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性解读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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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章外在风格是作家内在情性的体现和反映，通过文章就可以认识作家的思想感情。

《知音》篇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3]所言意亦如此。

应该注意的是，并非一切文章的“体”都可以反映出作家的“性”，也不是所有作家的“性”都可以转化为相应的“体”，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即“情动”、“理发”。

只有“情动”、“理发”之时形成的言和文，才能反映出作家的本真情性。

显然，刘勰反对齐梁时代所流行的“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认为这种文风雕章琢句，矫揉造作，虚假伪饰，为文造情者是“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情采》）;

主张“为情而造文”，认为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才能言之有物，作品内容才能充实，形式才能优美。

《情采》篇又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

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立文之本源也。

”[4]刘勰在这里又一次正确地阐述了写作的根本要义：

只有作为文章经线的情理确定了，作为文章纬线的文辞才能畅达。

　　那么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怎样在审美创造中发挥自身情性，使文章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呢？

刘勰指出，这与才、气、学、习之主观因素有关：

“然才有庸?

y，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5]“才”指才能、才华，有平庸卓越之分;

“气”指气质、气度，有刚健柔婉之分;

“学”指学养、学识，即所受教育，有浅薄渊博之分;

“习”指习染、习性，即所处环境，有雅正浮靡之分。

刘勰把这四者二元化为先天和后天两个层次，才和气属于作家先天的禀赋，学和习属于作家后天的锤炼。

文辞理致的平庸卓越，风力意趣的刚健柔婉，取决于先天禀赋之才与气的庸俊和刚柔;

叙事义理的浅薄渊博，体格法式的雅正浮靡，有赖于后天锤炼之学与习的浅深和雅郑，是谓“故辞理庸?

y，莫能翻其才;

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

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

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6]。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篇中阐述过才、气、学、习四者的关系：

“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体性》），“因性以练才”（《体性》），“酌理以富才”（《神思》），“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事类》）。

他认为，先天的才是基础作用，后天的学起辅助作用，虽然才力是基础，但得以呈现还需借助气的发挥，可见“气”是根本，同时又可以根据情性来锻炼文才，可以斟酌事理来丰富才学，还可以通过博览来提高才力，强调了后天培养的重要作用。

于是，刘勰又指出：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环其中，则辐辏相成。

”[7]以砍树、染丝、彩绘和制轮四个比喻来强调学习要在开头时慎重，告诫最初习作应该模仿正确的风格。

　　才、气、学、习是风格形成的四个主观因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者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共同作用，才使作家的个性千差万别，文章因此“其异如面”，呈现出云谲波诡之貌，文学园地才呈现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景观。

　　二

　　由于各人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的差异，其创作出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迥然不同，刘勰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八种风格，简称“八体”，按照“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分为四组，并一一剖析了其风格特点：

“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元宗者也;

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

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

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

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

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

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

”[8]

　　关于八体，黄侃先生在其读书笔记中写到：

“八体之成，兼因性习，不可指若者属辞理，若者属风趣也。

又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

下文云：

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

然此处文例，未尝依其次第，故知涂辙虽异，枢机实同，略举畛封，本无轩轾也。

”[9]他认为，刘勰看待八体“了无轻重之见”，它们“本无轩轾”，其中并无褒贬之分。

对此，相当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

范文澜指出：

“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

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

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

”[10]周振甫认为：

“就八体看，刘勰对新奇轻靡两体是有不满的。

这从他贬斥当时新奇轻靡的文风中可以看到。

”[11]张文勋、杜东枝的看法是，刘勰对八体有褒有贬：

“譬如对典雅、远奥、精约、显附，就比较肯定和赞扬，……而对‘摈古竞今，危侧趣诡’的‘新奇’，‘浮文弱植，缥缈附俗’的‘轻靡’，则颇有微词。

”[12]冯春田更是坚定无疑地说：

“刘勰对‘八体’中的‘新奇’、‘轻靡’二体，显然是持否定或贬抑态度的，这一点无可置疑。

”[13]　　刘勰谓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特点是取法经典，依傍儒家立论;

谓远奥是“馥采典文”，“经理元宗”，特点是辞采丰富，文义深远，按照道家立论。

刘勰将典雅、远奥二体放在八体之首，特别强调这两种风格分别受儒、道两家的文化滋养，居于其后的六体是未谈学理渊源的。

八体之中居于末位的新奇和轻靡二体，一个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就是绝弃古制，追求新体，走着危险的怪异的路子;

一个是“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就是文辞浮靡乏力，内容虚浮庸俗。

刘勰在论述首两体和末两体特点时，遣词造句确实存有褒贬之态，由此能够看出他对文章风格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

　　综观《文心雕龙》全书，就能发现刘勰在其他篇目中也流露出了对风格类型的褒贬。

典雅和远奥二体被充分地加以褒赞，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诠赋》）;

“张衡《应间》，密而兼雅”（《杂文》）;

“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原道》）;

“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徵圣》）。

至于新奇和轻靡二体，其他篇目亦有论述：

“从质与讹，弥近弥淡。

何则？

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通变》）;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

Q?

?

，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

这里的“竞今疏古”、“采滥忽真”、“离本弥甚”，正是“摈古竞今”的新奇风格和“缥缈附俗”的轻靡风格的具体表现，贬抑之意清晰可见。

　　肯定典雅、远奥二体，既体现了刘勰贯通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宗经崇儒思想，也凸显出他本人在玄学影响下文章风格的独特性。

贬抑新奇、轻靡二体则是为了抨击齐梁之际泛滥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风。

　　三

　　刘勰划分了八体，其中既有褒赞的，也有贬抑的，各种风格都“苑囿其中”。

他在后文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这十二家的风格，他说：

“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

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

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

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

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

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

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

公?

制?

褊，故言壮而情骇;

嗣宗?

m傥，故响逸而调远;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

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

”[14]

　　贾谊才气卓越，所以文章用辞洁净，风格清新;

司马相如骄傲夸诞，所以文章文理浮侈，文辞夸饰;

扬雄性情沉静，所以文章寓意隐晦，意味深长;

刘向平易近人，所以文章志趣明白，广引事例;

班固文雅深细，所以文章体裁绵密，思想细致;

张衡广博通达，所以文章思虑周详，文藻详密;

王粲急躁好胜，所以文章锋芒毕露，才思勇决;

刘桢性情褊急，所以文章语言壮丽，情思惊人;

阮籍豁达不羁，所以文章音节飘逸，格调深远;

嵇康英俊豪侠，所以文章旨趣高超，辞采激烈;

潘岳轻浮敏慧，所以文章锋芒突出，音韵流畅;

陆机矜持庄重，所以文章情思丰富，文采含蓄。

通观十二位作家的文风不难发现，每一家都各具特点，它并不与刘勰所论“八体”完全吻合。

可见，“八体”并不能涵盖所有文章的风格，它说明《文心雕龙》“八体”说只是归纳了作品风格的基本类型，“八体”之间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生成丰富多样的其他风格类型。

因此，在刘勰看来，真正成功的作家是“八体屡迁”――善于吸取各种风格之长，形成自己独具的创作风格，表现为八种风格的混合型，而不是单一地追求一体。

比如，东晋文学大家陶渊明既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闲适自得的诗句，又能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金刚怒目的诗句。

又如，诗圣杜甫写风花的诗风格绮丽，写战乱的诗风格沉郁;

诗佛王维既有清新淡远的山水田园诗，也有豪气高亢的军旅边塞诗。

再如，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也写过“去年燕子来，帘幕深深处。

香径得泥归，都把琴书污。

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

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如此柔婉之词。

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文章中展现出相异的风格，这仅靠作家个性无法解释得清楚。

因为文章风格的形成，除了作家内在情性这个主观因素外，还受体裁、时代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定势》篇云：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15]“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

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

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

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

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

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16]它说明文章风格受到文体的制约。

《时序》篇云：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17]“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18]它说明文章风格受时代变迁的影响。

但是，文体、时代只能大体制约文章风格的基本趋向，不同作家由于内在情性相殊，即便是处于同一时代，采用同样的文体，其文风也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

　　刘勰在评论上述十二位作家时，运用的是同一句式，先述作家情性，再辨其文风，中间以表示因果的“故”字相连，构成了“情性+故+风格”的句式结构，因为有这样的情性，才体现这样的文风，一言以蔽之：

“文如其人”。

这一观点在刘勰之后得到普遍的认同。

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云：

“白居易赋性旷远，其诗曰：

‘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

’此旷达者之词也。

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

‘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此褊隘者之词也。

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

”[19]元代范德机《木天禁语?

气象》云：

“性情褊隘者，其词躁;

宽裕者，其词平;

端靖者，其词雅;

疏旷者，其词逸;

雄伟者，其词壮;

蕴藉者，其词婉。

涵养情性，发于气，形于言，此诗之本源也。

”[20]明代李贽《读律肤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