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背后的原因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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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给王八喂避孕药、给鳝鱼喂激素、给螃蟹喂保胎丸、给大米漂白、给韭菜、木耳上色、给用福尔马淋给海产品保鲜、给瓜果注射糖精、捞阴沟里的油做食用油……样样都离不开“高科技”。

不仅产品有假，而且医生有假，学校也有假。

文凭有假，论文也有假。

车牌有假，车票也有假。

证件有假，发票也有假。

记者有假，新娘也有假。

警察有假，“专家”也有假。

活人有假，尸体也有假……假冒伪劣几乎遍布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领域。

让人防不胜防，不知道能吃什么，不知道能用什么，不知道该相信谁。

中国造假之登峰造极，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的。

不是其他国家没有造假记录，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日本产”在国外市场就是低劣货的代名词。

到七八十年代，这个旗号被台湾、韩国打起来了，日本货又成了质量高、品质好的代名词。

从八十年代末至今20多年，韩国货、台湾货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而中国制造一直成为世界低质量产品的代表。

国际市场是这样，国内市场更典型。

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制造业大国和地区，国内用的商品并不比出口的差。

这些国家都是经历了多则十几年，少则十年左右，就从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转向优质产品生产。

只有中国持续20多年，不仅没有消减迹象，反而愈演愈烈，渗透力越来越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研究。

为什么日本、台湾、韩国变了，中国总不变

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台湾、韩国在七八十年代制造低劣商品，制造冒牌商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后期工业化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往往从低劣产品和假冒产品开始。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工艺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就是想制造出优质产品也很困难。

其次，这个时期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支持低劣货和冒牌货。

十几块一条的金利来领带肯定是假的，卖者和买者心里都门儿清，但交易照样成交。

80年代，一个农民去买只能穿一年的便宜皮鞋而不去买一个正牌鞋，是因为他需要“拽”一下。

去石家庄食品城批发饮料，同样大小的可口可乐有48元一箱的，也有28元一箱的，小贩一点也不隐晦28元一箱是冒牌的。

其实，在很多偏远地方的农村，农民如果喝了正牌可口可乐一定会怀疑是假的，因为他从来没喝过真的。

第三个原因，由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带来的高效率使财富迅速增长，一些进入制造业和新行业的人很快发了财，而大批还没有资源和能力进入新产业的人会明显感到这个差距。

原来的邻居看着傻傻的，结果跑运输三年盖起个三层楼，其他人能不想抓紧时间想办法？

大家都往新产业钻，资源市场又有限，于是歪门邪道就越来越多。

也就是新兴产业容纳人群的能力和贫富差距大小也会促成假冒伪劣产品和其他癫狂的市场行为。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转变了呢？

技术进步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尽量大的在新兴产业，包括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实现了就业，中产阶级数量大幅度增加，贫富差距缩小，基尼系数呈现下降。

这会使国内市场对低劣和假冒产品的需求迅速减小，也使通过造假和其他违法经营的冲动降低。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来，由于韩国、日本、台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基尼系数在减小，贫困人口人数基本上没有了。

因此，国内支持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大大萎缩，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或其它严重违法经济行为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人也就少了。

而与他们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的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市场混乱程度就高于前面的国家。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查出大量奶农和中间商掺假，很多网友认为是把责任推给了穷人，表示气愤。

其实，正是这些人才有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动，富人们根本不屑干这个。

查查其他惊心动魄的类似事件，都是小业主和农民犯事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走了一条先假冒伪劣，后市场规范的道路，而中国沿着假冒伪劣的道路一直走了下来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市场癫狂得让人目瞪口呆

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很特殊，一些制作假冒伪劣产品的手法，危害程度让人匪夷所思。

从阴沟里捞脏油提炼出食用油，在食品里添加危害健康化学原料还可以想象，而杀人卖钱的生意都有人敢做，山西和很多地方的煤窑、砖窑竟然捡起在中国消失了2000多年的奴隶制。

中国市场经济的癫狂程度确实让人目瞪口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中国的“专家们”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

西方长期‘重商’，一直是交换充分的市场经济。

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市场发育不成熟。

这个说法也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经济。

市场自身具备解决所有经济、社会弊病的能力。

而且，中国人道德约束很严重，几千年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奴性严重，胆小怕事，脑子里“重农轻商”思想根深蒂固。

专家们告诉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存在问题的出路在于彻底解放思想，向西方拼命学习，加快市场化速度。

古代不是市场经济，解放后又实行了计划经济，也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历练，，没有商业头脑。

因此要彻底解放思想，“凡是没有命令禁止的就大胆干”。

这些话听起来逻辑严谨，顺理成章。

可假如中国人确实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生手，这样忽悠还有点效果。

如果中国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熟手，恐怕就要出乱子。

事实恰好相反，王小强的《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曾经论证了一个道理：

在整个农业经济时期，全世界只有中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

下面把这个论证简述一下：

交换来自分工的发展。

恰好是小农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

农业时期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小，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劳动力人数少则一两个，多不过七八个。

因此，这样的经济体不仅不可能包揽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也不可能生产包括盐、药材、铁等生活生产用品，甚至连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也很难种全，且不说金融、教育服务行业了。

小农经济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交换的经济体。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才能够“自给自足”呢？

是西方整个农业时期的“奴隶主庄园经济”和中世纪的“领主庄园经济”。

这些庄园小的十几平方公里，大的上千平方公里，拥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农奴。

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包括几乎所有当时需要的手工业，种植大部分必须的农产品，甚至包括当时可能的服务业。

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只有大宗物资和奢侈品才需要与外面进行交换。

中国的精英们对于分工和交换的简单逻辑都不能分辨，竟然编造一个“男耕女织”就满足整个农业时期的分工，确实也太富于创造精神了。

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供求规则，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

发育完整的市场经济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所有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都是允许交换的；

度量衡是统一的；

交换的媒介——货币体系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换任务的。

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

中国自秦“除井田，民得卖买”，土地就允许平民参与交换，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无论商人、地主、农民都可以买卖土地。

土地所有权变更频繁。

“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描绘。

同时期待西方，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主要通过“赐封”和“褫夺”。

英国1290年在欧洲首先颁布了“买地法”，但买卖只在贵族和教会之间进行。

西方“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商人、市民不允许参与土地交易。

一个最基本生产资料都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经济，怎么称为市场经济？

同时，中国古代雇佣劳动很普遍。

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地主的土地上和作坊里以自由人身份打工挣钱。

一些贫困农民在农闲期出外做佣工更是经常的事。

但西方无论罗马时期还是中世纪，主要劳动者是身份不自由的农奴，他们与主人之间并不是雇佣劳动关系。

充分发展的市场交易需要统一的度量衡才能进行。

14世纪的法国，“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

……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

……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我想不用我在这里再赘述一遍，铺天盖地的报道已经让我的陈述没有任何意义。

在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三鹿”之前，很多媒体已经对问题奶粉有所察觉，但统一的是，他们没有指出确切品牌。

更多的是用“某品牌”来代替三鹿的名字。

三鹿奶粉问题被证实之后，又加上相同问题引起的中国奶业的动荡，使得记者简光洲在很多人眼里成了“中国良心”的代名词，有很多读者和受众认为，简光洲应该去参评普利策奖。

甚至有很多人在褒扬简光洲的同时不遗余力地骂其他记者没有良心，没有道义，不敢出头。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是一笑置之的，因为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就证明他不在传媒行业，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被刊发的稿件未必就是记者的原稿。

一篇稿子只有在经过了重重审核，修改编辑校对之后才能予以印刷或者予以传播。

所以，简光洲原稿上点名的“三鹿”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还能幸免于难，不单单是简光洲一个人的事，更多体现的是总编辑，或者责编，或者副总监的宽容。

我相信在简光洲之前，一定有许许多多的记者点过“三鹿”的名字，但是很不幸，他们的“三鹿”被无情腰斩。

是记者没有良心？

是领导没有远见？

都不是。

在一个事情没有确认之前，或者国家相关检测没有出来结果之前，任何臆断的猜测和想法都是没有立足点的。

就像为什么预报地震那么难，因为地震的预报不容有误，一旦失误，几万几十万人的迁移，背井离乡那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和一个小问题。

媒体也是一样，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婴幼儿肾结石是因为服用三鹿奶粉所致的情况下，乱发消息，散布谣言，导致人心惶惶，那才是媒体的失职。

有良心的人很多，善良的人很多，但是有些善良的人能够登上大舞台成为人人颂扬的楷模那就未必是一个善良二字能涵盖的。

善良成一种榜样和艰苦的奋斗到成功是一样的，在自身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还要有机遇。

我很欣赏简光洲，能够指名道姓说出三鹿证明了他的良知和道义。

就像奥运会上的邱健，没有自己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心理承受能力，即使埃蒙斯输了，冠军也未必是他的。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良心道义也是需要机会表达的。

自简光洲被圈上光环说是“中国良心”之后，在很多人谴责其他记者和媒体的时候，我一直想写以上的一些文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才能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也是一种机遇。

在我刊发之前，也许也已经有好多记者媒体从业人员圈内人士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说不定观点还差不多。

也许我想得比他们早，但是读者受众早先看到过他们的文章。

这和简光洲被认定为第一个点名三鹿的记者，而其他点名了却被腰斩的记者异曲同工。

所以英雄所见略同，第一个发声（这个声要发得出来）才是关键。

2018年个人三问三解心得体会

一、回顾历史。

作为一名书记员，一名法院普通干警，一名共产党员，法律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我看来，都应时时回顾学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些往常我们嘴里就能蹦出来的话，听起来是那么熟悉，可真正能经常回头认真思考地又有几人。

清楚自己的来历，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明白自己一生所担负的使命。

对中国共产党90年风雨历程的短暂回顾，让我看到了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救民于水火牺牲精神，到今天建设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总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一名党员更应努力学习，践行为民宗旨，落实到本职工作，切实抓好“三查三进三解”主题活动这一良好契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认清现状。

世界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