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与特点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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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现代科学研究，约300多万年前，人就完全形成了，这就是早期猿人。

到约200万年或150万年前时期，又发展为晚期猿人。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属于晚期猿人的两颗门齿化石，经测定距今已有170万年。

比元谋人稍晚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在中国各地都有许多发现，如陕西蓝田猿人化石。

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猿人化石以及猿人活动遗迹。

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头盖骨、下颌骨、牙齿和四肢骨等大量化石。

北京猿人的体质形态比蓝田人有所进步，比较明显的是头盖骨厚度薄了一些，脑量有所增加，较为接近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

在北京猿人生活的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石片，数十种动物化石以及木炭、灰烬。

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经古地磁测定约距今70万年。

另外，先后发现了多处与北京猿人大致相近或较晚的猿人化石及遗迹，如安徽省和县及湖北省郧县、郧西等猿人化石；

在贵州黔西观音洞发现的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

在贵州桐锌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

在湖北省大冶、辽宁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到了约二三十万年前，人类的体质有了进一步发展，从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体质特征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显著的进步，逐渐接近现代人了。

此时即为“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中期。

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古人遗迹很多，主要有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等。

约五万年前，古人发展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

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

这时，人类体质形态上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并因受居地环境的影响，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了。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新人遗迹更为普遍，主要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峙峪人、山顶洞人等。

此外，在台湾台南左镇、辽宁建平、山东新泰、四川资阳、吉林榆树、江苏泗洪下草湾等地也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新人遗迹。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分类，世界上的人类分为四大人种，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

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丁村人再到山顶洞人，在体质上存在明显的共同特征与延续发展序列，即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

大量考古发现一再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人种外来说”。

专家们断言：

独立起源的中国人种对日后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i]

有了人就有了自然的人化，就有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

中国人类的始祖之粉墨登场宣告了中国文化的滥觞。

从钻木取火到铜石并用

当古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并使用工具时，他们真正开始了他们“自然的人化”的第一步。

依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类工具遗留——石器制作的精细程度，通常将原始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时期。

在这个以使用简陋的石木工具为主的漫长时代，火的使用是此期人类一项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的能力，使古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同时火成为重要生产手段，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元谋人遗址已经发现用火的痕迹，北京人遗址内也发现灰烬层。

旧石器中晚期，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逐渐分离，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从此，开始有了交换，又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发明创造。

在这一时期，萌芽了姓、氏。

据《说文解字》，人们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的。

所以，一些出现较早的姓，如姬、姜、嬴等等，大都从女。

这正是母系氏族的遗制。

这一时期，以磨光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是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首要表现。

各类石器如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等，大都类型分明，刃口锋利，眼孔钻磨匀称，有的还安装木柄，方便适用。

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日渐发展，人们的艺术创造能力日渐提高。

除了一些比较精美的装饰品、彩绘艺术和经过艺术加工的陶器、骨器、木器之外，在各地还发现了一些工艺相当精湛的艺术品。

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雕成各式图案，线条流畅，形态逼真，可谓原始艺术的珍品。

席垫的编织技术也较发达。

河姆渡发现有二经二纬编织法的苇编。

在马家浜、草鞋山等处的建筑遗址，都发现有木柱和木板，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原始工艺品制造领域里划时代的突破，宣告精磨石器技艺时代的到来，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

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了。

从此，以父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力量，原始社会逐渐趋于解体。

约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众多氏族部落，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阶段。

大体说来，在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

溯渭水而上，由马家窑文化发展而为齐家文化。

长江下游，在青莲岗文化的影响下，太湖流域和钱塘江口两岸，则由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发展而为良渚文化。

其他各地，都相应地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婚姻形态发生变化，男子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于是，他们必然要求按照男系计算世系、继承财产，母权制的婚姻秩序遂被打破。

原来对偶婚制下的从妻而居的传统，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

最初，这种小家庭依附于父系大家庭。

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小家庭便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丈夫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男尊女卑观念滋生。

这一观念贯穿了后来的社会，为日后的礼制定下基调。

这时期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就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确立的反映。

这种现象，在较晚的齐家文化墓地较为突出。

到了父系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私有制就日益发展起来，出现贫富分化现象。

这种分化现象，在产品交换、部落战争中不断扩大，从而加速了原始公有制的崩溃。

制陶业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到经营管理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高温操作技术，还为金属的冶炼打下了基础。

矿石的冶炼和金属的加工，是这一阶段另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成就。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有人工铸造的小型铜器，其中有刀、凿等。

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反映了人类技术水平的重大革命。

在磨制石器和骨器的技术基础上，又发展了琢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工艺。

南京北阴阳营的墓葬群出土了精美的玉石玛瑙制品近300件，有铲、璧、环、镯、璜、坠、管、珠等。

邳县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很精美的有孔玉斧。

浙江余杭反山墓更出土了3000多件玉器，其中最大的玉琮重达6.5公斤。

在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有不少苎麻织物和丝织物。

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平纹细麻布，比过去的粗麻布有了显著的进步。

在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黑陶上有蚕纹。

在五千年前我国就已经发明了丝织物，这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北方的村落中，开始出现了水井。

掘井技术的发明，不仅改善了用水条件，而且可以就近供应生活用水和手工业用水。

从此，人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和建立村落，就可不必临近河边湖畔。

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笔划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比关中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有了显著的进步。

这些刻划，已经发展成为早期的图像文字，当是我国古代文字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在江苏连云港市郊将军岩发现有一处岩画，主要内容为人面像、农作物、兽面纹以及各种符号。

此外，还有类似太阳、星象的图案。

兽面纹的构图和山东、苏北地区龙山文化中玉锛上的兽面纹饰相比较，显得十分简略、粗糙、古拙。

这一重要的艺术创造，直接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东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面貌。

原始宗教：

自然崇拜与灵物崇拜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

“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意识。

”[ii]它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与生产力水平的高下密切相关。

与原始思维相关的，是先民对自然、灵物、图腾、生殖、祖先等的崇拜，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早期文化都是如此。

人类幼年时期天真的幻想最早开始于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

在我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曾发现太阳纹、日月山等形象，可能是先民对太阳等自然物的崇拜的遗迹。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灵物崇拜的一种有意识的抽象与升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常有鸟形图案，半坡彩陶上的人面鱼纹，都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图腾。

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与生产生活方式，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图腾崇拜，分别见于仰韶、良渚等文化中，其中综合了马、牛、鳄、蛇、鹿等不同动物局部特征的龙图腾，几乎是中国先民共有的，这是中国文明的前夜，智慧的先民们文化融合的体现。

两性关系的原始本能和对生殖繁衍的渴求，造成原始时期生殖崇拜盛行。

这一时期，崇拜女性的现象转为崇拜男性。

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中出现陶祖崇拜和石祖崇拜，供奉陶制或石制的男性生殖器。

源于对血亲先辈的敬仰，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兴起。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高腹丰臀、硕乳的陶塑女神像，这是母系氏族盛行母性祖先崇拜的例子。

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了华夏文明的炎黄二帝，便是父系时代崇拜的对象。

“祖先崇拜长期延伸，构成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重要部分，其远祖崇拜是后世圣贤崇拜的源头；

近祖崇拜则是后世宗法文化的先导。

”[iii]

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一些以谋求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巫术，并分离出专门从事巫术的人和职业祭司，“在男曰觋，在女曰巫”，[iv]他们从临时担任祭祀和巫术的氏族首领手中接过这一沟通人和神的任务，执掌祝史、预卜、医药、占梦、舞雩等业，是为知识分子的前驱，对先民文化，如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学等的保存与流传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发现有卜骨。

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卜骨的出现就比较普遍了。

这些卜骨，大都是用猪、牛、羊的肩胛骨刻成。

占卜的风气在当时已经盛行，掌管占卜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巫师之类的人物当已出现。

原始宗教是在自然力极其低下的原始初期，先民的行为和观念的主要表现，虽然是荒诞的，却奠定了文化向前发展的观念保障。

英雄时代与原始民主制

尽管人类早期的历史总是晨昏难辨，史学研究中有不少人都以建筑在传说和神话基础上的中国史前史为“传疑时代”，但愈来愈多的现代考古材料证明，远古传说并非皆是虚妄，它在某种程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种种生活形状和观念。

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研究表明，在华夏汉民族形成前夕，中华大地上主要分布着：

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东夷集团、江汉流域及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其中黄帝与炎帝为华夏集团的两支部落。

三大集团连续征战，各地文化也相互交流融合影响，最终华夏集团胜出，确立了华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是汉民族的主体。

黄帝为后世尊为华夏族的“人文初祖”。

其后，经颛顼、帝喾、尧、舜、禹而夏、商、周，中国文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传承至今。

这个记忆模糊的遥远时代是后人心目中的英雄时代，后人假托“三皇五帝”承载着早期文明兴建的功勋，尤其以历代经学家与宿儒为最热衷。

《礼记·

礼运》提出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与“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两种先后相承却对立的社会模式。

大同模式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无为而治的三皇时代与“公举”、“让贤”的尧舜禹时期都属于这种模式。

“公举”、“让贤”是其时权力交接的理想方式，即“军事民主制”：

第一，年老首领让贤于年轻者，史称“禅让”。

选举产生的对象必须经一段时间的考察，继位者要有“避让”之举；

第二，大事众议。

宣战、媾和、联盟、继位等均由氏族首领举行议事会商定。

“禅让”制中，贤德是首领公举时首要考虑的。

三皇五帝中，先民又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