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辑高考语文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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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务员分类改革打破职业发展“天花板”

　　11.“不可拒收病人”要预设制度出口

　　12.幼儿园遭断电，法律保护不能“断电”

　　13.看3D自购眼镜是变相成本转嫁

　　14.招商成邀商本质不在利益驱动

　　15.“双轮驱动”扬起“中国速度”

　　16.“微传销”是撕裂社会的大隐患

　　2016-07-1409:

14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邓海建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树立中学考生杨维嘉发现，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人动了手脚。

贵州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6月29日零时正式开启，当天凌晨1时50分许，杨维嘉第一次登录系统准备填报志愿时，发现系统中大部分志愿都填写了自愿放弃，只有高职（专科）平行志愿1那一栏填写了湖南都市职业学院，所选专业为空中乘务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志愿状态显示：

志愿不能被修改。

（7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善良的孩子，遇到招生的骗子，上演了一出“被偷填志愿”的故事。

“套路”深深深几许，地方职业院校如此抢人无节操、无底线，究竟谁给的胆子？

　　故事线基本是这样的：

打电话，加微信，套近乎，骗信息，最后让考生如瓮中之鳖。

6月29日凌晨，杨维嘉在等待2016年贵州高考填报志愿系统开启的过程中，通过聊天从张珊珊（自称是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学生）处得知自己的高考第一志愿已经填报了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杨维嘉一下蒙了，再次向张珊珊确认：

“我的第一志愿被你学校填了？

”“嗯，我刚刚接到的通知是这样的。

”张珊珊回复道。

志愿被偷填了，且不可更改，抗议到最后，据称该院校长说：

“贵州的学校我们都很熟，你到时候想去哪个学校，我都可以帮忙。

”

　　于是问题就来了：

一则，高校为了抢生源而私自偷填学生志愿，这样的行为究竟是何种性质？

教育部门和警方足以利用技术手段取证坐实，那么，按照现行规定或法律，这种明目张胆坑蒙拐骗的招生行为该当何罪？

二则，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校方退避三舍而装聋作哑，有必要追问一下，此类作为是“妙手偶得”还是“一以贯之”？

而校方夸下的海口，究竟是地方潜规则还是吹牛皮而已？

　　职校遭遇的“生源危机”，已经成为中国高教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今年3月，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回应职校生源问题时坦诚，“这些年，职业院校特别是中职学校生源一直存在问题是事实。

”生源与学校发展生死攸关，因此在招生中，也难免有人在规矩和底线上方寸大乱。

志愿被篡改、被偷填的例子，近年来可谓层出不穷：

2012年高考志愿填报刚结束，四川眉山市万胜高中10余名学生发现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修改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2014年，江西省考生志愿填报工作结束后，网友“不高兴的土豆”在微博上称自己在新余市分宜二中高三（3）班的同学高考志愿被老师篡改……

　　志愿被偷填，人生被篡改。

此般行为，往大处说，涉嫌违反宪法确立的公民受教育权，往小处说，涉嫌个人信息非法获取。

从侵权责任法而言，考生也有权对涉事学校提起民事诉讼。

当务之急，除了还原真相之外，还得严肃志愿填报流程，毕业院校要教育考生多个心眼儿，而招生院校更要在制度监管之下谨言慎行。

至于作奸犯科，也该有个雷霆罚单了。

（邓海建）

　　2016-07-1509:

28　来源：

　　最近有媒体报道，北京曹女士反映，7月9日凌晨其父亲突发脑血栓，120急救医生要求家属自己找人抬病人下楼。

家属花约20分钟找到邻居帮忙。

家属称送医后医生表示患者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家属质疑急救人员要求其找人帮忙抬患者耽误了抢救时间。

此后，北京120急救中心宣传部门一位赵姓负责人称，在相关规定中，医生并没有搬抬担架的义务。

（7月14日中国新闻网）

　　急救人员该不该搬抬患者？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这个问题快要成为脑筋急转弯了。

市民从情理上推断，搭把手是天经地义的事；

相关部门从条例上考究，认为医护人员没有搬抬担架的义务。

这样的纠结，已经成为扯皮的连续剧。

比如去年11月，“南航急救事件”就曾引发社会对此问题的强烈讨论。

当时，一乘客反映，在乘坐南方航空航班时突发疾病，但北京首都机组人员和机场救护人员在谁来抬担架问题上互相推诿。

　　相关部门的解释，听起来蛮有道理：

一是急救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医生的职责，即救治和转运患者；

二是对于个别危重病人，担心在抬担架过程中出现危险。

但这样的解释，除了小鸡肚肠地“撇清责任”，似乎也并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理由。

第一，急救人员固然是医生，但，医生的职责本来就是救死扶伤，在分秒必争的急救程序里，非要教条地“按规定办事”，那么，急救职业的操守和人性何在？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教师对于校园内的意外，也是不需要伸手搭救的，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嘛。

第二，所谓担心抬担架中发生危险，不过是卸责推诿的小人之心。

面对人命关天的生命危险，专业救护人员都选择退避三舍，难道交给邻居或家人去搬抬担架就能神奇地化险为夷？

不抬，当然就没有了麻烦；

但让别人抬，恐怕只是让病患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如此趋利避害而拒绝举手之劳，这是救命还是冷血？

　　规定是死的，但人心是活的。

在相关规定中，也许医生确实没有搬抬担架的义务，但也正如相关人员所言：

作为医生或普通人而言，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搭把手、帮个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换言之，这种底线上的义务，是不需要写入规定的——就像教师要承担孩子部分监护责任，就像公交司机要对车上乘客承担安全责任一样，人性上的责任、情理上的责任，是道义、是职责，是无须面面俱到的行为自觉。

何况，有数据显示，当前北京市120和999两家院前机构全部共有580辆救护车，但现实的情况是，“目前让所有救护车均配置担架员并不容易”。

这个时候，如果搬抬担架还非要矫情地让家属找别人，急救将成为何其冰冷的傲慢交易？

　　在没人抬担架的时候，别说急救人员、就是120司机出来搭把手，恐怕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换言之，“急救人员拒抬担架”如果成为不违规的义正辞严，这个社会的道义良心，真的可以洗洗睡了。

须知，制度永远无法完美，唯有内心的律令，可以弥补教条与偏执的漏缺。

　　2016-07-1511:

30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司马童

　　在成都温江大学城内，人们对水果一条街“8两秤”的抱怨至少已有8年之久。

葡萄标价4元、李子标价3元……但这些看似亲民的价格却只是引导市民尤其学生前来消费的手段，因为那个价格只买得到8两水果。

由于缺斤少两成了常态，这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争执。

（7月14日《成都商报》）

　　“作弊秤”混迹市场并不稀奇，昧心商贩以少充多也常发生。

然而，像成都这个大学城内的水果一条街里，“满街都是8两秤”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这种心照不宣的黑心营生，居然干了8年还安然无恙，那就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要“叹为观止”、惊愕不已了。

这与其说是水果一条街，倒不如称作“坑人一条街”才更显贴切。

　　满街“8两秤”，几多“监管心”？

当地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调研员，则是煞有介事地告诉媒体记者，“8两秤”的问题他们一直在监管，既在临时水果摊区设了公平秤，又会不定期地检查摊贩们的秤具。

但现实已然表明，查得勤不勤人们不太清楚，而周边市民及大学生对此现象的长期见怪不怪，并且极富创意地私下里称之“8两一条街”，可见监管力度的软绵绵和病怏怏，确凿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累积起来的无力印象了。

　　商贩们说，“8两街”很正常，因为价格标得便宜，学生才会来买；

学生们当然也不傻，但由于学校周围只有这边卖水果，往往也徒唤奈何地没办法了；

尽管一些市民愤愤不平，称这是价格欺诈，但市场监督部门都认定了他们“一直在监管”，当然也只能是“个别问题个别对待”，且睁眼闭眼地将反常的“8两街”看作是正常的“生意经”了。

　　“8两街”很正常，恰恰映衬和折射了职能监管方面的“不正常”。

有道是一份出力应对得起一份工资，那么，一拨连水果摊贩们习以为常的缺斤少两乱象都管不好的服务者，又凭什么能够领取足额薪水，是不是只需发给“8两街”一样的“八成薪”，才更显付出与得到的公平对应呢？

我还颇有把握地揣测起，倘若真的哪怕发上一个月的“八成薪”，那个几成顽疾的“8两街”，或许很快就能变回“足秤街”了。

　　“满街8两秤”还叫“一直在监管”，这不仅仅是当地负有直接监管责任者的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其实也隐喻了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走马观花、耳目闭塞。

现如今，通过媒体的曝光和舆论的聚焦，成都这个“8两一条街”俨然已“名声在外”，成为周遭不可多得的“监管奇景”之一，试问当外人再次提到“8两街”的怪异景况，有些人还好意思脸不红来心不跳，继续辩称其“一直在监管”么？

　　也许，“一直在监管”未必是谎言，但有没有一直用心管和务实管，则可能也被有意无意地添加了水分、打上了折扣。

所以，为了对得起手中的薪水，为了对接上民众的期待，拜托千万别再让将“在监管”也忽悠成“8两秤”了！

（司马童）

19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朱昌俊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

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

（7月13日新华社）

　　诚如专家所言，中国人口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速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城镇化的主要增量来源于农村转移人口。

而考虑进城意愿、落户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不管怎么算，也填不满34亿人口的“大坑”。

换言之，34亿的规划人口，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失真”和“贪大”。

其原因，或许与城市的定位不准有关，但在现阶段，城市规划“臃肿”现象的出现，其根源仍在于规划本身严肃性的缺乏和规划权的分配失当。

　　事实上，这一点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

今年2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

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因此，《意见》提出，依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认真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由本级政府编制、社会公众参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上级政府审批的有关规定。

然而实际情况是，每一份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的出台，其背后都存在着绕开程序的问题。

　　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规划人口”对应的是，近年来各地的“空城”现象愈发多见，这是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而规划的衔接不畅和严肃性不足，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规划的非理性。

比如在“一任市长一张蓝图”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必然出现“失真”。

当然，城市主政者对城市的规划人口、面积有贪大的喜好，也仍是由于一种粗放的发展理念在作祟。

比如当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越重，卖地冲动越大，就必然越需要有更大的“规划面积”来支撑。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一些中小城镇，城市规划往往更容易出现“超前”。

　　应该说，城市规划贪大风气的流行，还不止由于规划权的约束不足，而是与整个城市的权力运行有关。

毕竟，一些地方政府动辄“造城”，发展冲动是其一，更反映出其配置资源的能力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