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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在北京京投大厦的办公室里，任宇航与他的同事、项目经理李艳平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
任宇航表示，京投公司作为北京市政府最大的融资平台，在项目前期的合同中需要考虑得十分周全，比如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保留收回项目的权利。
他将其称为“纠偏机制和容错机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在合同中利益不受损。
北京地铁16号线并非北京市以PPP模式运营的第一个轨道交通项目。
2003年底地铁4号线寻找战略投资者时，京投公司已经引入PPP概念，选定港铁作为合作对象，双方于2006年4月签署了特许经营协议。
还有北京地铁14号线，也是和港铁以PPP模式进行合作。
通过和港铁合作，北京市政府不仅获取了项目融资，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政府的契约精神和管理水平，并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
4号线PPP解剖
据任宇航介绍，在北京4号线方案中，项目建设分为建设期（4年）和运营期（30年）。
其中项目建设期投资分为A、B两部分。
A部分土建工程投资需107亿元，由京投公司负责，B部分设备装置的投资需46亿元，由组建的PPP项目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负责投资；
运营期通过票款收入，港铁进行运营维护并收回投资，由北京市交通委负责监管，待30年特许经营期结束后无偿移交给京投公司。
李艳平表示，在PPP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设置上，京投公司花了很大的心思。
京投、港铁、首创的占股比例分别为2%、49%、49%，这既符合当时外资投资占股不能超过50%的政策规定，又没有绝对的控股方，可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调动股东积极性；
并且方便京投公司在特许经营期结束后对B部分资产有效接管。
PPP公司设立5名董事，其中京投公司委派1名，首创委派2名，港铁委派2名，京投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
这样一旦港铁和首创发生意见分歧需要投票决定时，京投可以从中协调，且京投的一票至关重要。
待4号线项目土建工程竣工验收后，PPP公司取得了A部分的资产使用权，负责地铁4号线的运营管理、全部设施的维护和除洞体外的资产更新，以及站内的商业经营，通过地铁票款收入及站内商业经营收入回收投资。
李艳平介绍，京投公司在方案中也设立了风险分担机制，包括完工风险安排、客流风险安排、票价风险安排等。
在客流方面，规定如果连续3年的当年实际客流量比预测客流量低85%，则PPP公司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
票价方面，如果实际平均人次票价低于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测算票价水平，市政府将就其差额给予PPP公司作为补偿，如果实际平均人次票价收入水平高于测算票价收入水平，则PPP公司需将其差额的70%返还给政府。
2010年、2011年，北京市发改委和国家发改委分别对4号线PPP项目进行了评价，认为引入社会投资有效缓解了当时北京市政府的投资压力。
港铁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珉介绍，如果4号线采用传统模式投资，北京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大概是600多亿元，采用PPP模式让北京市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大约100亿元。
但任宇航坦言，如今北京市已不再提“4号线采用PPP模式节省了100亿元投资成本”的说法，原因有二：
一方面，在特许经营期30年之间会发生哪些事情，是提前预料不到的；
另一方面，北京市政府为地铁运营支付了高额的票价补贴，为地铁4号线支付的票价补偿为4元/张，为其他线路支付的票价补偿为0.5元/张。
前者含设备更新等成本，后者只有运营成本。
契约精神
“京投在整个过程中，在政府投融资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平衡，平衡建设期资金和运营期资金。
”任宇航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地铁在建设初期是“吸钱”的，建一条线大约需要500亿元，建完后每年的运营还需要财政补贴，不断填钱。
然而，轨道交通对一个城市的布局而言，可谓百年大计，再过50年，轨道交通可能就变成北京市政府的“印钞机”了。
项目长期回报的特点决定了其管理与短期推高GDP（国内生产总值）思维下的项目管理大有不同。
“过程中政府得到了进步，学会了契约精神。
”任宇航表示。
地铁4号线是北京首个轨道交通的特许经营项目。
在此之前，北京地铁全部由国有独资的北京地铁集团负责。
“当时北京市政府对于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地铁准点率、设备可用小时数等概念比较陌生，更谈不上考虑如何监管特许经营方。
”任宇航说，港铁的进入将这些理念带进了北京地铁，随后，北京市依据这些国际通行概念制定了适用于北京地铁的监管办法。
任宇航介绍，在随后采用PPP模式运营的北京市地铁14号线招商中，京投公司变得越发成熟，降低了保底客流下限，上调了超额客流收入的政府分成比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政府和公众利益。
正在制定方案中的地铁16号线，再次创新了融资模式，引入了保险资产股权投资120亿元，几乎全部覆盖了建设期成本。
任宇航还打算在日后的高铁、有轨电车、市郊铁路的建设中，利用国家正在研究的政策，把线路沿线土地的综合开发的理念嫁接到PPP项目中，完全覆盖政府投资成本，以一部分土地的收益冲抵政府运营补贴。
任宇航也坦言，政府让社会投资者以PPP模式进行合作，也是斗智的过程。
对北京市地铁16号线有意的投资者众多，由于资历、经验都不足以让北京市政府信服，最终选定的仍是港铁。
但多家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让政府占据了一些谈判优势。
“PPP不是一槌子的买卖，其中的契约精神非常重要。
风险要共担，利益要共享，谁也不要独享利益，谁也不要牟取暴利。
”易珉表示，4号线还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能够让PPP公司越早介入建设期越好，能够促使政企双方理念协同，也能扩大政府的融资规模。
2政府信用风险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兰亚红范若虹
PPP项目运作首先必须专业化，其次要透明公平竞争，同时政府要有足够专业的监管能力。
“PPP不是一场婚礼，而是一段婚姻”。
在PPP业界，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有着20多年国内PPP项目运作经验的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认为，当前中国PPP模式推广的最大难点在于，PPP项目是长期的合同，而且很专业，政府运作PPP项目必须高度重视，要当作专业的事来管理，政府的商业意识和契约精神得到位，这比PPP立法更为重要。
总结以往PPP项目推广的经验和教训，金永祥认为，PPP项目运作首先必须专业化，其次要透明公平竞争，同时政府要有足够专业的监管能力。
“有的PPP项目是一把辛酸泪，真心希望政府部门真有契约精神。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认为，政府不守信用是过往PPP项目运作过程中最难防控的风险。
新一轮的PPP不应单纯强调PPP的融资功能，而应更加注重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务理念的提升，如此才能真正打开民营企业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政府信用羁绊
A公司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比较有名的央企，其在西部的贵州和东部的福建都有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方式实施的PPP公路项目。
虽然有着央企身份，但在操作PPP项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心酸。
“高速公路的土地国土部批没问题，到省级国道改建和市政道路，好多土地由地方政府提供，就存在着违法违规用地的问题。
”A公司位于贵州项目的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至今其做的PPP公路项目因为没有土地指标，还没有办好用地手续。
“但是地方政府又要求必须按期通车。
如果我们不同意，这块市场就丢了。
我们也只能采取倒逼机制，先拿一个、两个口通车，先垫资1到2个亿。
”这位负责人说。
其同时表示，在很多地方，税务部门还存在着违规多收税的情况。
以城建税为例，按照国家规定，税率按纳税人所在地分别规定为：
市区7%，县城和镇5%，乡村1%。
“但地方政府说把乡镇税务所全部搬到城市来了，都得按照5%或者7%交。
”
这位负责人呼吁，地方政府要发展又要吸引社会资本，就得提高服务质量，得信守兑现相关承诺，“信用是最最重要的”。
同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中国国内最早采用BOT方式建设的收费路桥项目——福建泉州刺桐大桥项目，目前处境艰难。
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只有一座跨越晋江的泉州大桥，不堪重负，决定再建一座跨江大桥。
经过谈判，引入了民营资本泉州名流公司以BOT的方式投资建设了刺桐大桥，1995年1月开工，1996年年底投入运营，特许经营期为30年。
“但是，由于福建省政府在1997年将泉州大桥收费权移交给泉州市，泉州大桥和刺桐大桥就形成了竞争关系，政府后来还投资建设了与泉州大桥并行的两座新桥。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刺桐运营的头几年盈利能力大大超出政府预期，泉州市还让刺桐大桥PPP项目公司耗费1.2亿元修了两条与项目毫无关系的两条路”。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泉州市民对于刺桐大桥取消收费的呼声很高，名流公司董事长陈庆元目前最想做的就是放弃剩余的运营期，要回1.2亿元的与PPP项目无关的修路款。
“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修理榜样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上述知情人士说。
企业投资谨慎
前述A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直言，社会资本参与地方PPP项目，首先要选择地方一把手主抓的项目，否则到项目具体实施的时候“方方面面都很难”。
国内知名的基础设施咨询公司——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燎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社会资本投资PPP项目，只能依靠双方签订的合同来防控风险，约定清楚双方的权利义务。
“PPP合同，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我们要考虑得很清楚，人物场景，哪个情节会跌宕起伏，如何能够化险为夷。
”一位做了10年医废处理厂PPP项目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实际情况（比如新法律法规出台、经济形势、物价指数等）会发生变化，在后续补充协议的签订上，企业往往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
因此其表示，企业特别是外资介入国内PPP项目，一是会选择履约精神比较好的地方政府推出的项目，二是项目本身所在的行业竞争性不是“一片厮杀”。
“现在基本是央企和国企在干，赔了是国家的。
”清华大学教授王守清表示，在其培训的企业学员中，目前70%左右还是央企或者国企的人员，民营企业学员占比较少。
“民营企业脑袋很清楚，不会轻易介入未经认真筛选和评估的项目。
王守清认为，当前中国推动社会资本以PPP模式投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最主要的是要吸引民营资本进入。
“如果推了半天，只有国营企业和央企来做，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
只有民营企业感兴趣了，才是真正实现了吸引社会资本的目的。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竞一同时表示，目前即便是央企和国企对PPP项目投资也是相当谨慎的。
原因有三：
一是相对市场化的私人竞争和比较强势的政府，使得风险分担和收益水平并不利于企业；
二是央企和国企自身大多已混合或上市，只是国有成份过大，经营体制和考核机制与PPP长期性并不匹配，反而会承担过大的投融资压力；
三是对法律保障缺乏信心。
“监管”政府
“PPP项目经历的时间长，参与方多，各方关系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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