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浅析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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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预示着应该尽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个新课题，展开讨论和研究。

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单位；

主观方面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

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有关食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包括社会公共安全；

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非法经营行为等，并应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

由于目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理论界没有统一认识，因此，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为逍遥法外。

同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况。

下面通过几个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情况，窥视一下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

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

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

[2]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

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

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

“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

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

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

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

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3]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

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

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

[4]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

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

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

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

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

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

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

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5]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

[6]

二、实践困惑：

罪名竞合的选择与犯罪情节的认定

分析司法实践现状，之所以出现处理结果迥异，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护等人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和对犯罪情节的认定上。

（一）罪名竞合时的选择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等。

刑法在此设置了两种形式的罪名竞合：

一是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

[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法条竞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

二是想象竞合。

想象竞合也叫观念的竞合，是指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情形。

[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

“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行为人为了牟取利益，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这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竞合。

首先，在法条竞合时，要求重法优于轻法，适用处罚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条文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致，而致实践中不好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司法机关往往习惯于以“疑罪从无、疑案从轻”的原则选择轻法。

其次，由于行为人在犯罪的各个环节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选择适用罪名的差异。

如三鹿奶粉案。

“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进入市场后，导致众多婴幼儿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虽然从原料的购置到奶粉的生产、销售是三鹿集团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因行为人在不同环节参与的程度不同，而致触犯的罪名不同：

张玉军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剂，构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耿金平等人给三鹿集团提供含有添加剂的原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

三鹿集团及主要责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剂的原奶生产婴幼儿奶粉，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如此细致的划段定罪，给司法实践出了一道难题：

是适用共同犯罪理论？

还是每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进行划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罪名。

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但是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生产伪劣产品罪。

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应如何解决？

第四，对想象竞合犯，要求从一重罪处罚，但是由于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可能导致犯罪主体和附加刑的差异，且有时可能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时，对罪名选择也就大伤脑筋。

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点（三年以上）高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

同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且有罚金附加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假如一个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竞合，该如何选择罪名呢？

当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考虑，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

（二）犯罪情节的认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一般都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要件，上面已对几个罪名进行了列举，不再赘述。

理解和把握这些要件是确定罪名和科学量刑的关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职能机构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违法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无法实现打击犯罪活动的目的。

下面着重谈一下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销售金额”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判处罚金的主要依据。

但是，“销售金额”恰恰又是司法认定中的一个难点：

首先，只有着手销售才会产生销售金额，而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是在生产环节，销售金额无从谈起。

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华“毒火腿”案，由于记者暗访发现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将进入市场销售时，一举查获，根本不存在销售金额。

其次，即使有销售行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蔽，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没有正规的经营账目，造成侦查取证困难，具体销售金额同样难以查实，这是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处的主要原因。

生产伪劣产品按货值金额高于销售金额的三倍的标准，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这相对于销售者来说显失公平，也有违于立法的本意。

同时，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时，并处或单处的罚金刑应如何计算？

只能面对罪不能罚的尴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卫生标准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解释》中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依据将不复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台新的标准。

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并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了具体经营要求和禁止性规定，并未对食品卫生标准作出解释。

虽然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但并未对司法程序的依据作出解释。

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疑难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问题。

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鉴定，如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鉴定，是由司法机关授权的机构行使，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鉴定，《解释》第四条规定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行使，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则？

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刑事审判？

这是司法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三、理性之策：

食品安全犯罪理论体系的确立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

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记者专访时讲到，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人有空子可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