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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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
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後，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当时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
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
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
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
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
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
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後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
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麽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麽立即投降，要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
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
而这同一个茹尔·
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
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
西蒙·
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於丢开了假面具。
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
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
这批投降派在叁月十八日事变以後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
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後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
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
法夫尔在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後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
後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於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
既然无论花多大力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於是茹尔·
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正是这个伪造文犯在9月4日後刚一掌权，就出於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
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
而这个时候，茹尔·
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
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
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
密勒，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
他是一个叫作阿尔图尔·
皮卡尔的人的哥哥。
那个阿尔图尔·
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
厄内斯特·
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
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
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交易所投者，而阿尔图尔·
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
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
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千方百计地利用谨搜刮了大笔钱财。
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1]；
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
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後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
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
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
为了献媚於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
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的监狱产婆的角色。
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
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了全法国。
在共和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道：
“什麽话？
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
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利後将会比在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於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
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
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从议会的意义上说〉。
是被谁轰击的呢？
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
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为什麽？
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
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
挺身而出，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
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於他的轰击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於革命，不但属於法国的革命，而且也属於全欧洲的革命。
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於革命。
二月革命爆发了。
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
在人民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了。
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
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
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
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当初刽子手对唐·
卡洛斯说过的话：
“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利以後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
帝国大业已成。
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於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
波拿巴有私怨，因为路易·
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开了议会那人为的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
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
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作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
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着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
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
虽然他有随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端墨守陈规。
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
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
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
当他在路易·
波拿巴时代处於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
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
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後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
对於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
眼泪这东西对他也像对茹尔·
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货色。
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
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们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
他的一个从前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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