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17秋大作业现代文学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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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3．“双百”方针

所谓双百方针是指建国后毛主席在与文艺界各人士会谈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

至于此方针的提出对于促进当时文艺繁荣的贡献暂且不谈，时至今日更多的是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揣测毛主席是否曾有意引蛇出洞，以双百方针诱出一大批在其眼中看来明显带有所谓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延及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4.文化散文

所谓的“文化大散文”兴起的标志大约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出版罢。

顾名思义或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来定位，似乎“文化散文”是对某种文化或文明的反思。

（二）简答题（20分）

1.“朦胧诗”对传统现实主义诗歌有哪些突破？

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朦胧诗,指以舒婷、顾城等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为代表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朦胧诗的重要特征是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

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2.概括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分析其审美意义。

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类型分别是：

以余秋雨、李存葆、周涛、鲍鹏山、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

以季羡林、金克木、黄裳、乐黛云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

以海男、素素、张立勤、周佩红、韩小蕙、赵玫、翟永明、铁凝、残雪、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张燕玲、唐敏、叶梦、徐小斌、徐坤、陈染、林白、残雪、虹影、孟晖、赵园、潘向黎、楚楚、路也等为主要阵容的女性写作；

以杨永康、朱千华、韩青、雷平阳、盛慧、谢宗玉、周蓬桦、马力、马叙、杨献平、黄海、习习、阿贝尔、淡舟、右额天心、蒋蓝、玄武、雪松、高维生、李汉荣、张生全、傅菲、陈洪金、宋晓杰、周闻道、李傻傻、汗漫、柳宗宣、季栋梁、齐明达等为主的“新散文”写作。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选择散文这一文体来表情达意，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

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

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

从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90年代散文家“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看到了这些散文作家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同时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且这些作家告别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而是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和抒写方式，并以此作为散文新的审美标准，终于使90年代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雅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90年代散文兴盛的基础。

作家主体审美意识的改变，使得90年代散文愈加表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进而获得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知，这符合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的规律，而且中国90年代社会思想活跃、丰富，它一改80年代思想改革与保守，开放与二元对立模式，明显地呈现民间性、多元化的特征，其内涵和格局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散文创作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偏转，特别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个人化的趋势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当然“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社会因素对于作家的影响，使90年代的散文创作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个时期的创作，或者富有哲理和人道精神，或者婉转抒情、或者倾向于个体内心的倾诉，或注重文体的创造与革新，甚至是一些大众消费的散文也应运而生。

因此散文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其中，老一代的博大、中年一代的厚重、年轻一代的锐利，使当下散文创作呈现着三代同堂的繁荣局面。

他们为我们散文的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我们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意的启示。

（三）论述题（60分）

结合建国30年与80、90年代的小说作品的比较，论述新时期以来小说在题材、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了怎样的演化趋势？

并请说说你对这种演化趋势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有理有据。

）

题材方面

一、“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兴起

什么是“文革”题材小说，学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明确定义。

很多研究者几乎都不对“文革”题材小说进行界定，“文革”题材小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文革小说”的三种情况。

为方便讨论，本文所说“文革”题材小说大体上等同于许子东所说的“文革小说”。

新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出现伊始，可以说关于它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了。

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发表，全国读者来信不断，围绕《班主任》的座谈纪要和评论也随之而来。

卢新华的《伤痕》一发表，大有全国读者泪流成河之势，《〈伤痕及其他〉———短篇小说和评论选》也随之出现。

古华的《芙蓉镇》和莫应丰的《将军吟》刚一出版，《〈芙蓉镇〉评论选集》和《〈将军吟〉评论选集》就紧跟而来。

戴厚英的《人啊！

人》一问世，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便蜂拥而起。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关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评论意味着新时期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已经发生。

1983年开展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蓬勃发展。

由于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有不少以书写“文革”中的人和事为主，所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又活跃起来。

从“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兴衰与当时文艺政策的或松或紧呈正比关系，与之相随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大致上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叶永烈、胡月伟、师东兵、林青山等人的“文革”传记、“文革”纪实和“文革”秘闻也在那个时候同步出现。

这些“文革”题材作品（小说）在反思“文革”的同时也不乏消费娱乐的倾向，它们同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叙事的四重向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作品）大量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兴起的“文革”研究密切相关。

1986年“文革”发动20周年之时，知识界对“文革”的言说持续升温。

邵燕祥倡议建立“‘文革学”。

[1]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人们牢记文革”，以防“文革”再来。

[2]针对巴金的提议，附议者不少，但也不乏“怀疑”者。

①总的来说，那时人们呼唤“研究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到来。

②今天看来，一批早期的“文革”研究著作、“文革”口述著作就产生于那个时比如金春明、王年一、周明、冯骥才等人的书籍。

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呼吁进行“‘文革’文学”研究。

1988年11月10日，《文学自由谈》《开拓文学》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文学与‘文革’”座谈会。

《钟山》1989年2期刊登了潘凯雄、贺绍俊《文革文学：

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一文。

随着全国经济政治形势的紧张，1989年夏季前后至邓小平“南方讲话”（1992年1月1日到2月21日），“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文革”文学研究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也走向低潮。

其实，早在1988年12月10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这种趋势似乎就已经注定。

可以说，从1989年夏季前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段时间，既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蛰伏期，又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突围期。

从中也可以看出，“文革”文学研究和“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兴衰而呈现出上下起伏的状态，这与政治经济形势和文艺政策的变化遥相呼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这种局面得到改观。

③值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出版之际，《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开辟了“研究文革文学———一本书和一个话”的专栏从那时起，“文革文学”日益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文革”题材小说及其研究也重新抬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消费主义盛行，人们似乎忘却了“文革”。

1996年“文革”发动30周年之际，港澳台地区和海外掀起了一股“文革”热，其中“两个文革论”成为当时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国内关于“文革”的话题则比较低调。

二、宏观考察、记忆与历史及扣问思想意义

宏观地考察“文革”题材小说的发展轨迹和阶段特征，是“文革”题材小说研究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1982年，阎纲读韦君宜《洗礼》中总结“五年来的文学创作”时认为，“文革”题材小说从写作态度上、故事追求上和情感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逐渐提高的过程”。

作为新时期十年文学主潮的主流话语，季红真的“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和雷达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也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第一个十年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刘江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革”题材发生了“视角：

由政治视角到文化视角”“反思：

由极‘左’路线到‘国民性’弱点”“表现方式：

由凸现到隐现”和“心境：

由激昂到冷静”四个方面的转变。

邹忠民则指出当“文革”题材创作存在着把“文革”作为背景处理、多写特殊人物和亲历者的“文革”遭遇、多写“文革”风云人物或高层的秘闻三种不良倾向，“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薄弱，有待提升。

张志忠认为，“狂欢”“追问”和“救赎”成为世纪之交“文”题材小说的重要特征。

陈慧娟指出，多重化的叙事焦点、多样化的叙事视角和题材内容的多元化标志着21世纪初“文革

”题材小说的叙事发生了转变。

张景兰认为，“受害者的施害逻辑与自审”和“戏说与解构”成为21世纪前后“文革”题材小说的新动向。

王玉林、周睿说，从文化、哲学和生命等角度展现人在“文革”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追求超越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学意蕴，是21世纪“文革”题材小说的新特质。

周景雷认为，21世纪隶属于成长小说的新伤痕主义小说较之伤痕文学呈现出“强大的亲情关怀和人道主义色彩”。

陈树萍总结道，21世纪的“文革”叙事在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