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蜀石窟寺的分布和特色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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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386—534）至隋（581—618）唐（618—907），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唐朝时期修筑了许多大石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

一般来说，石窟寺的分布，是随着佛教的文化扩散而传播开来的。

一、巴蜀佛教的传播路线

关于早期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的时间和路线，学术界是比较清楚的，但此时期的巴蜀的情况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巴蜀地区早期佛教不见于文献记载。

“四川是内陆省,佛教是外来宗教。

虽然,我们至今也不清楚佛教入传四川的途径有几条。

”[1]

一般认为四川的佛教是由汉中等地经广元传人,而最后终于大足。

因为广元、乐山、大足等四川境内著名的佛教石刻造像均有源渊关系,并与北方的造像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四川的佛教石刻艺术除了此北传路线外,很可能存在着其它传入途径。

学者关于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主要有北川入蜀、南川入蜀、南北两路入蜀的争论。

此外，还存在着所谓的滇缅通道的问题。

疑古派学者顾颉刚先生认为滇缅路的问题是个“哑谜”。

综观巴蜀石窟，“就目前根据文献及实物看,还是北传因素多一些。

蜀中由川北到川中、川西,地方化、世俗化越强。

越靠北,受中原影响就大。

因此传统的丝绸之路是佛教及佛教艺术初传中国的道路。

1至2世纪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在洛阳,渐及北方。

3世纪后,佛教文化、艺术向四川、湖北、江苏等南方省扩展。

当然并非否定其它传承路线的探讨,这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工作。

”[2]

唐末五代的时候，中原地区又起狼烟，四川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形势，社会相对平静，文化艺术活动比较繁荣昌盛。

佛教在四川地区早有传播，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有悠久的基础，加上从金牛道——自汉中勉县至广元、昭化、剑阁、武连驿，继续南下至绵阳、成都——入川和由江南溯江而上入川的，自南朝以来就存在的水陆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四川地区石刻造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滋养。

所以，当中原地区石窟艺术日见式微的时候，四川地区的造像艺术却方兴未艾，大有兴旺发达的景像。

二、巴蜀石窟寺的分布

作为宗教造像的重要类别之一，石窟寺观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适合的山体崖面、强烈的宗教驱动、流行的开窟造像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而诸多条件蜀地兼备。

“巴蜀各地佛教石窟造像的兴起,虽有早有晚,但大规模的兴造还是在唐宋时期”。

[3]

四川佛教在汉晋时已有传布，南北朝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当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风气传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纷纷在山间崖壁开凿窟龛，建立石窟寺观。

从安史之乱开始，尤其是黄巢攻克长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却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西京长安甚至东京洛阳的著名僧侣、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

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为全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影响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诏大理。

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在全国分布最密集，佛教石窟、摩崖造像在全国数量最多，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发展并达到高潮。

巴蜀石窟主要分布在川北、川东北和川中地区。

其中以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巴渝文化圈））最为重要。

广元千佛崖造像。

千佛崖位于由西北入川的必经之路从早期到唐代，都受到北方，特别是麦积山石窟造像的影响，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早期造像风格比较朴拙，唐代造像面型多略方略平，主尊袈裟腿部的褶襞从腹部以下作垂叠的长圆形垂至膝下。

窟龛内有的作透雕的裟罗双树，为别处石窟所少见，其中睡佛洞（涅□）的三壁浮雕最为精采，从题材上看似为涅□后金棺自焚等情节。

千佛崖窟龛造像也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内容,如有的以1身金刚力士为主尊,旁镌1供养人，有的力士头有光环等。

广元皇泽寺石窟。

皇泽寺石窟为武则天祀庙,寺庙周围崖壁上，现存窟龛50个、造像1203身、经幢6个、《农夫耕作图》4幅。

皇泽寺造像分散雕造于几个群落,即中心塔柱窟、大佛楼、写心经洞、五佛亭、则天殿等。

窟龛开凿始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以后。

现存造像多为唐代镌凿。

中心塔柱窟（8号窟）为皇泽寺造像年代最早的一处,保存有北朝和隋代的佛、菩萨、弟子、飞天等800余身。

中心塔柱上所开的佛龛，刻法古拙质朴，坐佛褒衣从正面敞开，下缘垂于台座下；

左右侍立菩萨，发作双髻，长裙曳地，阔幅天衣于胸前作V形交叉,于双肩成双角若翼,与广元市内出土北魏延昌三年（514）造像风格一致。

另外，此窟又于西、南、北三壁各开一大龛及两小龛，龛外布满千佛；

大龛内佛像均身躯颀长，菩萨则面颐丰润，通身无璎珞；

佛、菩萨造像坚挺有力，富于体积感。

大佛楼以10号大佛龛为主，共计11龛。

大佛龛高7米,宽5.58米,深3.39米,造立像15身（已毁者不计）。

在四川唐代大型龛窟中，这种大佛龛是不多见的。

此龛造像厚实、饱满、华丽，主佛耳下垂着宝石装饰，为一大特色。

写心经洞在皇泽寺最下层靠近江边一巨石上，石的东、南两面共有9龛。

东面之41号龛残碑上刻有“贞观二年”（628）和“宝历二年”（826）等字，南面各龛刻有经幢及《农夫耕作图》等。

五佛亭造像以1号龛（五佛龛）为主共有5龛。

则天殿内以27号龛为主共有11龛。

两处造像除少数龛开凿在唐以前或唐初外，其余均为盛唐、中唐遗物。

巴中石窟。

巴中石窟位于巴中县城四周。

环城4龛原各为一石刻造像群，东、西、北3龛开凿年代以西龛为最早。

现尚有隋大业五年（609）1龛。

这3处石刻以唐代所开凿的为主体，曾盛极一时，但现仅存残破的龛壁,唯有南龛分布在云屏石、山门石和佛爷湾3处较完整地保留了大量精美的石刻作品。

南龛现存140余龛，其中130龛为唐代所开，其余为宋代以后所开,大小造像1800余身，30余处造像和装修题记。

主要集中在神仙坡崖壁上，从上至下大致分为3层，大小龛错杂,密如蜂房。

其中最大龛为103号毗卢舍那龛,高5米,坐佛通高4.45米；

最小龛为72号双观音龛为30×

40厘米；

造像最多龛为12号千佛龛。

南龛石刻以观音造像为最多，除以胁侍出现在佛身边外，还大量以主尊和单身造像形式出现。

这些观音形象，均表现为肌肤细腻丰满，体态婀娜多姿，容颜妩媚动人等女性体态特征。

另外，水宁寺造像也是巴中县保存较好的唐代摩崖造像。

水宁寺，又名始宁寺,位于县城东南45公里处,已毁。

现存11龛，126身造像,造像内容和题材与南龛相同，

安岳石窟。

安岳石窟位于安岳县境内，分布于全县4个区32个乡。

“川中的安岳石窟、大足石窟是巴蜀佛教造像之精华所萃。

安岳石窟的开凿早于大足,文献记载谓始于隋开皇时”,但有确切年代的造像题记,最早的则为唐开元十一年。

[4]安岳石窟保存较完好的有45处,主要有卧佛院、千佛寨、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玄妙观等处。

计有摩崖造像105处,造像约10万身。

根据现存题记，造像盛期主要在盛唐至北宋末近400年期间。

石刻内容以佛教造像为主，有少量道教造像。

卧佛院　位于县城北25公里的八庙乡卧佛沟，共有大小龛窟139个,造像1600余身。

卧佛为释迦牟尼涅槃像，全长23米，头长3米，肩宽3.1米，左侧卧于距地约10米高的崖壁上。

头东脚西，体型修长，薄衣贴体，表情安详。

身后上方刻说法图、20余身弟子、菩萨、神王、力士像等，面目、表情各不相同。

圆觉洞。

在县城东1公里的云居山上,有唐、宋时期摩崖造像103龛（窟）,大小造像1933身。

以宋刻西方三圣雕造最精。

三像分别刻于三大龛中。

中为阿弥陀佛，高5米；

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

三大像均面庞丰满，神态安详，体态匀称，刀法流畅，代表了宋代石刻造像的水平。

从观音像旁碑记得知，这些造像完成于宋元符二年（1099）至大观元年（1107）期间。

毗卢洞。

位于县城东南25公里的石羊镇塔子山上，有摩崖造像446身,据明万历（1573～1620）年间碑文记述，此处造像始刻于五代后晋天福（936～944）年间，后世陆续修造，为五代、北宋时期四川佛教密宗的主要道场之一。

造像中有《柳本尊十炼修行图》，人物众多，造型生动。

毗卢洞观音堂内观音像，高约3米，戴宝冠,袒胸腹,饰璎珞，右手抚屈起的右膝端坐,身略左倾、双目下俯,表现出一种悠闲、妩媚的表情,俗称风流观音。

此外，华严洞的华严三圣、十菩萨坐像和经变故事浮雕，茗山寺近40身4～7米高的造像，玄妙观的唐代道教造像等，也都是安岳石刻的重要作品。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位于乐山市东面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栖鸾峰下，依凌云山山崖开凿而成。

大佛为弥勒坐像，通高71米，肩宽28米。

其中头高14.7米、宽10米，耳长7米，眼长3.3米，颈高3米，脚背宽8.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故俗称“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与大佛开凿的同时，于大佛右侧石壁上，自上而下凿有一条险峻的栈道。

栈道之侧,原有唐代数百龛造像,今多残缺不全。

现在较完整的两个龛中的西方净土变，雕刻华丽丰富、精美生动。

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分布于四川省大足县城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今存石刻造像约5万身，共40余处。

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舒成岩等10余处。

北山和宝顶山的摩崖造像最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晚唐、五代至南宋时期石窟艺术的发展面貌。

大足石窟包含了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的题材，反映了宋代佛教各宗派之交融。

大足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示了在中国南方唐末、五代、宋的宗教信仰及造像风格的演变和发展。

川中地区除大足石窟外，还分布在潼南、资中等地。

三、巴蜀石窟的特色

就地域而言，盛唐以后（开元、天宝后），尤其是会昌灭佛之后，中原北方石窟，出莫高窟有西夏、元代洞窟，延安地区有宋金石窟以外，其余大部分衰落。

就时代而言，四川石窟在此之后，是异军突起，四川各地均有造像，大部分为盛唐以后，近400年长盛不衰，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巴蜀石窟极具较强的地域化、世俗化特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良认为，就造像题材内容而言,不仅弥足了珍贵的各种密宗造像,而且有隋唐时期的佛、道造像并作;

两宋时期的三教合一造像问世;

四川安岳卧佛院规模巨大的唐代镌刻石经;

四川仅存、时代最早的木建筑物,江油南宋“飞天藏”上雕刻的道教真人像。

这些均为国内翘楚,极富特色。

完全显示四川当地文化特色的石窟造像艺术在重庆大足、安岳、资中、潼南一带的所谓“川中石窟区”。

（二）在巴蜀石窟中，塔庙窟很少，以佛殿窟为主。

这是洞窟形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蜀地的摩崖造像居多，而四川广元一带存有6世纪的石窟寺，其形制多为佛殿窟，其少量有塔庙窟（中心柱窟）。

”[5]

（三）巴蜀石窟留下了雕刻的机构和组织题铭。

在安岳有很多处，如“镌功德颜料首”、“镌造颜料勾从”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规模外，就题材来说，不仅有宝贵的各种密宗造像题材，而且有隋唐时代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