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若干基本问题探讨0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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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税收立法的宪法原则．又称依宪治税原则。

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一是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

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征税主体权力的科学设置和对纳税主体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两个层面上。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限法定、税收立法程序法定、税收立法范围法定。

权限法定是指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要依法行使；

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范围法定是指税收立法要保持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实施。

　　税收立法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反映在税收立法层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普遍参与原则，即立法过程要广泛吸收各层面纳税人参加，要体现公开透明。

二是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

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立法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应该是对称的，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不应存在权利（力）义务的差距。

　　税收立法的效率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

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成本最低原则：

程序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期间最短原则。

　　二、税收立法制度

　　税收立法制度包括税收立法体制的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的制度、税收立法权分配的制度，税收立法程序的制度、税收立法监督的制度以及税收立法与有关方面关系的制度，等等。

本文重点分析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等几个制度。

（一）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运行和税收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

它由三个要素组成：

一是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性质、种类、范围、限制、各种税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

二是税收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运行的原则、过程、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三是税收立法权的载体体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税收立法权的立法主体或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形式与程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现代世界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单一的税收立法体制。

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体制。

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一级一个政权机关行使，而不是由几个中央政权机关行使：

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各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

　　二是复合的税收立法体制。

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根据立法权归属的不同，有议会和总统共同行使和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使两种。

　　三是制衡的税收立法体制。

这是指税收立法权建立在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原则基础上的税收立法体制。

这种体制下，立法职能原则上属议会，但行政首脑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体制是—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并存的特殊税收立法体制。

所谓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法律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三部法律是经中央立法机关颁布的。

所谓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立法除仅有三部具备狭义法律效力外，其余的均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这些均属授权立法），而更多的则是不具广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无论单一的一级税收立法还是复合税收立法（中国的这种复合立法体制不是典型的复合立法体制，所谓“复合”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复合”立法），中国的税收立法权仅限中央，而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

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税收立法体制，应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单一的两级税收立法体制，这也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税收立法主体

　　税收立法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在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依法有权进行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

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应包括与广义税收立法体制相对应的授权参与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纳税人代表。

在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级国家机关。

因此，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授权条件下具有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具有税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三）税收立法权限

　　1．税收立法权的内涵。

税收立法权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

从横向看，有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立法权；

从纵向看，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

从性质看，有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非立法机关（即授权机关）的立法权；

从体制看，实行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国家，只有国家立法权，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则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等等。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立法的核心，科学地界定与配置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助于防治专制擅权；

二是有助于实现立法制度化和科学化：

三是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不同机关立法的任务与目标；

四是有助于监督立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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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税收立法权的范围。

《立法法》是一部专门规定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范围的基本法律。

税收法律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法》第七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国家立法权是指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以整个国家名义行使的，用以调整最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级别和地位的一种立法权。

根据这一规定．税收法律（狭义）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无此权力。

《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至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即在税收立法中哪些“基本制度”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采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立法法》并未明确界定，这给税收立法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也是诸多税收“行政法规”迟迟不能上升到”法律”级次，“税收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的根源之一。

因此，具体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是税收立法的当务之急。

我们认为，”税收基本制度“是税收法律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规范一般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具体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制度；

二是税收立法权限制度；

三是税收管理体制制度；

四是征纳双方的权利（力）与义务制度；

五是税收执法责任制度；

六是税收的处罚制度；

七是税收救济制度：

八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

九是税务中介机构制度；

十是涉外税收制度。

等等。

　　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

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在“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

但对”条件成熟”和”及时制定”没有具体条件和时间的规定，这给税收立法的及时“升级”留下了缺口，以致一些改革方案比较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检验”仍不能”及时制定法律”。

其实，《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收法律。

而行政法规只能围绕执行这三部税收法律来制定，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凡与这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行政法规均无法律依据，从而均属无效法规。

改变这种税收立法实践与《立法法》严重相悖尴尬局面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已基本成熟（不可能完全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尽快”及时制定法律”。

　　税务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范围。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

但同时又规定，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事项”。

如果上述分析行政法规时的逻辑推理成立，那么同样，凡与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税务部门规章均无法律依据，从而也均属无效的部门规章，而实际情况是部门规章在广义的税收“法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可见一斑。

　　3．税收立法权的配置。

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两个层面。

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是指税收立法权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配置。

目前，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主体身份本末倒置，集中表现在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背离，其直接后是税收立法层次低、质量差、权威性不高。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国务院与省级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省级税务局之间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的税收立法权之间的配置。

显然，纵向税收立法权的配置较为复杂，涉及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三个法律层面的关系与内容。

目前，税收纵向立法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存在较大反差，即法律规定上。

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国务院，而税法实践中，地方则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

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

一方面地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享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以调整和配置资源；

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上地方拥有游离于国家税法体系之外的许多税收立法权．从而破坏了税法的完整与统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的决定为解决税收纵向立法权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但真正要解决纵向立法权问题尚有待逐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到“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

从法律意义上讲，地方享有适当税收立法权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税收征管法》却设置了法律上的某些障碍，但《立法法》的法律阶位是高于《税收征管法》的。

因此，我们认为，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应做好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