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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问题标准表述】

[深度分析]

在2008年的低迷和2009年的高潮之后，2010年的中国楼市站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调控成为年度最热的词汇之一。

从2010年1月份的“国十一条”开始，房地产调控疾风骤雨般地展开，“新国十条”、“国五条”、提高首付门槛、三套房停贷、“限购令”和“限外令”等让人眼花缭乱、力度空前的“组合拳”使房地产市场调控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最吸引眼球的部分。

与以往的楼市调控相比，2010年中国楼市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保障性住房的重要性已经被调控部门充分理解，居有其屋的概念也被重新认识，廉租房和公租房将成为保障性住房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住房保障方式也将从“以售为主”向“租售并举，以租为主”转变。

继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后，北京市于4月30日制定《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再推十二条调控措施。

作为第一个积极响应“新国十条”的地区，北京出台的实施细则明确提出：

从5月1日起，北京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

这是全国范围内“限购令”的开山之举，旨在对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实施严厉打压，成为北京楼市年内的一枚重磅炸弹。

几个月后，深圳、上海、广州等十余个大中城市陆续颁布“限购令”举措。

[保障性住房问题权威观点]

向低收入群众提供更多实用价廉的住房。

——胡总书记

[保障性住房问题表现和影响]

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开工建设580万套，北京市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22.5万套，超额完成全年新开工13.6万套的任务。

相当数量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一方面可以让无力承担高房价的中低收入者居有其屋，一方面将改变中国楼市供应结构，缓解供需矛盾，改变“只涨不跌”的预期，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拿出了2011年新增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天量”计划，国土资源部再曝光土地违法，2010年年末有关部门的这些表态和举措传达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坚强决心。

中国楼市已经开始从“价高者得”的野蛮生长走向注重普通人福祉的平民时代。

[保障性住房问题措施]

一是完善准入机制。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三级审核、两级公示制度，确保住房保障资源真正用于需要保障的对象。

二是完善动态监管机制。

依托“数字房产”信息管理平台，与社保、税务、银行、证券等机构的信息管理平台合作，积极探索建立资格审核协查机制，实行动态监管。

三是完善退出机制。

为促进房源合理配置和流动，强化退出机制的刚性和力度，对年审未通过而需要退出住房保障体系的对象实行逐步退出，并引导和鼓励退出家庭通过自行买房或租房实现“住有所居”。

公务员申论热点三农问题

来源：

未知编辑：

雨落纷飞发布时间：

2011-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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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

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节目不计其数。

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了农产品剩余、卖难;

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收入问题不得解决。

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是农民的贫困、落后。

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

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

缴税重、缴费多，负担沉;

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

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

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

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甚至失去“生存权”;

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

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

对本应是自己的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价征用的义务;

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

这是农民的“民权”问题。

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补助”、接受“指示”，还时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

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

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参加;

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定的候选人;

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

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

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

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级待遇”的纪律处分。

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说的。

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

但是，“三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

要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

“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

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

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

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

“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

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

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

公务员申论热点农村养老

贵州余庆县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纪实“两户”家庭生活水平需要保障，余庆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南部，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34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1%）。

2003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1.6‰，自然增长率为5.8‰，比全国6.01‰的自然增长率略低。

据专家测算，如果按1963年至1973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计算，实行计划生育30年间全县少生了18万人，这对余庆县意义非同寻常。

但同时当前农村“两户”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显得日益紧迫。

据余庆县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该县30年前第一批实行计划生育的“两户”生活水平，当年远高于全县的平均水平，此后逐年下降，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

2002年，“两户”总的生活水平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达1108元。

省计生部门的负责人说，贵州农村贫穷落后，在目前还主要是土地养老、子女养老的情况下，农民一上年纪，或是一子服侍两老，或是二女外嫁身边无人，很容易陷入困境。

不能让曾经自愿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为余庆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两户”家庭老来无着落。

余庆县委、县政府于2002年开始探索为“两户”提供养老保障。

该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有“两户”家庭20455户，要一下解决所有“两户”家庭的养老问题困难不小。

该县对多种养老方案进行了测算和比较：

如果投商业养老保险，财政一年要拿出2000万元，几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3，负担过重，而且投保人60岁后每月只能领取13元的养老金，回报太低。

如果以政府出资，通过企业赢利来维持养老院，则风险大且不易操作。

几经权衡，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余庆县决定以政府为主，建立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

能基本满足“两户”的生活需要

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从2002年起，每年在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后逐年递增0.1%，直至达到财政收入的1%。

二是从社会抚养费和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部分中提取20%。

三是县里有收费项目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党政干部每年捐资一次。

按此办法，余庆县2003年共筹集资金147万元，61名年满60岁的农民，从去年1月开始每月领取养老金40元。

根据当地目前生活水平，一家两口每月80元、每年960元养老金，可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5月18日，记者冒雨走访了3个乡镇的8户“两户”家庭。

提起这笔养老金，老人们都感慨道：

做梦也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周到，每月给我们“发工资”。

65岁的宋洪林说：

“现在不光是我彻底甩脱了担忧，就连那些三四十岁的计划生育户也打消了悲观，有望头啦!

”

71岁的汤本昌说起去年养老金兑现大会上喜极而泣的情景时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

作为“两户”代表，他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可是站在麦克风前，激动得只喊了3个字：

感谢党!

便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

白泥镇上理村杨秀伦家，是全县最困难的家庭，他本人身患重症，爱人残疾，13岁的儿子寄住在亲戚家读初中。

走进已十分破旧的木瓦房，全部家当价值不过几百元。

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