私、国际传染病、海盗等新的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各国普遍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促使大国更有意愿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因为这样做符合大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跨国安全问题大多具有全球性。

其中，一些跨国安全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稀缺和污染、跨国传染病传播、网络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整体面临的威胁，大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由于大国的利益更加广泛而复杂多样，更具全球性，大国甚至更易招致一些特定的跨国安全威胁，蒙受损害和重创，“9•11”事件就是明证。

再如生态安全，它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国家无论大小都受其影响。

“自然环境不会尊重政治边境”，（18）不管是生物圈自身的失衡、退化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还是资源稀缺引发的冲突和不稳定，环境问题经常会穿透主权国家的边界，也同样与各大国息息相关。

而生态安全的缘起和解决恰恰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远非单一大国靠自身力量所能应对。

（19）

　　第二，跨国安全问题的性质表明，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成功地予以应对。

美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也难以应对自身所面临的新安全威胁。

“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的艰难曲折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小布什政府依靠美国实力推进单边主义受挫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回归多边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尊重国际制度安排。

另外，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安全威胁开始从对称性威胁向非对称威胁转变，追踪威胁的来源愈发困难，便是大国也难以做到，从而使大国间的国际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

比如网络安全威胁，一方面，实施威胁的成本和约束条件都很低，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资源积累，但造成的危害堪比战争的破坏性。

（20）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信息的高速流动性、网络节点的相互交错性，不管是由黑客抑或病毒引发的网络安全威胁，都难以探察原始的威胁发源地，因而，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独自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和权威”。

（21）

　　第三，很多跨国安全问题具有扩散性。

也许部分地区和个别国家的资源稀缺和生态危机，不会直接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对大国不会产生直接的安全压力，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跨国安全问题会在国际社会加速扩散，同样危害大国安全和世界稳定。

（22）巴以冲突除了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也与争夺宝贵的水资源有关。

（23）不仅如此，中东地区水资源匮乏，有15个周边国家争夺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都曾因争夺水资源的控制权而爆发冲突。

（24）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政治动荡，一方面持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损害国际安全，另一方面则危及国际石油供应，使严重依赖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各个大国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

（二）在跨国安全领域，大国更加重视绝对收益

　　通常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比较困难。

（25）一些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一般乐于在非军事的次要领域开展合作，而且，即使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对相对收益的考量都会阻碍大国合作。

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国际合作涉及三方或三方以上，相对收益难题就会缓解；

如果国家在合作时所获得的相对收益不能转化为权力优势，合作难题也可以缓解。

（26）也就是说，如果大国间合作涉及三方以上，而且合作的相对收益不易转化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那么大国间合作是可能的。

对此，基欧汉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认为，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强调并不一定阻碍国家间合作，当合作涉及两个行为体时，相对收益问题会显现，但是国家“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合作潜力，从贸易自由化到气候变化，多边谈判中的相对收益不易核算，而且出现决定性权力转移的危险很小。

所以，相对收益只是强调了激烈的双边竞争带来合作困难，它并不能从总体上削弱一般合作的前景。

”（27）

　　概言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