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晚熟原因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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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戏曲是最后成熟的。

古希腊戏剧成熟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前5世纪为繁荣期;

梵剧大约成熟于1世纪前后,2至5世纪为繁荣期;

戏曲一直到12世纪末才走向成熟。

近年不少学者从外部条件和自身特征两个方面对戏曲晚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亦不乏值得商榷之处。

例如,着眼于外部条件者所得出的"

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

这一影响至巨的结论就值得商榷。

我认为,单就"

而言,戏曲创生的艰难与迟缓也绝非经济因素一端所能解释,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一

　　将戏曲晚熟的主要原因归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见解习见于时贤论著,兹引几则,以观其概:

　　戏曲……直到宋金即十二世纪的末期才算形成……原因就在于戏曲的发展需要艺人的职业化。

因此都市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和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都是先决条件。

而这些条件直到北宋末,即十二世纪初才完全具备。

①

　　这里所列举的"

先决条件"

并不只一个,但归根到底起"

决定"

作用的或许还是"

商品经济的发达"

因为"

艺人的职业化"

和"

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

是建立在"

都市的出现"

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

的基础之上的,而"

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又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为前提。

然而,我国并非直到宋代才有城市,戏曲为何没有在此前成熟?

有学者认为,宋以前的城市只是极少数权贵盘踞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不是富裕繁华的商业城市,其突出标志是"

小国寡民"

---人口很少,缺乏足以促使戏剧走向成熟的经济实力:

　　戏剧艺术和小说一样,都应属于市民文学。

因此,它的形成与繁荣必须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队伍壮大之后,才能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众多的观众,这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其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完全封闭式的小农经济。

虽然其后曾出现过不少大的城市,如秦汉时的洛阳、咸阳,唐代的长安,四川的益都等,但都没有形成"

消费性的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方古代城市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西方的君侯居于城堡,而城市多由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因而城市多成为商品生产的集散地。

而中国古代则多是筑城封国,城市变成了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因此,城市居民也多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以及求进待举的少数文人。

②

　　戏剧是娱乐性的文艺,没有很多人看戏,就发展不起来,中国戏剧萌芽甚早,而成熟晚于希腊一千七八百年,原因就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城市长期处于"

的状态,直到十一世纪才有所变化。

③

　　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既然被视为导致戏剧晚熟的主要原因,反过来,戏剧的成熟也就成了衡量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

砝码"

古希腊戏剧最先成熟,其商品经济水平也就被视为世界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戏曲直到宋代才成熟,说明我国商品经济水平直到这时才赶上古希腊:

　　宋代的悲剧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之能得以实现,是由于北宋开国后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的壮大等等。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社会才完成了古希腊社会具备的这些条件。

④

　　这些意见并不都是错的。

只有在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人类才有可能去从事艺术生产。

必须有场地、服饰、道具等物质条件,需要有大批观众参与的戏剧,对经济条件的依赖相对较强。

商品经济的繁荣会促使商业都市的发展。

人口炽盛,经济基础雄厚的都市对戏剧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宋元时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戏曲的成熟和繁荣确实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上述意见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简单化,甚至是绝对化的偏颇,不能不使人频生疑窦:

古希腊所拥有的经济条件果真是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

具备了这一条件就一定会有戏剧降生,否则就只是因为缺乏这一起码条件?

宋以前的城市果真都是"

缺乏足以养活戏剧的经济实力?

戏曲12世纪才成熟就意味着我国此时才赶上古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看恐怕未必然。

　　戏剧的成熟与繁荣必然与发达的商品经济相伴随的论断与世界戏剧史的实际并不尽合。

试以梵剧为例说明之。

　　梵剧成熟之时,印度正走向分崩离析,贵霜帝国入侵,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经济相当落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食盐等极少数物资外,人们很少购买生产生活物资,商业和手工业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主要任务是保证王室之需。

正因为其城市只是极少数权贵盘踞的政治中心,所以,"

古代印度城市的盛衰,往往是随国家兴亡或政治中心的改变为转移的。

"

⑤梵剧繁荣之时,印度的商品经济确有发展,但远谈不上"

发达"

其水平尚在当时并无成熟戏剧的我国和师子国之下。

5世纪前后是梵剧的鼎盛期,古代印度最杰出的戏剧家迦梨陀娑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其名剧《沙恭达罗》代表了梵剧的最高成就。

此时正值笈多王朝的极盛期,商品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确有发展。

然而,此时印度仍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命脉,商品经济并不算发达---城市规模很小,市民阶层远未"

壮大"

商贸活动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5世纪初,东晋僧人法显到印度寻求佛法,他由西北向东南,10多年间遍历印度各地,然后经师子国由海道回国。

据法显述其西游见闻的《佛国记》载,当时印度人大多从事农耕,生活相当节俭,绝大多数人信佛,不饮酒,不食肉。

城市"

人民稀旷"

大的只有居民200余户,小的"

甚如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

即使像摩竭提国都城巴连弗邑那样少有的大城市,也没有多少商人,商贸活动根本没有引起法显的注意。

倒是师子国商品经济的繁荣给法显留下深刻印象:

诸国商人共市易"

"

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我国商品远销师子国。

一日,法显"

于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

触动思乡之情,不禁悲从中来。

与此相反,印度比较富裕的中部"

货易则用贝齿"

⑥这一细节颇值得注意。

　　货币因商品交换而生,是衡量商品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

贝币---金属币---纸币的货币发展史,粗略地兆示了商品经济水平由低到高的三个历史阶段。

我国夏朝已有贝币,商代贸易普遍使用贝币,战国之时金属币已普遍用于民间贸易,贝币已被淘汰,北宋初已开始使用纸币。

证之以法显对印度城市的描述,不难推想梵剧鼎盛期印度商品经济的稚弱。

　　如果真如某些学者所论,只要商品经济达到古希腊水平,就一定会有戏剧的成熟和繁荣,那么,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就应该迎来戏剧的黄金时代。

　　让我们先来看看"

古希腊水平"

到底有多高。

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雅典极盛时期商品经济水平已难以确指,但综合零星资料仍可推想其大致状况。

雅典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大约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由100个村社组成,农村人口占多数。

前6世纪初,梭伦实行改革,依据收入多少将雅典公民分为4等。

值得玩味的是,他所依据的是农业收入而不是工商业收入。

头等公民为每年可从自己的田产中收入500麦斗以上谷物或油、酒者。

古希腊戏剧趋于成熟的前6世纪中后期,雅典经济稳中有升,前5世纪又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较为活跃。

据德、法、英等国学者估算,雅典全盛时期的总人口在13至35万之间。

⑦这便是古希腊戏剧从成熟到繁荣所依托的经济条件。

　　公元前5世纪前后我国某些城市的工商业经济不一定落后于雅典。

《盐铁论·

通有》记战国商业城市之兴曰: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这里的记述尚不完全,宋之定陶,赵之离石,魏之安邑,秦之栎邑,韩之平阳,楚之郢等,都是人口众多的商业城市,其居民多在万户以上,有的达数万户,占地面积是春秋前城市的几倍或几十倍。

《战国策·

赵策》、《韩非子·

十过》和《墨子·

非攻》等记载,古时"

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而战国时"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

万家之都"

比邻相望。

《史记·

苏秦列传》载,齐都临淄有居民7万户,每户男子不少于3人,仅可充当士兵者就多达21万余人。

若每户仅以5口计,其总人口即与雅典全盛期人口的最高估算数相当。

据《史记·

货殖列传》等典籍记载,战国时"

工商食官"

的局面早已打破,许多普通的生产生活物资"

皆由商而通之"

私营的富商大贾成为一个新的阶层。

这批人不仅垄断商市,而且富敌国王,足以左右政权。

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

⑧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业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出现了"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的局面。

从工商业主占有奴隶的数目推测,某些商都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或许超过了雅典。

雅典奴隶主一般占有奴隶四五十人,多的不过百来人;

战国时我国的工商业奴隶主占有奴隶少则几百人,多的达万余人。

这些人所占有的财富远非雅典头等公民所能比。

这些记载已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目前仅韩、赵、魏亦即古三晋地区出土的战国金属货币有数十种,上万枚,这在世界上古史的考古发掘中是不多见的。

　　"

重农抑商"

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基本国策,农业自然经济是封大厦的支柱。

这种状况在戏曲成熟和走向繁荣的宋元时代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秦汉到宋代的城市都是"

缺乏养育戏剧的经济实力。

例如,西汉时人口在10至30万的商都有10多个,临淄和首都长安的人口超过50万,是世界性的大都市。

⑨唐代首都长安城区面积很大,人口近100万,当时全世界少有其匹者。

然而,"

雏形的戏曲"

还是未能在这些不知超过雅典多少倍的城市走向成熟。

　　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的"

终极存在物"

---物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一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精神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思维与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一个深刻发现。

　　但是,早在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这一原理之初,就有人对此作了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绝对化的理解。

例如,有人把"

经济基础"

单纯视为僵死的物质,忽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本体意义;

有的把经济基础的"

作用理解成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消极被动地反映前者的简单对应关系,以为某种经济状况必然导致某种精神现象,某种精神现象只能与某种经济状况相伴随;

有的把经济因素视为决定精神现象的唯一因素,忽视参预交互作用的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针对把唯物主义狭隘地理解成唯物质论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存在"

不平衡关系"

的重要理论。

马克思指出,艺术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成比例的: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

又说: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恩格斯也指出: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恩格斯还以大量事实说明,把社会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同文化发展"

对应"

起来是不正确的。

例如,18-19世纪的德国,整个社会"

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

经济"

极端凋敝"

然而文化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气象,文学、艺术、哲学空前繁