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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又是不斷演變發展，並非與政治同步發展，所以，我們以時代斷限作為思想的斷限固然能凸顯各代特色，卻也常常忽略了思想是跨越時代的漸進發展，以及兩個時代之間的轉變。

因此，將目光的焦點轉移到政權更迭之際的思想變遷，在思想史的研究上應有其價值。

本文即針對秦漢之際（西元前221、秦王政26年-西元前141，漢武帝建元元年）的思想變遷加以釐析，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全面的掌握這八十年的思想實況。

二、諸子百家混融

自春秋以後，諸子百家並起，創造了輝煌的學術文化，這種百家爭鳴的情況延續到戰國末年仍未稍衰。

秦統一天下之後，雖有焚書、坑儒的暴政，但並未焚盡天下書、坑盡天下儒。

到了漢初，學術思想承繼先秦遺緒，諸子各家都有發展。

有關漢初的學術景況，司馬遷曰：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伸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

先秦各家思想並未銷聲匿跡，而是在漢初繼續活躍於政治舞台，發揮影響力。

由此可見，先秦百家爭鳴的盛況，並沒有因秦代的扼殺學術嘎然而止，到了漢初仍餘波盪漾。

傅斯年先生更進一步指出：

周漢諸子是一氣，不能以秦為斷，是一件再明顯沒有的事實。

蓋入秦而實行的政策，如焚書；

入漢而盛行的風氣，如齊學之陰陽五行、如老子學、如黃帝各論、如神仙、如諸子之淆雜，無不在戰國晚年看到一個端緒。

而戰國各種風氣到了漢朝，差不多還都有後世，如儒墨、如名法、如辯士之好尚；

乃至縱橫，應該是隨分裂之歇息而止的了，卻反不然，直到武帝朝主父偃尚為縱橫長短之術。

蓋諸子學風氣之轉移在漢武帝時，武帝前雖漢家天下已七、八十年，仍是由戰國風流而漸變，武帝之後，乃純入一新局面。

（《傅斯年全集‧戰國諸子敘論》頁126）

先秦各家思想從秦到漢初的延續，可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漢人著作看出：

儒家類有《高祖傳》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賈山》八篇、《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終軍》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童》九篇、《公孫弘》十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等。

道家的著作有《捷子》二篇、《曹羽》二篇、《郎中嬰齊》十二篇。

陰陽家的著作有《張蒼》十六篇、《五曹官制》五篇、《公孫渾邪》十五篇。

法家的著作有《晁錯》三十一篇，此外，還有蕭何《九章律》（《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引）、叔孫通《傍章》（《晉書‧刑法志》卷三十引）。

縱橫家的著作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助》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雜家的著作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子》五十四篇、《荊軻論》五篇、《博士賢臣對》一篇、《臣說》三篇。

農家則有《董安國》十六篇。

先秦各家，除了名家、墨家之外，在秦到漢初都有後續的作品，而且數量可觀。

除了上述作品外，詩賦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棟；

兵家的作品也甚多，其他如術數、雜占等作品也是洋洋大觀，學術蓬勃的景象顯而易見。

學術的再度蓬勃與當時環境息息相關，秦自一統天下到下令焚書，有九年（西元前221-213）並未壓制各家思想，焚書到陳涉起兵只有五年（西元前213-209）的時間，因此，各家學說並未遭全面扼殺。

楚漢相爭期間，戰事頻仍，士無定主，大一統的帝國已經瓦解，又回到戰國群雄逐鹿的時代。

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即帝位，採郡縣與封建並行的制度，強大的異姓功臣、桀傲的同姓誅侯與中央王室鼎足而三，當時吳王濞、陳豨，稍後的梁孝武王、淮南王安、河間獻王，都是召集賓客，與戰國養士風氣並無二致。

諸子的傳授也因此而得以綿延，勞幹就明白指出這種情況，他說：

漢興之後，最初還是諸侯分立的狀態，當時的王國雖然是姓劉的宗室，但他們還是以六國的王自居。

所以，縱橫家的游士大行，《戰國策》一書便是戰國及漢初的縱橫家手冊中的一部分。

……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淮南王書》。

河間獻王大招經術之士，多得古文舊書，並且自立博士；

至於曹參相齊，也招集了不少儒生及黃老之士。

所以，當時諸子傳受尚廣。

（《秦漢史》頁93）

許倬雲也認為：

秦漢之際及漢初，伏匿的學者紛紛復出。

……其中少數幸而得到機會參加新興政治勢力之中，也往往以他們縱橫游說的能力，提供實用性的服務。

酈食其見信於劉邦，不是以儒術，而是以馮軾說服齊國田榮的功勞。

陸賈以客從高祖，善口辯；

常為漢出使諸侯，尤以出使越南，說趙佗歸漢，以及晚年調停陳平、周勃以安劉氏二事為畢生事業所在。

……漢初聚士，不僅在於朝廷，諸侯王也往往養士。

……這種「士」大抵未脫離戰國游士的類型。

（《求古編‧秦漢知識分子》頁486）

秦漢知識分子在寬鬆的、講究實效的政治環境之中，延續縱橫家的傳統，效力君王。

而養士風氣的再度盛行，也造就諸子學說發展的良好契機。

漢初百家爭鳴雖是春秋戰國的延續，且其爭鳴的形式、內容也與先秦有相似處，但是，畢竟時代不同而另有特色。

其最重要的特徵是「在爭鳴中走向融合」（韓養民《秦漢文化史》頁68）。

而這種各家思想的融合，自戰國末年已經開始，如《荀子》除了儒家思想外，明顯地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觀（＜天論＞）、陰陽家思想（＜王制＞）；

《老子》、《莊子》雖批判儒家的仁義忠信，《莊子‧天下篇》仍以儒家內聖外王的架構評價學術，而老莊正言若反，並非片面地否定仁義，而是反省仁義的流弊，追求合乎人性自然的真仁義。

《韓非子》是法家集大成的著作，也明顯受了道家的影響（＜解老＞、＜喻老＞），《呂氏春秋》更是雜家的代表作。

到了漢代，陸賈、賈誼的思想都含括了儒、道、法、陰陽，《淮南子》則以道家為主，綜合各家，都是趨向雜家化。

這種雜家化的傾向，一方面是各家學說高度發展後，自然產生的交流，一方面也是遷就政治現實。

漢代思想的雜家化尤其受後者影響，司馬談＜六家旨要＞曰：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司馬談認為各家思想都是針對現實、提出對策，基本上是合乎中國思想的發展，然而，先秦各家見解紛紜，各自不同，到了漢代，思想的融合已經是必然趨勢，加上專制政體已經發展成熟，士人為求主張獲得實現，不可避免的要有些退讓，因此，思想因融合而雜家化遂不可免。

司馬談的見解也被班固繼承，而《漢書‧藝文志》就有「雜家」，班固評述曰：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雜家遷就政治現實，因而思想上傾向融合各家，這正是漢代思想的特色。

這種態度與先秦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不同，蓋外在政治已成一統，士人想施展抱負，需要付出妥協的代價。

三、大一統思潮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光輝燦爛的時代，也形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典型，不論是政治、經濟、科技、文字各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與深遠的影響。

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秦、漢是中國典型專制政體的成立時期，在統一的大帝國統治之下，創造了璀燦的文化。

大一統的帝國雖然到了秦朝才建立，大一統的思想則可推溯至戰國中期，孟子答梁襄王「天下惡乎定」，提出「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主張（《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企望以仁義的主張一統天下，雖未能成功，這段對話卻足以顯示當時君臣都企盼天下能歸於一統。

戰國末年的荀子、莊子、韓非子則分別從儒家、道家、法家的立場，批判並吸收各家思想，表達思想融合、一統的傾向。

《呂氏春秋》也表達同樣的意見：

《呂氏春秋》載：

一則治，異則亂；

一則安，異則危。

（＜不二＞）

君必有將，所以一之也；

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

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

（＜執一＞）

在政治上要求統一，更進一步在思想上要求統一。

呂不韋作《呂氏春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綜合各家思想，為即將實現的大一統政權制度提出新的統治思想。

秦始皇一統天下，結束了封建王朝的局面，完成軍事上的統一。

在思想的統一上，秦採取高壓的手段，企圖實踐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理想（見《韓非‧五蠹》；

又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語），因此，有焚書的政策；

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的理由，是要消除士人議政的戰國餘習，因為這些「道古以害今」、「虛言以亂實」的私學，會議論官方政令，使民眾無所適從，政令因而無法貫徹，君主的權威也無由建立，這與「別黑白而定一尊」的一統帝國相違背。

（《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因此，要實現政令一統、民務農戰的法家理想，必要禁絕各家學說。

焚書的政策，往往成為後代批評始皇暴政的代表，當然秦朝速亡與禁絕各家思想有關，這一政策也非良策，但是，它透顯的思想史意義是：

統一的帝國在完成軍事政治上的一統之後，必定會著手思想的統一，其背後的動機就是為了維持帝王獨尊的權勢，與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

漢朝初立，開啟中國布衣將相的局面，完成一統帝國之後，也面臨了如何鞏固帝國與選擇統治思想的問題。

秦朝覆亡的教訓，使得漢代君臣嚴厲批判法家，在文化政策上，也因應情勢，改採寬鬆的態度，如高祖大度，「好謀、能聽」（《漢書‧高帝紀》卷一）、惠帝除挾書律、呂后廢妖言令、河間獻王廣求遺書，都造就了一個較開闊、自由的環境，先秦各家思想因此再得發展，所謂「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史記‧儒林列傳》卷一百二十一），在秦代最受壓抑的儒家都能復甦，何況其他。

漢初這種迥絕於秦代獨尊的兼容政策，並非意謂漢初君主不想謀求思想統一，而是政局並非真正統一，還有壯大的異姓功臣、同姓諸侯，真正的一統政權還沒有完全建立；

而漢初君臣大都出身民間，並沒有學術思想背景，除了秦亡的教訓之外，並無具體的實踐能作為統治的依據。

因此，他們必須在政治實踐中去摸索、認識、確立新的統治思想。

漢初君王對思想學術採取兼容並蓄的寬鬆態度，正是他們摸索過程中不刻意否定某家思想，而欲兼各家之長的表徵。

在摸索的過程中，各家思想互爭長短，而先秦思想到了漢初，名、墨二家已逐漸式微，始終活躍、綿延而壯大的，只有儒、道、法、陰陽四家，漢初的主流則是儒、道兩家。

兩家為了爭取成為漢代的統治思想，常有互相論辯、爭鬥的事，所謂「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卷六十三），如景帝時，儒者轅固生與黃生的辯論、與竇太后論老子，以及武帝的崇儒運動受到竇太后的阻撓（《漢書‧武帝紀》）……等皆是。

而《六家要旨》也代表司馬談以黃老道家評論各家思想；

武帝時，淮南王劉安招集賓客編纂的《淮南子》，其自許為「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

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牽繫之物，而不與勢推移也。

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宨。

」（《淮南子‧要略》）兼綜各家思想，用於治道的意圖也相當明顯。

總之，漢初朝廷採寬容的文化政策，各家思想得以蓬勃發展，然而，各家思想為求長遠發展、獲得重視，也逐漸吸收各家，而政權統一穩定之後，思想統一是不免的趨勢，思想家也逐漸提出一家為中心，兼納各家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