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城市群与城市文化建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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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用阿尔文．托夫勒的话说：

“这些其实是一个大现象的片断，这个大现象就是：

工业主义灭亡，新文明崛起”[1]。

在他看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已经参与了反抗或者创造新文明的活动”[2]。

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其实就是这股新浪潮崛起、新文明惊涛拍岸的历史反映。

中原城市群建设不仅反映了河南的产业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河南的城市化水平。

从整体上说，“中原城市群”应当包括河南的十八个一级城市。

但是，从近期来看，最有条件率先整合的是河南省以郑州市为中心，1个半小时经济圈内的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平顶山、漯河、许昌、济源共九个省辖（管）市。

　　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包括硬件和软件二个部分。

因此，“中原城市群”的崛起，要靠“硬件”的增长，但还要有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基础、以生态为关键的“软件”的全面提升。

所谓城市文化，就是指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基础、以生态为关键的“软实力”的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城市文化”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城市和文化二者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城市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城市的发展和演变。

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

因此，城市文化，是拉动“城镇化”特别是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而城市文化的缺失，极有可能造成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包括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建设丧失正确的发展方向。

比较中国的城市化和欧洲的城市化的区别，就是文艺复兴为欧洲准备了全民的素质，而中国则是直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

由于文艺复兴为西方社会的城市化提供了人文精神的准备，所以美国的好莱坞对在全世界扩展美国价值观、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的京都则是日本文化的精心守护者，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精华所在。

西方社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推出了新教伦理，而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构建自己的城市文化。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独特性，虽然是欧洲和北模式难以充分解释的，但是我们的选择更为艰难却是事实：

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地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避免得到了许多房子，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还要尽力避免西方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尽量减少污染。

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把环境污染得很严重，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反映了这种觉醒。

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进行正确的立场定位就十分重要。

　　首先，我们承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伟大的。

城市化是一场革命，城市化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的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一起将会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连、青岛、丽江、桂林、深圳等个性鲜明的美好城市。

　　其次，我们承认，由于没有城市文化的指导，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走向趋同化。

在城市文化理论的指导下，一旦我们能够抓住那些关于城市文化形象的基本元素，我们就会知道哪些奄奄一息的尚存的历史遗存必须严加保护，哪些特征应该在新建造的城市肌体中体现出来，从而千方百计地守护与发扬自己独有的城市个性与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沿海的城市、内地的城市，在形象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整齐划一的。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缺乏城市文化的指导，不了解城市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俗习惯、地域人的集体性格，从而无法抓住城市形象内在的灵魂与本质。

因此，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包括“中原城市群”建设中，不少城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却动不动就是什么国际化大都市、商贸中心、经济中心、信息中心，其结果是贪大求全，缺少个性。

在中国的城镇化运动中，我们认为，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追求西洋古典。

例如在城建中追求罗马广场，巴罗克式建筑，罗马柱廊等。

二是尚古之风。

中国建筑的自豪感来自于我们的紫禁城，来源于我们的长城，来源于我们的汉唐长安，但是在一些地方却想再造一个秦始皇，再造一个汉唐大帝的时代，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封建帝国来对待，没有现代公民在城市化中的平等意识，实际上已经失去现在的自我了。

三是照搬西方现代帝国的建筑，盲目地搞现代、后现代的建筑。

例如，在城市功能区域的划分上，“旧城改造”时克隆美国模式。

即在市中心搞一个商业区和步行街，再加些金融一条街、高尚住宅区、行政办公区、旅游风景区以及什么文化艺术百老汇。

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原有的深厚而丰富的肌体必然被解构，原有的城市性格必然被抺杀。

上述三种误区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着“千篇一律”的现象。

可以说，我们的城市建设面临着“特色”危机。

城市建设的千人一面，已经成为时代一弊。

今天，无论你走到那个城市，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一色的高楼群、玻璃墙、霓虹灯、立交桥、宽马路、大广场。

当城市的背景已被麦当劳、肯德基火红的标志点燃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自己是在北京、上海还是纽约，是在石家庄还是郑州？

　　第三，我们的城市建设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今中国，城市的改造、建设和发展正在迅猛推进，规模化、大型化、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似乎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

高楼大厦，大体量建筑，杂存闹市。

尖的圆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各类建筑越高越时髦，越快越风光。

一些人形容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在进行“大跃进”，正在“摧枯拉朽”。

但我们忘记了这些“枯”、“朽”中有好些是宝贝。

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现代帝王城”之称，如今原来围绕在清故宫周围的传统民居全被拆掉了，“故宫”藏身于混凝土高房子的丛林之中。

此外沈阳的和平区代表了殖民时期的历史风貌，很有特色，也被拆除了，换成了行列式的方盒子，老百姓说历史“名城”名存实亡。

北京的四合院没了，南京的六朝街区没了，上海的里弄也快没有了，城市的忘忆就要丧失了。

中国的城镇化以所向披靡的速度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而我们的传统却没有一脉相传，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创新，没有现代化。

因此，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要护住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我们一定要汲取韩国在“新村运动”中的教训，努力保护我们的传统。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城镇化”运动中，能够体会到那种凝重的历史感和深遂的文化意境，那样我们才无愧于“文明古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建筑史上，只有两个朝代沿用了前朝的宫殿，即唐继承了隋的宫殿，清继承了明朝的宫殿，而大多数朝代则是把前朝的宫殿或付之一炬，或有意拆毁。

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就“大火三月而未灭”。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镇化建功甚伟，但问题却相当突出。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四：

1、文化培育的长期性与城市管理者任期周期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城市发展一定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一定不能搞“破坏性建设”。

所谓“郑州郑州，整天挖沟；

一天不挖沟，就不叫郑州”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2、城市的主体，市民对自己的栖息地没有发言权和选择权。

城市的投资者和城市的管理者决定着城市化的规模和方向，但是这些人并不把他目前居住的城市当作自己生活的城市，而是当成了投资或投机的地方，特别是城市的投资者更是如此。

开发商开了几个楼盘，赚完钱以后，他肯定要寻找另外一个地方赚钱，而真正在这个土地上栖息的市民却没有决定自己生存状态的权利。

例如，由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成为拿破仑广场点晴之笔的玻璃金字塔，当年设计方案曾遭非议。

为了倾听市民呼声，巴黎前市长希拉克要求作者按实际比例原地建造模型。

先后接受了6万之众审阅，方案赢得了民心。

巴黎人对美的追求、理解、尊重和文化参与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围绕北京建设的国院大剧院，出现了“反大蛋”声音。

它表明社会特别是市民是有一把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尺的。

3、中西方社会对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在认识上有所不同。

在现代化中迅跑的中国对于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巨大的潜力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所以，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保持清醒，明确什么是我们追求的“中原城市群”的理想，十分重要。

4、中西方对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

如果说中国的建筑师辖于建设部，那么与之不同，法国建筑师则划归文化部。

法国建筑师都自视为艺术家，而不是工程师。

西方建筑学有两大流派，一个是布杂，一个是布豪斯。

布杂早期就是一个艺术学院。

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说，建筑包括公共文化设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把建筑看成一种文化，建筑师的认知和定位可能与现在就截然不同。

法国建筑就是一种视觉艺术。

例如，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凯旋门、巴黎斜塔等都体现了巴黎民族的浪漫情怀。

　　因此，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让河南人民住上房子”，进行基本的城市功能和设施建设只是第一步；

建设城市文化，确立城市价值观，明确城市伦理、城市道德、城市价值观，让河南人民拥有适于人居的人文城市、创新城市、和谐城市，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我们的城市既尊重自然又反映人性，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徐光春书记正确地指出，“推进城镇化，既要注重城市硬件建设又要注重发展城市文化，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城市软实力”。

在他看来，“一个城市良好的建设、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其必备的硬件与外形；

而其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个性和文明程度，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软件与灵魂。

文化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没有文化理念的指导，城市就不可能规划好、建设好；

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建得再多、再好，缺少文化底蕴和特色，也难以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因此，只有以中原特色的城市文化为指导，那时候的“中原城市群”建设，才能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领舞春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决反对“城市的形成是巨大的偶然”这一迂腐的观念，正如爱德蒙．贝肯所言，“今天的人类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城市，使其形式成为当今文明的最好表现”[3]。

　　二、“城镇化”与“文化在线”

　　现代人关于城市的理想可以说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什么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健康城市、富裕城市等等。

这一切表明，城市文化和城市实体其实是神与形的关系。

然而，遗憾的是，在河南“城镇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无论是从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因此，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如何建设城市文化，并以城市文化指导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河南城镇化进程的当务之急。

正是基于城市文化建设在中原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徐光春书记特别指出：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既要搞好硬件建设，又要重视文化建设；

既要继承历史文化，又要致力于文化创新，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城市现状特点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努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特色结合起来，将城市文化融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中，形成一批文化氛围浓厚、现代气息浓郁的城市”。

　　第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未来的城市竞争将以城市文化论输赢。

一个地方的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一个城市的文化应该是这个城市的魂。

城市的发展要靠文化领跑，一个没有文化灵魂的城市不可能有长久、健康的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其构成也是“四位一体”的，那就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

城市的文化，它一方面有服务于城市政治和经济的功能；

另一方面，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