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与文澜阁陈训慈Word文档格式.docx

西湖与文澜阁陈训慈Word文档格式.docx

《西湖与文澜阁陈训慈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西湖与文澜阁陈训慈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今阁书虽移藏于其西之浙江图书馆，而异地来杭观光者，犹莫不一访书楼，以赏鉴阁书上“古稀天子之宝”之旧印，而缅想清高宗颁书泽被之广，与后此遭劫兴复之往事焉。

近人有谓晚清江浙文教之得免于陵替，文澜阁实与有功：

　　盖旧日书院府县学旧书，大抵稀得公览，而阁书则听学者诣览传写，故不仅学者著书，颇有凭藉阁本以成其学者（如胡培翚著《仪礼正义》，陈奂著《毛诗传疏》，皆曾寓西湖查阁书），即刻家之辑刊故籍，亦多倚为底本或校勘之资（如守山阁丛书，最近海上刊书亦时有就抄校者）。

其影响之远，殆难尽言。

观于最近来浙馆求浏览阁本四库全书者，犹终岁不绝，且有远省学者，赁居孤山，日来研摩，经年不辍者；

是可见其沾溉之广，无间今昔。

自咸丰以后，文源本既毁于西人，镇扬之宗汇二阁又尽失于太平之役。

今则文溯既已陷于伪满，于是四库原有七阁在今日我国权之下者，已成鼎足惟三之势。

文澜阁本为商务影印四库珍本之所据，虽有运存首都之说，至今未能公开。

而文津阁本藏北平图书馆，又远在北方。

于是自齐鲁以南，四库全帙之可以公诸士林者，仅此文澜阁本一部而已。

是则谓文澜阁书之所以陶育辅成中国学术之研讨者，几于泽被全国而未有穷，亦未为过言矣。

　　民国二十一年春，余来承乏浙江图书馆，其时阁书归馆藏已二十年，常登临摩挲，感念前贤之劳绩不置。

因溯阁书之历劫复完，实多钱塘丁松生先生之力，而是年适为公百龄诞辰纪念，爰以九月举为丁氏文物展览会，编行纪念专集。

复以阁书犹有缺卷，当向北平图书馆文津阁本抄补《三吴水考》所缺二卷；

而阁书原本乱后散在人间者，亦有陆续访求收回者。

每遇馆中文物展览，又辄为标类陈列，近复就馆中辟为“四库文献陈列室”。

至重编阁志阁目之事，虽未竣事，而馆友张君已有阁史之作，余亦先有《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一文，且有浅说以诒阅者，皆可考览，会越风杂志社编者有“西湖特刊”之辑，以文澜系湖上书林重要之掌故，一再属撰关于文澜之往事。

辞不获已，爰抒写大凡，惟世之关心文教者，知之夙详，区区斯纪，殆无足为益耳。

二、人文渊薮建阁颁书

　　浙垣之公家藏书，渊源甚夙，而自宋南渡以后为称著。

其时临安为行都所在，纪家桥东之“国学”聚书甚富。

及胡元入主，即太学旧基建西湖书院，院中既搜藏图籍，其书目今犹有碑记可考；

更复刻经史巨编，至今藏家犹珍院本。

清初崇饰文治，杭府学尊经阁及敷文书院等皆有藏书，惟不供众览。

清高宗好大喜功，既勤远征，渐耽宴游，南巡之际，始建行宫于孤山之圣因寺。

（乾隆六度南巡，始于十六年三月抵杭州，以后每南巡必至，极游赏之娱，今所留遗迹题咏犹多。

）每感湖山幽美，人文俊秀，贮书翼教之动机，殆已萌于此时焉。

　　关于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之动机与经过，各家论述至多，兹限于篇幅，不复多赘。

盖乾隆内治外征，事多效颦乃祖康熙，而更思超轶前代。

中国一大类书之《古今图书集成》既成于康熙（至雍正三年印成），于是帝乃思于纂印群书之外，更网罗古今载籍，编成一大丛书，以示崇饰文治之极轨。

又以满人自入主中原，虽威胁利诱，犹未戢汉人之反感，则思因编纂之征书为一度总检举，期以禁毁违碍诸书，且藉此以羁縻才智于校勘考证之中，消磨其种族黍离之念。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下诏开四库全书馆，任纪昀、孙士毅、陆锡熊为总裁，而襄其事者复多罗致一时绩学之士（如朱筠、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等）。

阅十二年，始陆续写成四全部，每部都三万六千册，分贮于禁中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沈阳之文溯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通称内廷四阁）。

　　浙省之决定分藏四库书，系乾隆四十七年事，而颁藏则始自五十二年，约至嘉庆初年始竣。

初上谕谓“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现特发内帑银两，再行缮写三份，分贮扬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内，今拟改建文澜一阁，以昭美备。

”并指定寺后之玉兰堂为地址，而受命督建之陈辉祖，以地势潮湿，改请筑于堂东藏书堂后。

此时藏书堂本已领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后即为阁藏之一部。

计外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后为大池，池中架石树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廓，就中建阁五间，凡三层。

此为文澜阁初建时之情形。

今阁宇虽系重建，但阁式与四周亭榭，皆依然犹昔也。

　　文澜阁既藏四库全书，自需员司管理及治事之费，大抵由浙省盐税支给，其后间取之厘捐，惟清代此阁管理之权，始终操之盐政（即两浙盐运使司之简称）。

当嘉、道、咸三朝，阁之管理经制情形，以文献散佚，莫能备稽。

惟知最早掌阁事者为陆费丹叔先生（墀），以勤职称；

道光间有周竹所任司事，以故去职，另设训导一人管锁钥，程次白（黼）任之，别有晒书一员；

咸丰间即太平军之乱以前，与典守之事者有仇豪士养正、陈琴齐其泰、陆匊珊光祺诸君。

匊珊先生杭人，工书画，其后书劫之余，丁氏拾残集书，曾为绘书库抱残第一图者也。

（《文澜阁志》上摹印乱后阁本排架图，亦陆氏绘。

原图今存丁氏。

）

三、庚辛之难阁圮书毁

　　昔牛弘叹藏书之五厄，固以私家为尤甚；

而兵火之劫，则公家藏书亦每难幸免。

道、咸、同之间太平天国之乱，历时十四年，蔓延十六省，破城六百余，虽一二领袖，怀抱去暴兴汉之远志，而军行所至，纪律不讲，至咸丰末驰突江浙，焚掠至惨。

镇之文宗，扬之文汇，并以咸丰二三年间太平之乱而尽付劫灰（参见莫友芝上曾文正书），而文澜阁书亦同遭此难。

　　吾人皆知太平军之陷杭州，第一次在咸丰十年庚申二月，第二次则在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一月，故浙人通称庚辛之祸。

庚申之役，太平军李秀成军以二月廿七日陷杭州，以清军援师踵至，盘踞六日即去。

当时湖上已入其手，阁书自已受侵害，惟为时既短，初无大损。

迨太平军失利于上游，李秀成再竭精锐以图浙，故辛酉九月围城，十一月廿八日杭垣再陷，其时李军胁从既杂，焚杀遂烈。

自是省垣陷于太平军者，凡三年又三阅月，而文澜阁地处城外交通冲要，尤易被兵。

不惟太平徒党据为营舍，奸民宵小且乘间潜入，珍籍先散，阁宇旋圮，其事虽不可详考，而书之散佚则自初陷时即已可见。

当时留下市上小贩，食物买卖，多裂四库书纸裹包者（见《丁松生年谱》），可见乱民因贪小利攘取而散之民间，其无知识而重惜字者，收散叶焚化之者，亦往往有之。

其不胫而走，辗转归于有识之藏家或巧黠之书贾者，亦难数计。

如震泽生员徐葵之乱后在沪上收集库书至五百四十九本，从此可想知散失之多。

于是而有人焉，恫文物之失堕，动保存之善念，冒险奔走，拾残搜阙，卒为后来兴复之基者，厥为钱塘丁松生先生。

四、丁公拾残谭抚建阁

　　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之藏书，声闻宇内，今后人虽不克长保，但南京国学图书馆之珍藏，及比年先后印传于世者，犹多八千卷楼之精本。

至于丁氏竹舟先生（申）、松生先生（丙）之高风懿行，杭人士口碑传诵，至今不衰，学人谈武林掌故者亦多推重。

余尝寻绎旧闻，撰次《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一文，述为六事，兹不复述。

（见浙江图书馆月刊一卷七十八期）俞曲园先生之传先生，以为其一生事业，可纳为“存文献”、“筹教养”二大端，而保存文献之事甚多（如修建古迹、辑刊遗著），要以兴复文澜之功为大，袁爽秋先生（昶）所谓“以修复阁书蕴括众行之尤大者，其贤不可及也”。

盖当兵火乱离之中，人皆以救死扶伤为急，而二丁先生独伤阁书之沦佚，引收拾残编为己任。

初则流迁甬绍间，至留下与兄相合，获阁书数十册；

自是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残书，运至西溪，遂出乌戍，几为太平羽党所害。

悉运至沪，后复溯江赴如皋泰州，在冷摊亦有所获，更托书贾周京以惜字为名，由杭州收购残书八百束回沪。

至同治三年二月，清军复杭州，两公综其先后收拾之阁书，益以震泽徐葵之所收者，爬梳整理，得八千余册。

当时大乱初定，不遑修复故阁，乃建议当道，悉呈缴其所得藏诸府学尊经阁，当局采其议，遂以六月移藏。

当时竹舟先生任阁董（与同任事者为林桂山、吴颂音、徐印香三公），然两丁公以阁书残损犹甚，蓄意出资购求，同治五年以后之六年间，又继续收缴三百余册，连前共得九千又六十册（内《图书集成》六百七十三册），录目呈报，规定经费，请报部备案。

同治末年，又以阁董三人已去职，仅遗竹舟，乃举贤自代。

于是浙抚别委丁祭局董事陆点青（檀）等四人任阁董，而松生先生与焉（光绪元年）。

先生既居其名，益不懈初志，进而襄赞当道修复故阁之役，后且复谋抄补阙简焉。

　　太平乱后，左文襄（宗棠）巡抚浙江，安辑流亡，松生先生献助孔多。

即如崇文书院、诂经精舍、敷文书院文教之业，左公亦命松生先生监造修复，但未遑修建文澜（据阁志，曾估修，惮工巨而辍）。

光绪五年冬，茶陵谭文勤公（钟麟）来任浙江巡抚，谭公曾守杭州，心许松生先生之热心文教，至是遂决拨公帑，以兴复文澜旧阁，而属松生先生与应宝时先生主其事。

　　修阁字之经费，当时预估值一万二千九百元，其后连刻碑等杂费共一万八千元，由厘捐局就丝捐支给。

丁先生与邹寅先生实董其役，始事于光绪六年十月，工竣于七年九月，于是劫后故阁，焕然一新，园亭之胜，过于其旧。

张子祥（熊）为绘文澜补书图，谭公欣然跋其后，称其有志竟成。

翌月，遂将旧藏尊经阁之四库全书移藏原阁；

“担负络绎，赁湖舫以达孤屿”

（引张大昌《丁先生寿言》），谭公乃报其事于朝，并请颁给文澜阁匾额，以松生先生归美其兄，遂以奏请，故竹舟先生蒙四品之殊奖。

盖自遭辛酉之难，至此适二十年，虽书未全复，而阁与书得以复合而恢旧观矣。

此固微谭抚之辅翼文教不及此，而松生先生之冒险拾残、急公好义为尤足多也。

　　自七年书阁修复以后，受命为阁董事者，先后有沈兰舫（粲）、王同伯（同）、孙和叔（树礼）、孙康侯（峻）、张砚孙（荫椿）诸先生（康侯、砚孙二公任事至宣统三年五月）。

沈王张三公先殁，康侯先生老健，比年余尝数往谒，不幸于廿五年一月一日作古。

和叔先生年事更高，

卜居海上，余方探知寓址，将往谒而叩以文澜与省垣掌故，乃亦于客夏逝世，老成凋谢，于是阁史之口碑传述，亦渺不易求矣。

　　文澜阁四库全书，初颁时都三五九九O册，而当阁修成原书迁回时，实为八三八九册（《图书集成》在外），持较原帙，实仅四分之一。

丁松生先生既拾残于先，更矢愿从事钞补阙简，以期复全璧。

乃设局东城讲舍，悉出其家中珍藏之副本，更复百计罗致藏家之底本，持谠议于群疑之中，躬致力于抄校之役，藉谭抚之信任终始，得以排阻难而成功。

自光绪八年至二十三年，得以抄补或配抄残帙二万三千余册，合乱后所收残本都得三万四千余册，实支抄费五万一千六百缗。

虽篑覆之盖，犹待方来，而兴复之功，大体己告厥成焉。

　　于此有须一述者，即四库全书以外之阁本，其乱后之收购颁赠，复多谭文勤之力；

而整理续藏，松生先生之功亦不为小。

初文勤自鲍氏知不足斋购得《图书集成》全部（松生先生亦曾为补残帙），阁成即以归阁；

而《剿平粤匪方略》，亦以文勤奏请颁浙庋阁。

其后文勤升任闽浙总督，心不忘浙，又将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寄浙赠阁。

至阁藏《全唐文》一书，原亦嘉庆间之续藏，乱后散佚，则由松生先生将八千卷楼自藏一部相赠。

此亦吾人今日抚摩阁藏，所应饮水思源而不能忘者。

　　阁书抄补之役，书多工巨，终松生先生之生而未竟功。

惟当时抄书费之一事，颇可资吾人之谈助者，据补抄阁书章程第十四条云：

“抄资每千字钱四十文，校资每千字钱十文。

”今南北大图书馆传抄计酬，多定每千字三角左右，书估亦多给一角者。

以今比昔，相去至远，此固由于生活价之低，然书生生活之艰，亦从可见矣。

五、辛勤抄补光复旧物

　　丁氏之抄补四库阙简，略如上述，计先后购回残帙及抄补所得，已得三四七六九本之多，其翼教嗜义，功诚不朽。

然当时因写官学力不一，出自众手，间有重抄成分册不同者，故不论所阙待补者犹千余册，即补完缺卷编目整理，亦多有待。

松生先生既殁（光绪二十五年），久未有人赓其未竟之绪者。

及民国以后，赖省人士之协赀献力，先后数举，辛劬备至，使今之文澜阁四库书，得复其全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