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律工具主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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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

法律工具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法律的外形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工具，这是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

古人认为“法者，治之具也”，即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工具。

无论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查士丁尼法典》，还是古代中国的《铸刑书》、《法经》、《晋律》 等等，由于创设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管子），这些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驱使民众劳役，并维护统治秩序的办法和规则，因而都表现为工具主义的特性。

今人也曾把法律定义为“法律是由国家强制或认可的国家强制力保护实施的行为规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现在，对法律的定性已改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行为规范”）而且，这种工具主义的法律在也为维护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

既使在当今社会，我们在反对法律工具主义的同时，在贯彻行法律时，也必须发挥法律的惩戒、管理、激励等工具功能。

然而，法律的工具功能，并不能说明法律仅仅是工具，也不能就此形而上学地产生工具主义认识。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部良好的法律都应有超越工具性的内在特质。

忽视这种特质，只重视法律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蔑视法律、支配法律、变通法律、篡改法律的工具主义思想与惯性作为。

对于“人治”时代的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的恶劣表现，已无须例举。

今天，仅例举实行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以来的事例予以说明。

去年７月《新京报》 曾对浙江海宁吕海翔在被公安机关拘留后离奇死亡一事做了连续报导。

其中，海宁市许村镇人、个体老板朱金标，因在吕家门前墙上写了一句骂公安局的标语，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被拘留。

当记者询问浙江海宁某位领导（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维江）为什么朱金标写标语却被以“扰乱交通秩序罪”拘留？

该人回答：

“总要有个罪名，准确的要以逮捕时候的为准。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海宁的这位领导就有法律工具主义的思维观，也是一种人治思维模式的法律观，抓人“总要有个罪名”就是典型的“法律工具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理性地认识到：

成熟而健康的法律应当首先被当作社会交往的普遍准则来理解。

而且法律不仅是保护政府的权威不受侵犯，而且还广泛保护公民个体或者称为“个性化”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在此种意义上，法律不是任何人、任何集团的工具和手段，相反，它是文明进步所凝成的生活规范，是人类良知积压的理性化体现，是社会正义所发出的绝对命令，是每一位有道德自觉性的人所必须遵循的行为指南。

即使在法律的工具性层面，法律首要性质也不能被界定为政府的工具。

在民主政治中，法律不仅是“政府法＂，而且是“全民法”；不仅是“王法”，而且是“约法”，具有社会公约的属性。

现在，我们在弘扬依法治国理念中之所以要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有限责任政府、法制统一政府，并要公正司法，执法为民，其中也含有对法律工具主义的克制的意义，以便更好地体现法律社会公约的属性。

因为，从深层次讲，一个政府的建立并选择一些人组成政府，乃是为了执行和守护体现公意的社会公约，政府首先应当是法律的工具。

同时，法律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工具，但它首先是社会的工具，是社会规范和控制政府行为的工具，只有在上述既定前提之下，才能在

第二位的意义上把法律看成政府的工具。

所以，针对法律工具主义的顽固影响和多种表现形式，我们政法机关必须进一步端正对法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到法律不仅应当被当作治国手段而受到重视，更应当被当作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而受到尊重和信仰；不仅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工具，而且还是保护人的权益、包括犯罪者的权益不受侵犯的围墙。

否则，法律就会过多地表现阶级性，而丧失其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