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选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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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假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假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

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假设，就一定要更改。

由此看来，假设是演绎法之一种。

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对于胡适“大胆假设”说，我们不能孤立单独看待，必须跟“小心求证”等量齐观。

实用主义强调“拿出证据来”，以为证据是一切学理的通行证。

不轻易相信道理，除非有充分证据；

此种评判态度，引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产生一种“破坏功劳”，自是始料所未及。

其说虽有争议，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不无可取。

研究自然科学，固然不能没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假设”更是方法论的利器。

一、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作为研究方法之“假设”，或称为“假说”，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学说，或有待求证的发现。

可能出于灵光乍现的亮点，也可能是专业自信的特识，究竟是少数例外，还是普遍通象？

支撑“假设”之证据，究竟丰富，抑或偏枯？

经过推敲和考察，决定了假设能否成立之关键。

学术研究的历程，跟科学之探索性质很接近。

科学的创造活动，要将不整严的系统变成整严的，将不精密的报告变成精密的，将不确定的陈叙词变成确定的；

而且，尽可能消除独特性，追求普遍性。

当科学尚在创造阶段时，科学家往往提出假设，作为探索之导航；

因此，不能避免猜度、投射（projection）、臆断（conjecture）等主观作用。

其实，主观性之假设并无大害，只有停滞于主观，对主观过度坚持时，才会滋生祸害。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提出假设以后，迟早要交付客观程序的检证。

检证过程中，主观的假设，自会受到考验。

是非、优劣、高下、偏全之检验考证，决定了“假设”能否成立之关键。

提出一个可靠的假设，不能全凭直觉、猜度和想象，最好要有专业的学养，严谨的方法学训练。

否则，容易流于捕风捉影，冥想臆测。

海王星的发现，是天文学界一大盛事，就是得力于假设推论。

1821年，巴黎华特（bouvardofparis）公布行星运行图表。

当他制作天王星运行图表时，发现天王星在1800年以后的位置与发现当初的位置不合。

1844年以后，偏差越来越显著。

1845年，青年天文学家勒佛利（leverrier）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天王星以外应该还存在一个行星，就是这颗行星干扰了天王星的运行，造成了位置的偏差。

后来证实了天王星以外，果然存在一颗后世所称的海王星。

如果勒佛利本身缺乏天文学之专业和数学的训练，也就不可能提出如此大胆的假设，以及后续的论证，也就不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发现。

科学研究很重视“假设”，科学假说能否成立，取决于五项标准：

相关性、可检验性、协调性、预测力、简单性；

切合愈多，假说愈能坚实成立。

同时，描述实际的科学探究，有七个历程：

一、确定问题；

二、构建初始假说；

三、收集额外事实；

四、形成假说；

五、从假说中演绎出结果；

六、对结果进行检验；

七、应用该理论（参［美］欧文?

m?

柯匹、卡尔?

科恩著《逻辑学导论》）。

研究选题既已拟定，初始假设亦同时成立，即可据此以搜集证据资料，决定进退取舍。

待印证初始假说之事据多已到位，且能顺理成章进行解释；

甚至触类旁通搜集到新事证，也能彼此相容为用，就可进层整合一组一组的假说，确认它可以成立，研究可以执行。

作为假说的线索，也许只是某个特征；

如果跟其他的特征有因果连接关系，就容易形成通象的假说。

自然科学成立假说的五项标准、七个历程，值得各学门研究选题之参考与借镜。

史学、文学、哲学、思想之研究，离不开文本文献；

所以，人文学门之研究，所谓“假设”，大抵建立在文献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史学家形成假设的主要方式有三：

其一，借用文献之记述、暗示，或前人研究之成果；

其二，通过演绎推理，从通则中取得假设；

其三，通过类比推论，取得假设（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第六章《假设》）。

推而至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则不远，其理相通：

或缘于文献，或基于成果，或取自通则，或得自类推。

高度概括，为其内涵特色，“妾身”未明，为其阶段角色。

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即是选题立足于“假设”之代表。

假设，在近代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已如上述。

文、史、哲学科之运用，除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外，《古史辨》之推手顾颉刚，于此亦颇有认知。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曾述及“假设”法之运用：

……后来进了大学，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利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

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

假设，是科学的基础建设，也是引领科学发展的方法与推手。

无论自然理工，或人文社会学门，严谨之治学策略，无一不是“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

就文、史、哲学界而言，顾颉刚古史研究如此，陈寅恪唐代文史探讨亦然，都是善用“假设”，以建构新说。

二、名家治学，多运用假设论证

顾颉刚研究上古史发现：

年代愈推远，记述内容愈来愈丰富，愈接近有信史可稽的过去，于是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推翻了古史系统之解释。

顾颉刚“古史说”的假设，有三大要点：

其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其二，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其三，据上述原则，以检查古史所记述之往事，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的最早状况”（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高揭怀疑古史之大纛，怀疑夏禹、尧、舜、黄帝、神农、三皇、盘古依次出现的时序，开启了疑古学派之风尚。

顾氏之疑古论，缘于先发表“总括大意”的构想、假说，能否成立，关键端看文献佐证是否能令人信服。

尽管引发学界许多质疑，胡适却推崇有加，将顾氏之“层累说”，概括为“剥皮主义”的方法论——打破一层层伪装的表面，企图认识真正的内核；

“用历史演进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即所谓“历史演进法”（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其后，顾颉刚以古史研究之法探讨民俗学，推广到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上，前后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二文，就是运用“历史演进法”，以诠释民间传说故事。

胡适对于战国诸子之兴起，反对《汉书?

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之创见。

《汉书?

艺文志》本刘歆《七略》，称九流十家皆出于王官，胡适以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于是提出四端，以批驳此说之谬：

其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

其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

其三，《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

其四，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所称，亦不能成立。

为提出假说，乃采行先破后立之法，上述四端，否定表述，即是遮诠法。

文末曲终奏雅，论诸子兴起，方揭示“起于救世之弊”之假说。

胡适称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

且谓“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假说能否成立？

端视文献佐证之详备而定，姑且不论。

诸子起源之命题，得此一假说，与“诸子出于王官”并观，提供学界更多之讨论空间，自有其意义。

罗根泽（1900—1960），应顾颉刚之约，接续主编《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

其间撰写有关先秦诸子之研究论文多篇，1958年出版《诸子考索》一书。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之文章，得自清儒章学诚《校雠通义?

原道》“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之启发（章学诚《文史通义》），而发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

罗氏为证成此一假设命题，于是搜罗丰富材料，进行严密辨证。

全文分上实证、下原因两部分；

从材料检验入手，用事实阐述假说。

论证假说分为四层：

一、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

二、《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

三、《左》、《国》、《公》、《穀》及其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

四、春秋时期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

考察春秋时教材、战国书著录、战国初引书、著作之伪托四者，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关键亦在作为佐证材料之充分完备。

至于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之原因，亦揭示三端，详加阐说：

一、孔子以前，书在官府；

二、战国前无产生各家学说之必要；

三、伪托古人，以坚人之信。

战国前，是否无私家著作？

在地下出土文献时时发现之今日，是否即是颠扑不破之定论？

虽可以再讨论、再检验，然此假说，近八十年来曾生发深远影响。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作为探讨先秦文化、学术、经济、社会、思想之学海导航，自有其价值。

日本内藤湖南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发现唐代为中国中古史之结束，宋代为近代史之开端。

其弟子宫崎市定光大师说，分别就经济、财政、科技、官僚诸问题，详加论证，涉及广博，举凡政治史、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皆在讨论之列。

于是发现中国古代史存在一个通则：

即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大转折，此即所谓“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

（此一假说，曾受到东京学派之质疑与驳难。

内藤湖南之论证，枚举贵族没落、庶民实力、货币经济、自由思考；

谓至宋代始形成独创性、平民化之新风气。

其弟子宫崎市定推广师说，再从经济、财政、科技、官僚各方面，确认“宋代以后为近世”之说。

内藤论文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历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

《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支那》第19卷［1928年10月］。

宫崎论文为《内藤湖南与支那学》，原载《中央公论》第936期，后收入氏著《亚洲史研究》第五卷）学界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又自然推导出“宋代文化顶峰论”，以及“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

近百年来，严复、王国维、胡适、钱穆、陈寅恪、缪钺、钱钟书、傅乐成、邓广铭诸家治史论文，多受“内藤命题”深远之影响。

欧美史学界称内藤氏之宋代近世说为“内藤假说”（naitohypothesis），意谓其真理尚待验证，补充，所提概念，只是大判断、大概括，有待细致之论证，以及具实之推拓。

内藤假说之激荡，遍及文、史、哲学界，近十年来学界论著，于此多有恢廓；

“内藤命题”之申说论证，正持续扩大中。

史学家陈寅恪治学，向以严谨著称。

陈氏研究隋唐之政治、历史，经常运用“假设”去探求新知。

陈氏的“假说”，往往植基于归纳的基础上，目的在寻找历史发展之规律。

如《金明馆丛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云：

此“山东豪杰”者，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

兹略引史料，稍为证明，并设一假说，以推测其成立之由来，或可供研治吾国中古史者之参考欤？

（《金明馆丛稿初编?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武曌在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