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Word格式.doc

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Word格式.doc

《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Word格式.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Word格式.doc（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前工业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社会，与社会的一体性一致，作为当时主导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总体性。

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主导，与工业社会分化的主流同向，公共行政也成为一个极度分化的领域。

随着后工业社会门扉的推开，服务性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成长中的治理模式，将一反工业社会中治理“分化”的潮流，走向总体治理。

　　关键词：

治理模式；

统治；

管理；

服务

　　作者简介：

李丰（1984-　），男，贵州六盘水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3）01-0139-04

　　一、混沌一体的“王朝”时代

　　农业社会或称前工业社会，作为人类发展历程中第一个有史可鉴的文明社会，在人类发展史上尚处于比较低级的进化阶段，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

在这个历史时期，“家”是主要的社会基础和结构元素，一切生活的发生基本上都以家族、血缘、地域、亲情为纽带，突出对“家”的归属与依赖，人们生活在“家元共同体”之中，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看，都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呈现出“简单、确定”的特征。

　　就已有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关系史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分配关系占主导和交换关系占主导的两个阶段。

前工业社会是一个处于分配关系占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该社会处于统治核心地位的君王拥有对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他通过对身份（权力）的分配形成不同等级的官阶。

社会的治理权是由少数掌握了社会资源（如：

土地）的阶级或阶层所占有，不同的阶层根据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多少而拥有相应的权力，依据权力大小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前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即封建等级结构。

在封建等级结构中，处于权力结构最顶层的权力所有者为王，或称“皇帝、君王、帝王”，他拥有对整个社会的最高治理权，自君王以降各层官僚组成整个社会的治理主体。

　　在“中心—边缘”结构中来看，前工业社会中君王与他之下所有掌握权力的官僚居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

君王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获得合法性，自称是上帝的化身，他所掌握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对黎民百姓的统治是顺天承运。

因此，统治者除了用“君权神授”的权力迷彩外衣来装扮自己、为自己的统治行为辩护，以期获得被统治阶级的服从外，作为前工业社会唯一的一个权力中心，统治者还利用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对土地具有极强依赖性的特点，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来达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使得社会成员对土地的依附转化为对统治者的依附，进而处于社会结构体系的边缘地带。

于是，整个社会都是君王一人的私有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为君王一人之家，君王为一家之长，民谓子民，君王对国家的一切拥有分配权，可以随意地生杀予夺。

在这样的社会中公与私之间没有界限，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君王来说“朕即天下”、公共的就是私人的、公等于私。

　　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前工业社会，根源于当时的自然经济形态，由于社会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加之统治集团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未分化，整个社会处于混沌一体的状态，表现出明显的总体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公私领域混沌一体，施行社会统治的主体也没有出现相应的分化——王朝、朝廷、国家均为同一主体，没有出现政治与行政的分化。

虽然统治集团在进行社会统治的过程中担负有维护国家安全，保证统治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不受外来侵犯，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但这些政治功能的发挥是以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旨归。

即使统治机器的运行过程，也要依据一定的机构、程序和技术，具有现代所说的行政的意蕴，但统治依然是在君王的意旨下开展的，仍然是以维护统治秩序为目的，属于为统治服务的行政。

纵使威尔逊与古德诺所推崇政治与行政二分只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依据，政治与行政不可能完全分开，但这不证明政治与行政完全没有区别、不需要区分。

然而，正是在前工业社会，国家与政府、政治与行政在目标和主体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国家就是政府、政治等于行政。

在前工业社会，恰是统和了国家与政府、政治与行政的混沌未分的治理主体——“王朝”推动了社会治理活动的发展。

因此，前工业社会是一个“王朝”治理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总体的面貌。

　　二、分化中的公共行政

　　随着前工业社会的背影在历史长河中变得模糊以致消失，人类走进了公共生活的时代。

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特征的话，我想最准确的莫过于“分化”一词了。

到了近代社会特别是自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分化深入到更细小、更微观的领域。

当然，历史的发展总是连续的，不存在时代之间的绝对历史断面，在前工业社会末期已有社会分化的迹象，但它是作为前工业社会的否定因素而存在的。

在前工业社会的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巨型家族开始解体而代之以核心家庭，社会开始了一个“脱域化”的进程，在一些统治权力所不能控制的地方，交换关系迅速成长，城市开始发育，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市民社会逐渐形成，为近代社会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

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

[1]国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代表着公共领域；

经济领域或曰交换领域，则代表着私人领域；

核心家庭代表日常生活领域，保留着社会的习俗与传统。

当然，社会领域的分化不光是社会中主体之间的分立，更是一个功能分化的过程。

近代国家的功能不再是对社会的统治而是管理，或者说国家的统治功能已被边缘化，国家是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外在保障力量而存在。

正如亚当·

斯密（AdamSmith）所认为的那样，市场作为一种完善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的引导下，能够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确实，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国家功能被认为“守夜人”的角色，最好的国家就是最低限度的国家（诺齐克语），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任何干预都被看做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2]国家的统治职能被边缘化，管理职能移位中心，担当着治理社会的重任，人类社会治理模式进入管理型的历史阶段。

　　在工业社会，社会分化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潮流。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在对现代国家进行设计时，自然走不出社会分化思维的咒语，从他们对国家权力的考察中可见一斑。

在前工业社会，权力混沌一体而未分立，统治者作为全社会的最终权威，掌握着一切权力，统治者既是一切权力的占有者，也是行使者。

到近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历史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

当然，理解近代社会的起始与发展，自由主义是一个不可能不看的图谱，甚至可以说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强调的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实现、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宣称天赋人权。

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国家，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通过集体授权而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产生的，它所行使的权力仅仅是治权，只是权力行使者而非权力所有者，国家共同体中的全部成员才是主权的所有者。

同时，国家权力不能是由单一主体行使，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

如约翰·

洛克（JohnLocke）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

[3]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的权力有不同的主体行使、相互制约。

[4]这样社会治理活动所赖以开展的基础——权力从一体走向了分立。

所以，现代国家起源和社会治理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分离、权力本身分化的过程。

　　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告诉我们：

生物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其实，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社会整体的发展都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

前工业社会由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是一个“简单、确定”的历史阶段。

但当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换关系的普遍化、社会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分工的细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强。

从此，人们告别了那个“简单、确定”的历史阶段，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现实社会。

人类在面对这样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社会时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选择了一个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体系——法制，依法治理、以不变应万变。

毫无疑问，法制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以至于人们把近代社会形象地称为法治社会。

　　法制作为社会运转所普遍遵循的规则体系，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将社会统一化、形式化，强调法律的至上性，将法制作为社会的一条确定的准绳。

从规范社会活动的角度来看，法制达到了这个目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法制作为一种至上的社会规则，在工业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然而，相对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法制永远都是有限的、形式化的，不可能周延于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这就是法制的局限性。

如此一来，法制便表现出相当的僵化性和形式主义特点，造成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得不面对一边是僵化的、确定的法制，一边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法制所不能处理的事实。

如此情境，治理者是遵循已有的法制还是选择内心的价值判断?

如果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必须捍卫法治的至上性，依法治理。

然而，法制最终却扼杀了社会治理的灵活适应性和效率追求，导致治理失灵。

不难看出工业社会中的法制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本质上是对人的价值的排斥，把治理主体的价值踢出了社会治理的范畴，徒有一个“形式化”的面相，造成社会治理主体形式与价值的分离，成为不完整的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比较模糊地分为觉识、摹仿和创造三个不同的阶段。

工业社会作为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摹仿阶段，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代表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程度，以至于人们认为与自然科学同规律（客观）即为科学，于是“科学”精神横行于世，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领域自然也难幸免。

科学的宗旨就是对自然规律的摹仿与复制，强调的是对规律客观性的追求。

政治领域在科学的客观性的强行楔入下赶上了分化的潮流——政治与行政二分。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行政之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一文中作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提法，认为政治是具有重大和普遍意义的国家活动，而行政是个别和细微方面的国家活动；

政治是政治家的特定活动范围，而行政是技术官员的特定活动范围。

古德诺（Goodnow）在威尔逊的基础之上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做了理论上的论述，认为：

“政治与指导和影响政府的政策相关，而行政则与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关”。

[5]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治理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分化活动。

政治被明确地规定为国家价值判断与决策的范畴，而行政则被规定为政策执行的技术范畴，保持价值中立。

政治与行政二分不光是政策决策阶段与执行过程的分离，而是行政的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甚至可以说是国家与政府的分离，是社会分工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政府第一次被明确地确定为现代社会的治理主体。

行政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规定，通过对先进技术的追求去客观地完成政策的执行，这无疑是将人当做工具，是整个工业社会对“科学”的疯狂追求与盲目推崇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的结果。

当然，威尔逊和古德诺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历史的连续性的表现，可以将其看做是洛克与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继承，没准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