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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之前，这种研究不是没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纪才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广泛收集世界各种语言材料，二是认识到梵语在语言比较中的地位和作用。

欧洲商贸业和航海业的发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语言学者们通过才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语言，从而进行比较研究。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R?

Rask）、德国的格里姆（J?

Grimm）和葆扑（F?

Bopp）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

拉斯克在他的《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中第一个对基本语汇中的词进行系统的比较，找出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语言的亲缘关系。

格里姆在拉斯克一书的启发下，在他的《日耳曼语语法》里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所谓的“格里姆定律”（Grimm’sLaw）。

格里姆明确指出，语音对应规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基础。

维尔纳（K?

Verner）后来补充解释清楚了“格里姆定律”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世称“维尔纳定律”，这就使音变规律的研究日臻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也就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葆朴的主要着作是《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旨在把梵语和欧洲、亚洲的几种其他语言相比较，找出它们在形态上的共同来源。

远离欧洲的梵语在这些语言中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它既不是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母语，也不是由其他语言演变而来，它和其他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它比其他语言保存更多的原始形式。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AugustSchleicher），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

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构拟”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

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

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他的学生施密特（J?

Schmidt）用“波浪说”对此作了修正。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H?

Osthoff）和布鲁克曼（K?

Brugmann），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

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

前面提到的“维尔纳定律”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他们在坚持这个原则时，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强调“类推”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

这个学派的代表着作有布鲁克曼和德尔布吕克合着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

德国语言学家保罗比较起其它语言学家来又有了一大进步:

他以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侧重于词法，保罗除了词法外还讲句法，这样就扩大了语言的研究范围。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收集了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设，画出了世界语言的谱系，而且还创造出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语言起源、语言本质的新理论，为后来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历史语言学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语言学开始，人们才认识到，研究语言还可以跨出本民族语言的圈子，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研究语言，寻找语言的亲属，通过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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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历史语言学产生以前，语言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语文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只是别的学科的附庸。

语文学缺乏独立性，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

语文学时期的学者，对语言的研究多是主观的规定和臆测，缺少客观的描述和检验，研究对象往往仅限于书面语，目的是校勘古书，给政治、哲学、宗教、文学方面的经典着作作注解，解释传统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古籍，不准违背古人的说法，忽视语言本身的结构与发展，更不理解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社会功能。

比如我国古代的语文学研究，主要是围绕阅读先秦经典着作的需要来研究文言的，不重视口语的研究。

语文学时期，不重视活的口语研究，对于当前口语视而不见，今天的语言学非常重视口语，而且往往以口语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因为国家制定语言规范、确立共同语的标准都要依据口语研究的成果。

历史语言学建立了比较的方法，既注意语言古今的对比，又注意现代不同语言的对比，重视当代活的语言的研究，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考察语言的的历史来源和亲属关系，为语言建立了谱系，对各种语言作出了谱系分类，后来又建立了语言学的各个部门，语言研究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历时比较语言学所采用的比较方法，给其它学科以很大的影响。

过去，语言学是向别的学科学习，学习它们的观点和方法，而现在，语言学成为方法与观点输出的学科，像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音乐学、法学等都充分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己所用，尤其是历史比较方法对这些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建立起了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宗教学等新的学科。

这可以说是语言学对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

同其它学科相比，语言学还非常年轻，但它一经产生，就以其研究方法的先进性而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对别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别的学科学习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了新的学科，另一方面，语言学与别的学科相互结合，产生了很多边缘学科。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语言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从总的来说过分偏重于语言的历史即纵向的研究，注重语言的历时性，忽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也即语言的横断面的系统性研究。

当然，从把语言学引向独立学科看，历史比较语言学是非常有贡献的。

归纳起来，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以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学具有了独立性，创造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是要分析语言的结构，探讨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

第三，语言学重视当代口语研究，注重语言的现实分析描写，目的是指导人们更好地运用语言;

第四，语言学对别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五，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产生了许多新兴的边沿学科。

二、结构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兴起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基本理论源出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

结构语言学的主要论点扼要地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

第二，每种语言的个别单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跟其它单位的区别、对立中存在的。

其鼻祖索绪尔有一个着名的例子:

语言结构类似于象棋，每个棋子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动作范围，以若干个区别特征与其它单位对立，按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离开了象棋的结构关系，这些单位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木块或石子。

语言中的词或语素，都可比拟为这样的棋子。

结构主义强调不能孤立地从事物的个别性去认识它，而要同时从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从结构的分层符号系统的整体性去认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过于追求抽象形式，而忽视语句的具体内容，显得比较片面。

结构语言学内部又分为三大学派: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

（一）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

狭义的布拉格学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跟这个学会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广义的布拉格学派则包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等语言学团体，继承布拉格语言学会传统的当代语言学家。

布拉格学派的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

1926年10月，由马泰修斯和雅克布逊等6人发起，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

该学会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上第一次把音位学的观点公诸于世，引起很大反响。

1929年出版了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

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论纲》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

特鲁贝茨科依的《音位学原理》是这一学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

该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

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

《论纲》写得很明确:

从功能观点出发，语言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

根据语言行为与超语言现实的关系，语言的功能可区分为交际功能和诗歌功能，前者是针对表达对象而言的，后者是针对表达本身而言的。

德国语言学家布勒曾在《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第一卷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重申他在20年代提到过的语言三功能说:

描述（针对所说的事物或现象而言），表达（从说话者角度出发），召唤（针对交谈的另一方面而言）。

雅科布逊以后又根据信息论的模式把三功能说发展成为六功能说:

所指（referential）或指示（denotative），表情（emotive），意动（conative），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