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应用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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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强调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本人认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活的灵魂或者说核心就是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这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最伟大之处，这个灵魂使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反腐倡廉思想，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从混沌学的观点来看，干部出现的直接目的就是使群体处于最有效的运作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体服务，代表和维护群体的根本利益，代表和维护最广大群体成员的根本利益。

在一个群体（以远古猿人为例）之中，某人（某个猿人）因为其个人的出色才能保障了群体内绝大多数成员的根本利益，使得群体处于最有效的运作状态，于是群众（猿人）选举他来领导团队。

此时，“干部”（某个猿人）以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并取得群体成员的信赖和使群体处于最有效的运作状态为荣耀，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干部”身份，争名夺利，以功自居；

而群众因为他的卓越才能和为群众服务的态度而尊敬他，奉他为福佑群众的神明。

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机器的建立，某些人当干部的目的不再是以服务群体为目的，而是通过当官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争名夺利，以服务自己为目的；

此时群众因为这些干部的特殊地位（掌握国家重权，甚至是生杀大权）和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的残忍手段而“敬”畏他们，奉他们为口头上的“尊敬的领导”。

在毛泽东时代，就有不少党内外干部违背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当干部的目的不再是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是以功自居，通过当官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争名夺利，以服务自己为目的。

例如，延安时期的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刘青山、张子善等等。

对于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毛泽东同志都依法论处，至于他们本人，则严令枪决，决不姑息。

并且一再强调“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

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1]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国家预算上也有所体现，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发言时就要求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

[2]

2、艰苦奋斗，联系群众。

重视干群关系，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极其重视党内外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无论何时都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比如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回函时就提到“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3]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更是提出了“酸菜政治”理论，他强调“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4]毛泽东同志极其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把恰当处理来信看成是与人民群众加强联系的一种方法，反对对人民群众来信采取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他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5]

3、思想重视，教育为本。

思想上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从思想上预防干部出现腐败思想，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持之以恒地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并鼓励广为揭发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例，表扬反腐倡廉工作中出现的典型的好人好事。

并且坚持教育为主，惩办为辅，一心打造廉洁政府。

毛泽东同志无论是在会议上发言，还是在其他场合即兴演讲，又或者说是在处理文件报告时，都一再给广大党内外干部打反腐倡廉“预防针”，要求全体干部要警惕滋生腐败思想，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精神。

比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防止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并且特别为党的高级干部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并鼓励广为揭发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例，表扬反腐倡廉工作中出现的典型的好人好事。

比如说，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在处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时，就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6]毛泽东同志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并不是一时兴起、心血来潮喊喊口号而已，而是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并且坚持教育为主，惩办为辅。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处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文件时，强调“……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

教育为主，惩办为辅。

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

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7]

4、精兵简政，提倡节约。

关于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中的“精兵简政”思想，我想最令人津津乐道、妇孺皆知的莫过于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提案了。

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大会提交的精兵简政的提案，实行精兵简政，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经济困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局面的困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坚决主张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例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提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务望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

”[8]

5、制定法规，保障执法。

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避免执法时无凭无据。

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毛泽东同志逝世这段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比如说《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这些法律法规文件的制定使得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法可依，切实保障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

6、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同党内外干部中的少数腐败分子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斗争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老一辈革命家，比如说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等，都坚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实际行动为其他党内外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斗争作出了表率。

7、自我防范，民主监督。

在同党内外干部中的少数腐败分子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时常组织整党整风运动，时常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工作，以此来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防范党内干部腐败思想的滋生。

例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就强调，“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

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9]毛泽东同志还通过要求干部以参加劳动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做到自我预先防范腐败思想的滋生。

比如说，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就对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下达指示说，“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10]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非常注重组织党外人士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比如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就对“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下达指示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

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11]此外，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自我防范，民主监督”原则还体现在毛泽东同志要求如实公开报道灾情，使人民群众了解真相，有所准备。

比如说，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就对乔木、冷西同志下达指示说，“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

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

一点也不要隐瞒。

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

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12]

8、秉公执法，严令如山。

综观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本人认为实践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最为关键的地方就是秉公执法，严令如山，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最能体现毛泽东同志秉公执法、严令如山的案例莫过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依法论处，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他们本人则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