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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吾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
」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兄弟同為卞夫人所生,曹彰勇識過人,意氣雄厲,為軍事將才;
曹植才高八斗,文采斑斕,為文學翹楚。
曹操非常欣賞二人,曹丕雖是嫡長子,但卻遲遲未被冊封為魏王太子,原因就在此二人受到曹操的器重,他們成為曹丕爭奪太子之位的勁敵。
不過,曹植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飾,飲酒不節」,加上行事莽撞,屢次觸犯父王所定之法規;
相對之下,曹丕砥礪節行,努力著述;
結交黨羽,壯大實力;
逢迎父親本人及周遭人物。
在曹丕「御之有術,矯情自飾」的刻意經營下,最後終於在30歲時達成被立儲的心願。
曹操死後,曹丕繼承魏王和丞相的職位,同年篡漢自立,在位七年崩,卒諡文帝。
2曹丕篡位後,耽心兄弟奪其權位,於是嚴厲的監控兄弟們的交往,規定諸王不得滯留京師,並派監國謁者監視諸王。
其中任城王曹彰、東阿王曹植,是他最耿耿於懷的二人,因此一再加以迫害。
世說新語即記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
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噉(音ㄉㄢˋ,同「啖」,吃)棗,文帝以毒置諸棗中,自選可食者而進。
王弗悟,遂雜進之。
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音ㄒㄧㄢˇ,光腳)趨井,無以汲。
須臾遂卒。
復欲害東阿。
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尤悔篇)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
應聲便為詩曰:
「煮豆持作羹,漉菽(濾去豆瓣)以為汁。
萁(音ㄑㄧˊ,豆梗)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慚色。
(文學篇)
政治的無情、文學的深情
1曹丕的抱負遠不及曹操,他沒有父親的雄才大略,孫權曾評道:
「丕之於操,萬不及也。
」即帝位後,在軍事上並無特殊成就,雖曾二度征伐東吳,但都無功而返,未能渡江。
在位期間,嚮往漢文帝的無為而治,輕刑罰,薄賦稅,糾正濫告誣告,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不准厚葬,並廣為室屋以居學者,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治措施。
但整體而論,政治和軍事,成就並不突出,陳壽《三國志》所給予的評價為: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意謂曹丕在文學上確實有過人之處,但待人處事恐怕是量狹器窄,缺乏恢弘氣度與遠大眼光。
2雅好文學:
曹丕雖貴為帝王,但也重視文學,和建安七子都有不錯的交情,常常與他們「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像孔融被曹操殺死後,丕以重金向天下廣徵孔融文章;
陳琳、徐幹、劉楨、應瑒因瘟疫亡故後,曹丕也將他們的遺文編撰成集,所以曹丕可說是鄴下文人集團的實際領導人物。
3從〈與吳質書〉可見出曹丕對「建安七子」的深情。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
另外,《世說新語傷逝篇》中記曹丕悼王粲時,「王仲宣好驢鳴。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驢鳴。
」
曹丕曹植兄弟之文學評價
鍾嶸的《詩品》將曹植詩列為上品,而曹丕只得中品,原因是他認為曹丕的詩「率直如偶語」,這恐怕是受當時崇尚華麗之風的影響(如陶淵明的詩倍受後人推崇,鍾嶸也只列為中品)。
唯《文心雕龍‧才略篇》有較公正客觀之評論。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
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
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
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
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這是說一般人見曹丕以帝王目之,多少會忽略其文學造詣,而曹植人生之路坎坷,作品便更令人推崇。
但看過曹丕〈燕歌行〉及〈典論論文〉後,相信也會佩服曹丕的文學才華。
色衰愛弛,賜死甄宓
昭明文選李善注記載,曹植與甄宓,一見傾心,但是曹操卻將甄宓許配給曹丕,曹植甚為失望,晝思夜想,廢寢忘食。
甄宓死後,曹丕故意將甄宓睡過的枕頭送給曹植,曹植睹物思人,不覺落淚。
有一次,曹植經過洛水,正思念甄妃,忽然甄宓迎面而來,對他說:
我本有心相託…。
言畢即不見蹤影。
曹植又悲又喜,於是寫了感甄賦,後來明帝以為﹁感甄﹂二字不妥,乃改名為洛神賦。
甄宓本是袁紹次子袁熙之妻,建安九年,曹丕帶兵先入鄴城,一見甄宓,驚為天人,請求娶甄氏為妻。
當時甄氏二十二歲,曹丕十七歲,曹植十三歲。
甄氏二十二歲歸曹丕,到曹丕篡漢為帝,其間經過了十六年。
甄氏為曹丕生了一子一女,子即曹叡,後來繼承帝位而為魏明帝。
甄氏是一位明敏仁德,事親至孝,極為可敬的后妃。
只因曹丕另有了年輕的寵姬郭夫人、李夫人、陰夫人等,就在讒言之下被﹁賜死﹂,﹁賜死﹂之後,還令披髮覆臉,並且在口中塞糠,然後入殮,用意在使她在陰間無臉見人,有苦難訴。
甄宓因讒言被賜死,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
某次,曹叡跟曹丕出獵,見子母鹿,曹丕射殺了母鹿,叫曹叡射小鹿,結果曹叡不從,還說︰「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因涕泣。
曹丕由此想到甄后,內疚起來,遂立叡為太子。
貳、題解補充
先秦兩漢對文學的看法:
淪為經、子的附庸,例:
子游、子夏列「文學科」,不是因為擅寫文章,而是熟諳經籍上的典故。
又《論語》裡對「文」的解釋,多為「經學典籍」之意。
(1)〈典論論文〉的價值與意義在於--
*〈典論論文〉為我國第一篇文批專論,成於東漢末年。
丕筆下的「文」,即文章作品,異於先秦時期的認知。
在曹丕之前,已有不少文學論文,如詩大序、班固兩都賦序、離騷序、王逸楚辭章句序,但或僅就一部書,或僅就一種文體立論;
典論論文則討論到多種文體與多位作家,並且論述了作家與作品之間的關係、文學的作用與地位等問題,篇幅雖不長,卻較全面的討論了文學的相關問題。
*文氣說:
〈典論論文〉首先將「氣」引用作為文學評論。
曹丕認為,文學家先天具有的「氣」,是產生不同成就、不同風格的根本原因,並把這一觀點運用於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風格論的基礎。
此後,劉勰繼承了曹丕的觀點,他在文心雕龍體性篇說:
「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
」又說: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更進一步補足曹丕文氣說的內容。
唐代的韓愈繼承孟子培養「浩然之氣」的思想,主張由儒學的修養,達到寫作文章「氣盛」的目的,他在答李翊書中說: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宋代的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
「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清代的桐城派講的「文中之氣」,也與「文氣說」一脈相承。
*肯定文學的獨地位,曹丕認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大大提升文學的社會價值,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兩漢時期,由於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人學者多以研習經書為貴,詩賦等文學創作不受重視,被蔑視為「雕蟲小技」,文學創作者則被看成「言語侍從之臣」,與「倡優」、「博弈」之徒同等。
曹丕則明確指出:
寫作文章也是一種經理國家的大功業、傳世不朽的大事業,應該和其他功勞事業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
靠著文學作品,不須要「假良史之辭,託飛馳之勢」,作家即可傳名於後世。
(2)帶動建安文學風氣:
建安十五年(二一○),曹操建銅雀臺,十六年命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副丞相。
二十二年,立丕為太子,時年三十一。
這六、七年乃建安文學的高峰期。
鍾嶸詩品序論及建安時代文壇局勢說: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
平原兄弟,鬱為文棟;
劉楨、王粲,為其羽翼。
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
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敘及一般所稱的「建安七子」說: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
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建安是一個政治混亂、兵禍連年的時代。
當時文人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
直到建安十年(二○五)北方初定,留在曹魏根據地鄴城的文學家始稍獲喘息的機會。
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曹操自己也深愛文學,這提供了曹丕兄弟良好的文學條件與典範,父子兄弟都愛好文學,又實際參與文學活動,並有質量俱佳的文學創作,於是一時蔚為風氣,形成文學史上有名的「建安時代」。
這段期間,天下未定,曹操長期在外征戰,曹丕以儲君的地位,成為當時鄴下文學活動的實際領袖,無形中推動了一個時代的文風,實為中國文學的一大功臣。
※補充說明:
建安文學興盛的原因
建安時代在政治上是個衰世,但在文學上卻蓬勃發展,取得很豐碩的成果,而「建安文學」也是歷代文人稱許和學習的對象。
建安文學能夠得到卓越的成就,原因有以下幾點﹕
社會動盪的影響
東漢自黃巾起事後,接著經董卓之亂、州牧割據,戰禍擴大至大半個中國。
人民或死於戰亂,或離別家園,社會混亂不堪。
建安時代的文人處於這樣的一個時代中,親自經歷過顛沛流離,感受到現實的慘酷,作品便真切而成功地寫出這種現實﹕記敘時事,描寫離亂,反映人民疾苦。
《文心雕龍.時序》論述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這段話正確地說明建安文學受到時代背景的重大影響。
學術風氣的轉移
漢代自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在思想領域中便居於統冶地位,文學只是附庸於聖賢經典、道德教化之下的工具,並無獨立地位,文學發展(尤其在詩歌方面)大受阻礙。
東漢未年的動蕩,引起思潮的改變﹔政治的腐敗和不公,使人們對官方的儒家道德忍想和政治學說感到懷疑。
文學創作也相應地擺脫經學的束縛,而得到自由發展。
東漢末年,作家不再把文學視為解釋經義的工具,而用文學來反映當前的社會現實,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
所以這時期的文學在內容上開拓了廣闊的領域,在風格上流露嶄新的面貌。
兩漢文學的發展成果
在辭賦方面,兩漢文壇當然以鋪張揚厲的辭賦為主流,但抒情小賦卻正在東漢未期逐漸發展,如張衡《歸園賦》、趙壹《剌世疾邪賦》,都是著名的抒情小賦。
建安文人正是繼承這條道路發展賦體,如王桀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便是這類作品。
在詩歌方面,兩漢文人不以詩見稱,但民間詩歌卻大放異彩。
兩漢民歌經由樂府機構搜集記錄下來,給予文人很深遠的影響。
樂府雖是雜言詩,但仍以五言為主,所以東漢文人開始寫作五言詩,班固《詠史》便是早期的文人五言詩。
東漢末年更出現了號稱「五肓之冠冕」的《古詩十九首》。
建安時代,詩人大量運用的,正是源自樂府民歌的新興五言體。
所以建安文學的盛況,可說是承繼前代而得的成果。
文學批評理論的建立
漢代文學雖已有相當大的成就,但仍只屬經學史學的附庸。
東漢末年,由於文學的發展和社會思潮的轉變,文土比前人更重視文學的地位、價值和作用,因而文學批評和理論也開始出現。
這時最著名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文中明確地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學具有不朽的價值。
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