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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证既为毕业证书也是学位证书。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附有“辅仁中学的《本校历届毕业生》名单”，其中第八届（1929年）中第一位是“钱锺韩”，其次就是“钱锺书”，介绍钱锺书时写为“北平清华大学肄业”。
钱锺书既然已经从清华拿到毕业证为何还是“肄业”呢？
个中原委从吴世英《毕业五十年杂感》中可略知大概：
“1933年夏，钱锺书快要毕业的时候，华北局势恶化，日军侵犯热河，学校当局为了顾全学生的安全，提前放假，紧急疏散，第五级同学未经大考、毕业考，也没有任何仪式即毕业了。
”（转引自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说，钱锺书这一年毕业，清华什么都没举行，毕业论文估计也没写。
后来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一句话正道出了钱锺书本人的真实经历：
“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
”
以钱锺书当时的水平和成绩，他一毕业就直接到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当毫无争议。
外文系老师也确实有这个意愿，但他还是弃清华选光华，从而引起了后来的种种猜测。
其实钱锺书之所以不在清华读研究生，主要原因是他想出国留学。
在清华读书时他就流露出这种想法。
他的清华同学石璞教授（著名外国文学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回忆道，她和钱锺书同学三年，大学时代的钱锺书很有思想和追求，除了上课以外，把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
他们有一次在闲暇时交流学习心得，钱锺书无意间流露出了毕业以后到英国求学的想法，“没想到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钱同学就去了伦敦”。
（石先生2007年7月8日百岁生日会上的回忆，引自豆瓣网钱锺书小组）
国人留学海外肇始于1872年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幼童，此后至上世纪中叶，先后掀起几次留学热潮。
与钱锺书有深交的许渊冲曾说：
“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
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
而留学回国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
”（许渊冲《一弦一柱思华年》，《记钱锺书先生》，第60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说出了当时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
季羡林说，“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便身价百倍。
”（《季羡林留德回忆录》，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时局维艰，有个洋学历成了名利双收的事情。
刘半农当初以中学都未毕业的身份就北大教授，就因受不了学院派教授的歧视，而发奋赴海外求学位，终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同样未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钱穆，在得知钱锺书报考留英考试后，对他说一定要考上，“出洋镀金后大家自会另眼看待”。
（《夏鼐日记》1978年10月4日）钱穆此语似有隐痛。
对钱锺书这样想出国留学的毕业生来说，如在清华继续读研究生，有一点很要命，可能没有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
那么钱锺书从清华一毕业为什么不就去参加公费留英考试，而是在两年之后呢？
钱锺书毕业这一年，留英庚款公费生考送刚开始，到1944年结束，历时8年，每届少则9名，多则30名，共考送177名。
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有《国外留学规程》，对出国留学有很严格的规定，除强调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为主外，还规定公费生的条件，必须是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同时要有两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
（《中国留学史萃》，第29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从后来考取庚款名单的资历一览表可以看出，其中除一位任公职外，其他均在各大学任教职。
这也是钱锺书一毕业就去光华大学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锺书蓄意投考中英庚款奖学金，而中英庚款规定，应试者必须有服务社会两年的经历，所以他急要去教书，取得应试资格。
”（《听杨绛谈往事》，第84页，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而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与他同时大学本科毕业，为什么参加了当年的公费留学考试呢？
这是因为钱锺韩当年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时，“成绩为全校之冠”，“以成绩特优，未经服务，保送应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成绩亦冠全军，录取第一”,“由江苏省公费送英留学”。
（钱基厚《孙庵年谱》，《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35－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成绩特优，两年的服务期免了。
可惜的是，钱锺书在清华毕业时，学校未举行毕业大考，故无成绩可据。
秦贤次《钱锺书这个人》说，钱曾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最后一个学年无记录，“因时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与毕业考试”。
以他的成绩，如无意外，被保送考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钱锺书没有在清华读研究生，多少和他父亲也有点关系。
刘桂秋先生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夏，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当时钱基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
因此钱锺书拒绝了进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建议，来到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英文学。
（《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第1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说法和后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而入国立师范学院的缘由颇为类似。
但不是主要原因。
钱锺书到光华大学之后，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研”。
据沈毓刚回忆说，1933年，他开始读中学，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就和钱锺书住一个宿舍，钱锺书“在大学部教英文，刚从清华毕业，在做去牛津大学的准备”。
（《钱锺书先生与晚报》，《新民晚报》1998年12月26日）
1935年，钱锺书参加英庚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
钱基厚《孙庵年谱》：
钱锺书“得分独多，全榜第一，以西洋文学系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他是24名录取学生中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留学生。
从当时及此后公费留学的趋势来看，文科留学的名额是越来越少。
如1938年国民政府制订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凡往国外留学者一律暂以军、工、医各科与军事国防有关者为限，资格规定为公私立大学毕业后从事4年以上研究成绩突出者”。
（《中国留学史萃》第292页）如果再向后推迟一两年，他就可能没有机会公费出国留学了。
为何不在英法读研究生？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结婚后，夫妇二人同赴英伦。
钱锺书被安排上牛津大学埃克塞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
作为庚款留学生，他不需要入学考试。
“当时规定中英庚款留学生必须读B.Litt.学位。
”“这是很清贵的学位，都是大学毕业后去念的。
所以有人译作硕士或博士，其实相当于M.Phil.（Masterofphilosophy）。
”（《一代才子钱锺书》第136、150页）杨宪益也是牛津毕业（自费），比钱锺书低两级，开始读的也是学士学位。
他在《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回忆道，“那年头，一个亚洲或非洲学生想要进牛津，很难。
他们的机会仅仅是竞争在某个学院里的一两个名额而已”。
（第38页）“那时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加起来为数也不满一打。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中国上完了大学，到牛津来攻读高级文学士学位（B.Litt.），或拿到一张证书，这只需一至两年就能完成。
”（第51页）这说明初进牛津读学士学位是普遍的要求。
杨绛说钱锺书对攻读文学学士“不甚乐意”。
（《我们仨》第71页）
钱锺书在牛津第一年的课程都是预备性质，有的课不必考试，有些课必须经过严格考试，及格才能提论文题目，第二年才专写论文。
论文提出后，口试及格即授予学位。
从杨绛的回忆中可以发现，钱锺书读这个学位读得并不轻松。
他当时最头痛的两门功课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和订书学，古文书学因为粗心还补考过。
杨绛当时申请在牛津旁听。
她在《我们仨》中说，她“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
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
“锺书说我得福不知。
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
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
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
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
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
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
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第70－71页）钱锺书想继续读研究生的心此时开始动摇。
1938年夏，钱锺书顺利通过论文口试，领到一张文学士文凭。
“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
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
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
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
‘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
’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
”（《我们仨》，第90-91页）钱锺书就此完全打消继续读学位的想法。
“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
”（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此时国内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担心迟了回不了国，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在巴黎大学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年8月就动身提前回国。
留学生涯到此结束。
在没有拿到牛津学士学位之前，钱锺书是打算继续读研究生拿更高学位的。
在牛津的第三学期之后的暑假，他们到巴黎、瑞士走了一圈，在返回牛津之前，他们托在巴黎大学的同学盛澄华为他们代办了进巴黎大学注册入学的手续。
“那时我们打算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需有二年学历，所以及早注册入学。
”（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
文论戏剧卷》，第3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
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
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我们仨》，第83页）通过杨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介绍，当时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似乎很容易，博士论文甚至都有人找枪手代做。
顺便一说，钱锺书此时对盛澄华颇有好感，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唯学位头衔是务”。
（王辛笛《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记钱锺书先生》，第20页）可以看出他对求学位者的一些态度。
但钱锺书在领到牛津的学位证书后，却失去了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的兴趣，“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
（《我们仨》第91页）
钱锺书如果继续在牛津读硕士、博士是不是同样很困难呢？
按照杨先生的介绍，当时在牛津读研究生比本科要容易得多。
她说“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
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
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
吃饭比上课更重要。
据锺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
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我们仨》第72页）这就是上文杨绛所说的“吃饭制”。
这种说法在杨宪益、朱光潜等人的回忆中也有类似表述。
1940年，因为平时没用功，杨宪益的毕业考试只是勉强通过，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成了“稀有动物”（得四等荣誉学位的人很少）。
他说，当时在牛津，读满四年又取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只要多付20英镑住宿费，无需再次考试就能获得一个额外的硕士学位。
“我交了那20英镑，拿到了硕士学位”。
（《漏船载酒忆当年》，第77页）这难道就是世界顶尖大学培养人才的方式？
这和那些卖假文凭的野鸡大学又有什么区别？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想起陈寅恪早年对吴宓说的一句话：
“吾留学生中，十之八九，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如果“再吃两年饭就是硕士”，那钱锺书要在牛津得此学位当时时间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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