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牧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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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

传统；

现代化

　　作者简介：

阿拉坦宝力格（1965-），男，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右旗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北方民族、牧区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11）06-0051-08

　　内蒙古牧业地区自20世纪中叶就开始推行现代化的政策，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工程就是改良家畜品种。

由于本土品种所出产的肉、乳、皮毛等畜产品与国外品种相比产量较低，因此在现代化的话语背景之下，内蒙古地区开始实施家畜品种改良工程，即将本土品种改成国外引进品种。

但事到如今，由于受到草场植物群落、气候、水源等多种生态因子的限制，单一的种群内部改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成效。

另外，近些年来的一系列舆论使人们误认为沙尘暴等环境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出台的相关措施与家畜种群有关系。

这样便使在这个生态环境中人类养殖了上万年的山羊、骆驼等一些畜类品种数量锐减。

这个趋势使居住在牧区的牧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使他们生存的环境都面临被改造的危机。

这种改造并不是从内部主动地按照某一规律来发生变化，而是在外部的某一导向型的推动力作用下被迫发生变化。

其内部的被动因素与外部的主动因素之间发生摩擦，迫使需要改造的假设对象长期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线上。

笔者认为研究这样的徘徊现象很有意义，因为这样的徘徊并没有保留传统，也没有实现现代化，不但消耗了大量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环境资源。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色音、[1]阿拉腾、[2]王建革、[3]王晓毅[4]等学者都详细论述过游牧社会变迁或游牧文化变迁等问题。

国外汉弗来、史尼斯[5]等学者的研究也曾关注内陆亚细亚地区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如何影响草原生态环境等问题。

史尼斯的一篇文章则是专门以内蒙古地区为案例，分析这一地区社会变迁的问题。

[6]日本学者在东非的研究中也报道过“由于市场经济化和集权型行政管理，削弱了游牧生活固有的生态、经济、社会方面的安全体系”。

[7]这些学者对牧区的社会变迁做过精辟的分析。

因此笔者不再重复关注上述问题，而是关注处于一种变与不变的中间线上徘徊的现象。

　　一、“五畜祈福那达慕”

　　每年夏季，在内蒙古地区举行敖包祭祀等活动比较普遍，但牧民自家举办“为家畜祈福”这样的那达慕确实罕见。

2010年7月22日，笔者在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吉胡郎图嘎查（村）夏营地牧民那顺布和家考察了“五畜祈福那达慕”。

笔者当天询问那顺布和为什么这样命名这次那达慕。

他回答说：

“过去这里放牧五畜（牛、马、绵羊、山羊、骆驼），现在提倡放牧单一畜种，另外我非常喜欢马，所以就想举办一次五畜那达慕。

”①他们家有100余头牛、100余匹马、20多峰骆驼、200只羊（包括20只山羊），所谓的游牧民放养的五畜在他们家都有。

过去牧民家放牧五种家畜是很普遍的事情，无须大惊小怪，可事到如今他们嘎查的其他牧民并非家家都放养五种家畜，大部分家庭只拥有牛群和羊群。

　　更有意思的是“家畜祈福那达慕”此前在这个嘎查的另一个牧民其木德家也举行过。

7月15日，其木德在家举办了“马群祈福那达慕”，并对自家的种马进行了祈福仪式。

其木德从小非常喜欢马，他的父亲曾经是这个嘎查的牧马人。

其木德家现在有一百五十多匹马，他曾经找政府相关部门申请过当养马专业户的事宜，但旗里说没有牧场。

他说其实马群不需要大量的饲料储备，虽没有太大的市场利润，他还是愿意养马，因为蒙古马很可能濒临灭绝，他觉得可惜。

因为牧场承包后牧民用网围栏分割各自的牧场，马群受到限制，多数牧民都已处理马群。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这里的牧民目前还共同利用他们的夏营地。

草场承包后牧民把冬营地用网围栏围封起来。

但整个嘎查的夏营地面积不大，如果按牧户各自围封就无法放牧，因此夏营地一直共同利用。

由于很多牧民家并没有马群，因此嘎查的其他牧民极力反对这两个牧户在夏营地牧场放牧马群。

其木德还听说畜牧局要在他们的夏营地搞一个围封项目，那样的话马群的放牧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他担心明年就不让牧民利用夏营地了。

其木德说那达慕结束后以租赁牧场的形式把马群转移到苏尼特左旗去。

②

　　在草原地区放牧五畜原本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

所谓的自然生态现象就是指牧民通过混合放牧牛、马、骆驼等大畜和绵羊、山羊等小畜，更有效地利用在干旱草原生长的高低粗细不均匀的植物资源。

五畜的混合饲养还可以在交通、饮食、绒毛、皮革等方面在不同的季节给牧民提供不同种类的畜产品而满足牧民的生活需求。

但近年来由于实行草场承包政策，每家每户用铁丝网围栏自家的小牧场，受到草场范围缩小的影响，很多地区马群消失，导致家畜品种单一化。

政府认为让牧民放牧单一的品种，引进外来品种提高产量就可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实现现代化，牧民就会过幸福的生活。

但西方社会正在反思他们用环境做代价换来的幸福生活。

由于产业化不但付出了很多环境代价，而且在人类健康方面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即现代化进程，过多追求产量而对人类的居住环境与健康带来了种种挑战，今天包括西方社会在内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反思以数量体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可是内蒙古的很多地方，为了体现发展水平，推行单一化、产业化政策，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活质量问题等生态风险。

而牧民与之相反坚持多样化，因为牧民也持有如何管理草场的本土生态知识。

其实，这个矛盾并不是一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近60年的整个内蒙古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多年来在内蒙古地区畜产品的产量提高是体现现代化的一个硬性指标，在技术含量并不高的前提下为实现这个硬性指标就必须增加家畜头数。

可是追求家畜头数的增长引来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引来了牧民不得不改变其放牧家畜的种类或减少家畜头数等另一个硬性指标的限制，牧民因此面临改变传统生活的挑战。

这样便导致牧民不断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上。

我们通过分析家畜改良工程、城市化、产业化三方面看内蒙古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探讨牧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现象。

　　二、品种改良与现代化

　　内蒙古地区的牧区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

当时为了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地区采取了“三不两利”政策。

即在牧区不分财产、不搞批斗、不划分阶级，并保障牧主与牧工双方利益的政策。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在20个世纪50年代指出“几年来，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广大牧民生活获得改善的事实，证明了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及积极保护与奖励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8]曾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的和兴革回忆说，“全盟牧区贯彻‘三不两利’政策，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的贫困状况，畜牧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一政策调动了牧工和牧主双方的生产积极性，牲畜头数逐年增加。

1953年全盟牲畜达到320万头（只），比改革前的1947年的90万头（只），增长2.56倍”。

[9]为保持进一步的发展势头，当时的内蒙古还推出了一系列畜牧业经济发展政策。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的畜群改良就是其政策之一。

其实内蒙古的家畜改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0]但推行的范围不广。

在全区范围推行改良工作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的事情。

乌兰夫在50年代末期发表文章强调：

“改良畜种有极大的经济利益，过去我们抓得不够。

近两年已经改良200多万只羊和一部分牛和马。

改良畜种不但要引进外来良畜，尤其要充分发挥本地良畜的作用”。

[11]1956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绵羊改良工作总结》认为，“我区绵羊改良工作，在中央的领导关怀和各级党、政的重视以及全体同志与全体农牧民的努力下，几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

全区新疆细毛羊，苏联美利奴、斯达夫、高加索、茨盖等优良种公羊1，900余只”。

[12]此报告记载从1951年到1956年，6年内蒙古全区共交配绵羊255，850只。

另在1957年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五七年马、牛改良座谈会总结》中记录到，“1950年于阿荣旗设立马站以三河马进行杂交；

1951年于西部区建站，以1950年由苏联输入的卡巴金、苏纯血等优良公马重点改良；

1953年建立牛配种站。

几年来由于各级党政的重视和全体职工艰苦工作，积极努力，使马、牛改良工作获得一定成绩”。

[13]自从20世纪50年代打下基础的家畜改良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锡林郭勒这样的纯牧业地区，家畜改良尤为重要。

据资料记载，锡林郭勒盟1955年便开始从呼伦贝尔盟引进大量三河牛，到1973年的时候大部分改良牛受到了三河牛的影响。

大量引进三河牛的结果虽然使牛的头型、毛色、体格得到改变，但生产性能却未上去。

1960年还曾因为饲料不足和饲养管理不善造成了大批三河牛死亡，但改良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仍在延续。

1996年1月26日锡林郭勒盟盟长与各有关旗县的负责人签订责任状，下达任务指标：

全盟改良牛头数和比重由“八五”（1990-1995年）期末的24.3万头和25%，到“九五”（1995-2000年）期末分别达到70万头和60%。

地方畜牧志文献认为“畜群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内蒙古细毛羊’、‘锡林郭勒马’、‘草原红牛’等改良畜种的比重大幅提高。

1995年改良畜达到615.5万头（只），改良畜的比重由1990年33.8%提高到1995年45.9%，提高了12.1个百分点。

1994年底，全盟改良的黄牛已占25%，改良绵羊占61%。

在市场经济、价值杠杆的作用下，乌珠穆沁肥尾羊和乌珠穆沁白绒山羊等地方畜种得以迅速地发展”。

[14]另据报道，2003年为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锡林郭勒盟全面启动实施了以黄牛冷冻液配种、肉羊经济杂交、良种牛引进、地方优良畜种选育提高等十项重点工作为核心的家畜品种优化工程。

“在盟、旗两级财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2003年启动实施家畜品种优化工程投资924万元。

”[15]根据某地方家畜改良服务中心人士的报道，“中国西门达尔牛草原类群选育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引种（1958-1982）、提纯复壮（1983-1990）、选育提高（1991-2000）三个阶段培育而成。

根据15头公牛和阉牛育肥及屠宰结果表明，14月龄公牛和阉牛经395天育肥，公牛宰前重达576kg，阉牛538kg，屠宰率分别达到61.37%、62.44%；

精肉率达到51.94%、52.89%。

牛肉质量达到美国农业部标准特等与优等之间”。

[1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道没有提出在牧区草场条件下放牧并屠宰的结果。

2010年夏天我们和正蓝旗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谈话时问到为什么鼓励牧民放养西门达尔牛。

那位工作人员说西门达尔牛的个体大，卖价高。

根据田野调查资料，牧民说虽然西门达尔的卖价高，但需要的饲草量也大，也就是说虽然头数减少了，但对草场的使用率并不会减少，反而或许增大了饲草需求量。

笔者把这个现实问题告诉那位工作人员，并反问政府应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时，那位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

很多地方品种被改造到非本地的品种，被认为这是发展，也就说产量提高了，可这个产量的提高需要付出更多的环境代价。

也就是说为提高肉、乳的产量而更换原有的品种，可是新品种的引进需要更多的饲草饲料。

这无形当中更加剧草场的压力。

对此在生态方面有研究的学者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引发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生态安全的问题。

　　谈到这里笔者还需要介绍案例地点正蓝旗的家畜改良以及发展状况。

正蓝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